中东城市化进程：快速实现高级城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城市化进入快车道。1960—1970年，中东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95%，1970—1975年为5.1%。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东城市人口增长率为4.5%。进入21世纪后，中东城市化速度不减。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西亚城市人口已达到1.74亿，占总人口的70%。由此可见，就城市化的“量”而言，中东各国已普遍实现了城市化，且大部分国家已处于或即将处于高级的城市化阶段。而就中东城市化的“质”即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而言，整体水平仍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现象，由此造成失业、社会组织紊乱、出现城市贫民窟等诸多问题。中东国家低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不仅使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聚集了大量人口和财富，使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而且也促发了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人的嬗变。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在城市中交汇，城市要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强，导致城市社会成员心理的变化与失衡，产生心理危机。[16]城市是全球秩序最直观的表现场域，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中东城市因此屡次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前沿阵地。

经历大规模城市化后的开罗，消耗了全埃及进口粮食总数的一半，推高了进口粮食价格，政府每年不得不斥巨资进行粮补，但效果差强人意；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基础设施供需紧张，出现了大量贫民窟。人口膨胀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仅2010年，中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新增723万人。这些新增的青少年劳动者，往往缺乏劳动技能，为非熟练工人，因此更容易失业。人口素质也急剧下降。开罗在20世纪90年代，60%的人口为文盲，妇女文盲率更高。人口素质低下增加了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因素。2011年，埃及发生政治动荡时，官方统计失业率为8.5%，但实际失业数字可能更高。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孪生兄弟，工业化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以排水系统为例，20世纪60年代中东大多数城市缺乏完善的污水排放处理系统；20世纪70年代新的污水处理系统在一些大城市建立。但随着人口剧增而很快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全部污水的25%未经处理就流入金角湾，环绕该城的水域受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1980年，开罗为“世界上最喧闹的城市之一”，在车辆和行人拥挤时，开罗街上的噪音可达到80分贝以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45分贝标准。1977年末1978年初，德黑兰市政当局在没有采取任何安置措施的前提下，对大量城市“边缘群体”居住的棚户区进行强制拆迁，造成大量城市“边缘群体”无家可归。同时，缺乏一个分工科学、责任明确的市政管理机构。(www.xing528.com)

以开罗为例，城市边缘区在埃及城市中普遍存在。据估计，埃及城市边缘人口达11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埃及住房建设部1993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034处城市边缘区，大开罗有171处。其中开罗省79处，盖勒尤卜省60处，亚历山大省40处，吉萨省32处，“边缘群体”人口占开罗省、吉萨省人口比例的35.9%和62%。吉萨省是全国各省中城市边缘人口最为拥挤的省份，达225万人；开罗次之，219万人；亚历山大为111万人。

对于边缘区的治理，埃及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建造卫星城，将边缘区居民整体乔迁；二是拆掉旧房，将生活在边缘区的居民分散地迁到其他社区；三是对边缘区进行改造。由于种种原因，成效欠佳。中东城市的犯罪主体主要是居住在城市边缘区的“边缘群体”。“边缘群体”或边缘区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成为困扰中东国家政府的问题之一。如今，中东城市政府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如重视城市规划、关注民生、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但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曲折，需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