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城市文明网络，实现世界秩序

正如怀特海所说：“事物的流变是我们必须围绕它建构我们的哲学体系的一个终极性概括。”[20]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至全世界的历程。距今1.2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发明的发展，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开始兴起。大约在6000年以前，某些网络变得愈发紧密，这应归因于各地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各种都市网络。大约在2000年前，随着各种小网络逐渐合并，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形成了，它涵盖了欧亚大陆和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域。晚近500年间，海路大通，将各个都市网络都连接成为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网络。而在最近的160年间，世界性网络开始迅速地电子化，从而使得人类交往的内容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这个全球性网络是一个将合作与竞争合为一体的巨大漩涡。这些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地球的历史。[21]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大概就是对语言的充分使用，使其具有了符号象征的意义。从此，我们人类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彰显出自己独特的唯一性。它独立创造出一个符号象征意义的世界，使人类既具有杰出的迅速演化能力，又具有了将一定数量的个体，比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将数十亿人的行为加以协同的能力。[22]

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展的过程中，另一个更加常见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更为复杂的工具、武器和其他设施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环球扩张既呼唤也促进了新技术的迅速增长，以便获取大地上多种多样的资源。而且随着人类群体开始享用更为精致的住所、衣着，使用各种新式的工具、武器、交通手段和装饰品，人类对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定居农业的发展将各种新信息引入到人类网络中。人们交换各种技术、知识、种子和饲养牲畜的经验。西南亚地区所驯养牲畜如山羊、绵羊、猪、牛、驴、马、骆驼传入欧洲，传遍亚洲大部分其他地区，也传到非洲的部分地区，较晚些时候传入了美洲和大洋洲。这种全球性农业大扩张之所以势不可挡，是因为人类同他们所牧养的牛、羊等牲畜之间紧密的关系。定居村社已开始取代狩猎者和采集者群体，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在每一个乡村中，那种面对面的交际网络具有极强的效力，从而确保了习俗的连续性。人类和犍牛可以生产出比自己消费所需的更多数量的粮食，从而为城市和文明的形成创造出一个生态的开端。各个文明的兴起改变了人类交往的网络，并使其重要性得以加强。渐渐地，大约在6000年以前，这些地方性和地域性网络中某些网络变得愈发紧密，这应归因于各地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对于各种信息、物品和各类传染病来说，具有汇集地和储藏库的功用。它们演变为各种都市网络（metropolitan webs），这类网络是以各个城市同其农业或牧业的腹地的联系以及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为根基的。[23]随着各种都市网络编织得越来越紧密，它们所传输的信息和物品的数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从而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城市总是存在于相互关联的环境中，其中包括物质的流动和信息传输。20世纪见证了发达经济体中显著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由最初依赖于制造业而转变为越来越依赖于服务行业、第三产业。这一趋势也被大规模的信息技术发展所增强，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供更加迅速的服务和实施高效的控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些运作。当代的世界城市是这些经济变化的结果，从太空看到的夜间巨大的光亮区域实际上是大量连接的信息流，是一种新型的功能空间，对于新时期的地理认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网络是建立在全球城市之间的流动、联系、连接和相互关系。这种城市间的网络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不仅应该关注全球城市的固定属性如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还要关注互联互通的全球城市中心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世界系统是由多个环环相扣的跨城市网络组成。例如，由华盛顿特区、日内瓦、布鲁塞尔、内罗毕及其他世界外交与非政府组织总部所构成的政治中心节点，以及由麦加、罗马和耶路撒冷等宗教中心构成的另一个网络。有些城市虽然表面上缺乏战略经济资本，但仍然通过它们在全球网络社会运动中的角色而获得影响力。如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已经成为世界社会论坛的举办地，瑞士的达沃斯每年1月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支撑世界城市体现的资本结构相互交织，城市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网络联系，构成广泛而相互连接的体系。另外，随着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导向的城市治理形式的局限和矛盾正在席卷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网络，危机倾向和社会生态失调不仅仅发生在网络中的特定地方，而是迅速地遍布网络中的各个角落。世界已经通过一系列交互的全球城市网络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纽约、香港、伦敦、温哥华不仅存在于有形的地图上，而且相互间复杂而扩展的家庭和商业关系跨越了三大洲。

