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顾名思义，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生态城镇化。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归宿。16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马斯·摩尔的城乡和谐思想；19世纪初期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的城乡协作思想；19世纪初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城乡结合思想；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是德意志著名的化学家，其农业还原理论等都对城乡关系和谐做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地吸收了他们理论中的有益观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城乡关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演化是伴随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漫长而必然的历史过程，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消失，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归宿。通过城乡融合互动，促进工业与农业的结合，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城市与乡村由对立走向融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城乡融合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存在着紧密的对应关系。
（一）城市的聚集创新效应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描述伦敦当时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使250万人集聚在一个地方，而其力量增加了100倍的现象。这说明在城市里，科学技术、人才、思想的碰撞交流，人口的聚集带来了巨大的能量，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
（二）农村的生存环境基础地位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和城市的更好发展，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发展好，用工业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成为每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过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劳动是其他一切生产劳动的基础，只有先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需求，人们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才能从事其他的活动，农业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做农村”[13]，“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4]。(www.xing528.com)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为《创业的国度》一书亲自作的序中写道：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场）成了孵化器，农民成了科学家，高科技在以色列萌发于农业。尽管土地面积小，水源有限，但是以色列仍然成了农业领头羊。在许多人仍旧错误地认为农业就意味着科技含量低的同时，以色列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农业生产力，其中科技的贡献率达到了95%。[15]
（三）城乡融合为一个生命体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16]
经济学家费孝通在《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生动地写道：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17]
对于霍华德的著名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写道：“因为霍华德不像帕特里克·格迪斯那样是一位生物学家，然而他却把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这种重要的生物标准引用到城市中来，就是：城市与乡村在范围更大的生物环境中取得平衡，城市内部各种各样功能的平衡，尤其是通过限制城市的面积、人口数目、居住密度等积极控制发展而取得平衡，而一旦这个社区受到过分增长的威胁以致功能失调时，就能另行繁殖（开拓）新社区。如果一个城市要维持它居民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这个城市必须能显示出自己有机的控制和对任何别的有机体的遏制。”这种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说明了城乡统筹的重要意义。
破解城乡二元发展的难题，既要从根本上靠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各方面改革，破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因素，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解放生产力。只有建立城乡的信任与联系，才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城市带动乡村与乡村支援城市相互促进作用。只有尽快解决三农问题，同时推进城乡的信任与融合，才能尽快缩小三大差别，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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