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经过近40年大规模扩张,由于产城分离,出现了“钟摆通勤”城市病,比如,北京上班一族,在燕郊居住;深圳上班一族,在东莞、惠州居住等。同时产业上表现出宏观层面的“东中西三级梯度差异”,在中观上则表现出“大小城市两级梯度差异”,在微观上则表现出“城乡两级梯度差异”。产业和人居生活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均衡不利于城市活力和健康发展,也影响了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目标实现。城镇与产业融合不佳,居民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相互割裂,生活服务业等依靠居民生活环境的服务业产业发展将受到阻碍,导致生活成本升高、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服务产业效益低下等城镇化问题,城镇化要素的集聚效应很难发挥。
为了避免这种产城割裂的城市病,各个城市纷纷开始注重“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是现代产业和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产城融合要求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合,“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是寻求产业与城市良性发展的路径,是功能主义向人本主义导向的一种回归。产城融合的人本主义体现在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之间的融合,是解决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路径,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居住与工作的需求。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产城融合式发展让城镇能及时加入产业的发展链条,利用自身资源加入产业生产和服务环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也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资本、人才的聚集,又能反哺城镇,在经济上提高城镇的竞争力,进一步激发城市的传统产业,吸引新兴产业的加入,实现以城兴产,以产促城,产城互动。树立“产城共荣”理念,实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创新链优化服务链,实现以产兴城、以城聚产。壮大新兴产业与提升传统产业相结合,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装备,致力于打造智能产业高地。
产城融合不单是实现职住平衡,而是要实现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平衡与融合。产业与城市的融合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既包含了产业业态的融合,又包含了城市形态的融合,互为渗透复合发展,创造出新的更大生产力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复合体。产城融合是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共促,包括空间融合、定位融合、功能融合、配套完善、结构耦合以及人文融合等。产城融合既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强化了城市发展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又有利于产业发展,巩固城市产业对创新活动的基础功能。(www.xing528.com)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纵观城市发展历程,各个城市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7]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在产业层面上,与工业化的演进轨迹切合。“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最初由霍尔在1971年提出。他认为城市发展具有生命周期的特点,“在这个生命周期中,一个城市从‘年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年老的’稳定和衰落阶段,然后进入到下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城市生命周期从本质上来讲,是主导产业群自身周期性深化的表现。因此,城市要保持平稳发展,就不能被动地受产业周期的影响,而是可以为之准备先决条件,使之尽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与转换,这就需要城市的转型。而转型的实现,通过产业升级调整产业周期,通过经济质变调整经济周期,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最终使人们可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是社会经济活动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相对集中的场所。经济转型有利于培植新的主导产业,减少城市的发展振荡,产业升级更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产业为城市增长提供经济动力和物质支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梯次升级通过发挥规模化、专业化和集聚经济作用,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的同时,大幅提高其利用效率,扩大城市就业需求,极大地增强了城市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对资源要素的吸纳能力。城市中知识的交流和外溢,有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通过提供高端技术、高质量人力资本和公共设施等要素基础,推动城市的繁荣扩张,加速企业和人口的集中。产业和产业群竞争优势的形成,将会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整体质量和经济实力,增进居民享有的福利,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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