在全球网络中，城市按照其影响力排名，按照其互联互通的程度，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纽约、迪拜和香港都不是国家首都，但从物质和资金的吞吐量来看都排名全世界前五位。城市是文明体系集合中的突出成分，城市越是归属于世界，就越是可按全球模式重新配置基础设施和分配资源。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各种跨国经济实体的作用正在慢慢地替代国家，未来将形成新的等级体系结构：地方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国家级城市、跨国级城市、世界级城市，共同形成世界城市体系。[24]规模较小的城市也可以通过联系网络，利用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在特定的领域内依靠专业化优势获得更大的发展活力。这种通过信息和交通网络分享知识和技术的过程最终将促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出现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的分工协作。

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之间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区域性、全国性、全球性的城市网络日益浮现。因此，应该在网络视角下研究城市，而非进行孤立的个案研究。各种网络塑造了城市化地域的空间形态及城市在网络中的位阶。中心城市的扩散及连接周边城市的网络化过程共同推动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周边城市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次级中心，从而使城市区域结构多中心化。面对面接触仍然是信息化时代不可缺少和替代的方式，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更是需要通过频繁的面对面接触来传递隐性知识。因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具有求心性，趋向于向全球城市、世界城市集聚。各种不同的网络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全球金融网络塑造出纽约、伦敦、东京等金融中心，全球航运网络塑造出鹿特丹、宁波、上海等国际航运中心。一个城市可能具有多种地方化优势，可能在不同的全球网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上海同时定位为全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全球化、网络化、城市化三者相互渗透，构成了信息时代城市空间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25]

全球化的过程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21世纪是一个城市的世纪，更是一个城市网络的世纪。流动空间、网络模式、全球地方化等新的空间组织逻辑塑造了不同的生产和城市景观。尺度体现出邻里、区域、国家、全球之间的相互嵌套；空间体现出大都市区相互连接成巨大的并且嵌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的区域性城市网络。在国际分工协作的作用下，全球资本通过空间配置、生产与市场中各个环节组合关系产生关联，这种关联使得世界城市参与到复杂空间体系的构成中，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城市网络系统是由不同级别的子系统组成的，可分为全球级、洲际级、重要的国家和区域级的城市网络。随着交通和通信网络、企业和组织网络等日益增强，全球级、洲际级等国际性城市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其在实现竞争战略、增强实力和增进与地方中心合作方面的能力；而对于地方中心，更多依赖于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结性。[26]

在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生活的便利，社会福利的提高，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问题、环境污染、能源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破坏问题，人类陷入最基本生存条件面临危机的困境。面对现代性和国家主导的范式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危机，学界众多学者都在进行反思。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批判，然而只重解构而没有提出解决办法。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提出建设性向度包括倡导创造性、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倡导对世界的关爱、重视性别平等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怀特海有机哲学的基础上兴起的。早在1925年，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就正确评价了现代世界的成就，指出了其局限性，认为“现代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自然和人类，应该超越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29年怀特海出版了《过程与实在》，明确提出他的有机宇宙论：宇宙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它处在永恒的创造进化过程之中。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新颖性是新旧事物转化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在怀特海有机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有哈茨霍恩、科布、格里芬、罗蒂、霍伊等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源头是现代性。以机械主义自然观、人类中心论和主客体二元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观，是以忽视和牺牲自然为特征的世界观。世界秩序学派的理论旗手福尔克被广泛视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该学派主张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根本变革，走向一个以和平、公正、富足、生态平衡为目标的世界。世界秩序学派致力于价值、整体主义、未来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变革，努力建立一种基于地球是整体、有限的观念之上的全新的世界观。世界秩序学派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教育、思想和社会运动。

世界秩序行为主体包括领土行为体（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次国家行为体（如城市）。当前，城市被认为是除主权国家之外的第二大气候治理主体：全球气候治理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的主要实现者。在城市气候环境治理网络领域，有如下重要的平台：国际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C40世界大都市气候先导集团、美国市长会议组织、世界低碳城市联盟、欧洲城市网络、气候联盟、能源城市网络、率先达峰城市联盟、世界气候变化市长委员会。随着全球性气候危机日益严峻，在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地方政府地位凸显的双重背景下，以上组织从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对全球气候或者能源问题开展一系列的国际城市多层次的合作，这些已建立的一系列的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对城市间开展合作以及城市外交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些组织活动的开展及其今后达成的共识可能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从而进一步规范国家行为，城市层面的合作通过全球治理多层次框架推动了国家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发展与进步。[27]世界经济日益网络化，城市在广袤的大地上，日益互相联系，紧密联络，在夜幕中，如同璀璨的钻石织成的生命之网，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温柔地闪亮。正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使各国和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个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领域中来。城市文明网络正在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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