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有机宇宙论与城市化改革

怀特海相信自然中存在秩序，他说：“首先，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本能信念相信事物中存在秩序（Order of Things），尤其是自然界中存在秩序（Order of Nature），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自然的秩序是指支配着那个有限部分宇宙的秩序，甚至是指我们的观察所及的地球表面那一部分的秩序。“秩序”这个词应用于形成一个社群的许多现实实有之间的种种关系。而所谓社群意指一个由许多现实实有组成的结合体，在它们之间是受“秩序”支配。“社群对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就是具有某种秩序因素的环境，这种秩序因素由于社群自身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持续存在。这样一种秩序就是贯穿于社群之中的秩序。”[1]怀特海相信不仅自然存在秩序，还存在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他指出：“历史的转化也表示了秩序形式的转化。一个时代让位给另外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一定要根据前一个时代的秩序形式来解释一个新的时代，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团混乱。鲜明的界限也是不存在的。秩序形式总是有些居于统治地位，有些受到破坏。秩序都从来不是完全的，破坏也从来不是完全的。在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内部存在着转化，也存在着向新的居统治地位的秩序形式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对流行的统治状况的一种破坏。而这正是使生命振奋的那种显著的新事物的实现。”[2]生命的本质要到既定秩序的破坏中去寻找，不断达到新秩序的目标。进步的艺术乃是在于变化中保持秩序，秩序中保持变化。随着时代在旧秩序的破坏中衰退，过程的形式就会获得包含了新的秩序的新理想。世界包含着秩序性、协同性和统一性的永恒力量。秩序要不断更新，从而使宏大的秩序不致退化为单纯的重复，永远要反映出新颖性。怀特海指出：“如果要超出有限理想取得进步，那么作为逃脱限制的历史行程必须大胆地沿着混沌的边缘用更高类型的秩序代替较低类型的秩序。”[3]

城市可以视为一个“社群”，蕴含着秩序。城市化是一个秩序不断演进的过程。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一个内在的自我超越过程，即不断地进行创造并超越过去和现在的状况，朝向一个新颖的、不确定的和可更改的将来的过程。城市生命体在破坏旧秩序创造新秩序的进程中不断成长。历史的洪流浩浩荡荡向前奔涌，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和主题，在混乱与秩序中前进。裹挟着生命的冲动洪荒之力，城市肌体吐故纳新，不断成长壮大，并把触角伸向世界。伴随着从集市、城廓到城市、城市群、都市圈，人类从原始丛林步入古代文明进而阔步来到现代。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缓慢，城市规模较小，城市化水平很低。在公元100年，当时的城市化率约为4.7%，1850年的城市化率也仅仅为6.4%，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率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工业革命之后，城市成为工业生产中心，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化，加深了地域分工，促使了工业和人口在地域上的集中。工业化的发展扩大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此阶段，城市化在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推广与普及基本实现。

“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重经济建设，逐步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促使城市化进程的加速。1960年，世界上有114个城市的人口在100万以上，其中62个城市在发达国家，52个在发展中国家。1980年，百万人口城市的总数增加到222个，其中103个在发达国家，119个在发展中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已达325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20多个。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为2930万，城市化水平为3%；1850年这一数字增加至8080万，城市化水平上升至6.4%；1900年增至2.44亿人，城市化水平为13.4%；1950年又增至7.34亿人，城市化水平上升到29.2%。[4]

2006年，地球跨过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分水岭：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了。到2050年，城市人口比例有望超过75%，有超过20亿人口正在迁往城市，其中大多位于中国、印度、东南亚和非洲。未来20～25年中国将建设300座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新城市。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和非洲。这将是迄今为止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而且很可能未来也不会再现。

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欧洲的城市化。它发端于英国，自1750年开始，历时近20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第二次是美国的城市化。由于世界工业中心的逐渐转移和欧洲移民的进入，美国城市化的速率比英国高出1倍，仅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基本进程。第三次是拉美和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城市化。[5]

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编制的《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显示：自1950年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已从7.51亿增加到2018年的42亿。尽管亚洲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当今大多数其他地区，但亚洲城市人口仍占世界城市人口的54%，其次是欧洲和非洲，各占13%。如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包括北美（2018年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81%）、欧洲（74%）和大洋洲（68%）。目前，亚洲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50%。相比之下，非洲人仍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仅有4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综合两个要素，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增加25亿，其中近90%的增长发生在亚洲和非洲。未来世界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预计将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仅三个国家，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预计将在2018年至2050年期间占全球城市人口增长的35%。印度将增加4.16亿城市居民，中国2.55亿，尼日利亚1.89亿。[6]近一半的世界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不到50万的城市中，而全球大约1/8的人口居住在33个拥有超过1000万居民的特大城市。至2030年，全世界预计将有43个特大城市，拥有超过10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来看，高城镇化率国家大体分为三个梯队：以挪威、瑞士、阿联酋等国为代表的第一梯队，表现为高城镇化率超高收入；以美国、德国、英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第二梯队，表现为高城镇化率高收入；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代表的第三梯队，表现为高城镇化率低收入。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8.5%，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4.8%，但人均GDP距世界平均水平尚有一定差距。(www.xing528.com)

在城市演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区域迁移，同时城市区域人口集聚在中心城市；城市形态也沿着“小城镇—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路径依次演变发展。此外，城市功能也相应地发生演变——集聚机制作用下城市区域表现为专业化分工，扩散机制作用下则体现为城市区域带动、引导外围农村区域发展，从而整体上表现为城市区域引领区域的全面发展。世界城市化进入空前发展、扩散和全面繁荣的时期。城市化加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数量剧增。

最近几十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信息社会的兴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工业动力，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也随之由产品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商业商务中心转变。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以及信息网络对交通运输网络的补充，大大拓宽了城市的活动空间。电梯的广泛使用，使城市的空间不仅从宽度更向高度进行拓深。在最近的20年里，世界各国再一次掀起了大城市发展的浪潮，集中表现在大城市人口又一次快速增长，其发展的基础是以知识经济加速来促使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城市功能和聚集能力的增强等。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经济结构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变，出现了超级城市，城市发展空前成熟。

城市是人类最长久和最稳定的社会组织节点。尽管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已经烟消云散，但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依然是欧亚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是超越时光的全球化存在。21世纪的城市是人类最具深度的基础设施，也是从太空中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人类成果。最早的村落变成了城镇，然后又慢慢变成了超级城市和绵延数百公里的城市带。随着人口、财富和人才逐渐向全球最重要的城市集中，这些城市也慢慢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影响力之源。

芒福德指出：如果说博物馆的产生和推广主要是大城市的缘故，那也意味着，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展，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像我们复杂而又多种多样的文明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城市机构，它能吸引几百万人在一起，大家合作，进行一切活动。城市有包容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

随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全球城市化进程出现城市与区域的空间重构。在经济活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跨国经济组织所在的城市即全球信息结点城市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或世界城市（world city），如纽约、东京、伦敦等，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和主宰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在全球化信息时代，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取决于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特别是取决于该城市与那些居于世界城市网体系顶端的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关于伦敦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与伦敦相匹敌的其他大城市，那“是人类生活最大的集中，是世界的最完全的缩影。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更能代表和体现人类”。它的新的任务是把促使世界团结和合作的文化资源传递到最小的城市单位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