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仅是商业和市场的产物，也同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一样都是生产力的产物，能够对空间进行生产，是生产力诸要素对比运动的产物。城市空间包括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城市是构成现代城市的关键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兴起，欧洲中世纪城市景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神圣空间——教堂的大量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主教在城市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控制城市的主宰。教堂、修道院成为欧洲中世纪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世纪的动态空间——庆典、仪式如比武大会、国王进城、狂欢节等基本上在城市中进行。从13世纪开始，市民空间——城市公共空间，如市政厅、市场、钟楼、市政广场、城门、大教堂等代表大量涌现。中世纪的城墙将城市和乡村截然分开，给予了城市市民不同于封建领地的优势地位。规划思想家布鲁尼、阿尔伯第和马蒂尼等借鉴古典传统的理论，纷纷提出“理想城市”理念，为后世的城市规划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列斐伏尔认为民族国家通过控制时间来塑造空间，而全球化则通过塑造空间来控制时间，消灭时间和历史造成的差异，代之以标准化和同质化，在全世界推广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这就是全球城市得以发展的逻辑。
中世纪最重要的转型是金钱、资源、技术和宗教热情的组织和整合。这些是知识在生产、使用、流传方面出现的首要变化。随着大教堂出现的不仅有石匠、木匠、玻璃工、雕刻师，还有行会和巡回商人，他们将整个欧洲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中世纪城市培育了商业意识、商品货币观念、市场观念和商业精神。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货币走上了社会经济的舞台。恩格斯说：“在这里，市民阶级有了一件对付封建主的有力武器——货币。”[20]在那里，一个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诞生于长期四分五裂、很少达成统一的众多城邦之中。1000年以后，欧洲成为金融体系的大熔炉，这个熔炉利用时间和金钱重塑了欧洲的社会关系。[21]
1099年，十字军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20年后，圣殿骑士团被建立以保护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旅行者。后来，这个任务逐渐演变成为确保钱财由欧洲到东方的安全转移。圣殿骑士创建了一个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出。这其实就是欧洲版的飞钱。出于对远距离汇款这个基本的经济功能的需求，一种全新的金融机构诞生了。从转移系统到账户记录，再到保管功能，最后到财产所有权的契约安排以及财产收益率的安排，可以说圣殿骑士金融安排的复杂性是欧洲首个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前奏。排在长途汇款业务之后，由圣殿骑士提供的最卓越的金融服务是一系列我们今天理解为银行业务的中介。伦敦和巴黎的圣殿武士修道院都承担了为国王和贵族存放贵族物品的皇家国库的职能。整个要塞都由训练有素的武士保卫，这些武士宣誓自身坚守清贫，而且还有一套监督个人存取款行为的会计制度。他们还在整个13世纪负责为英国王室征收税费和监督纳税，并且在英国和法国都经营着皇家债务账户。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圣殿骑士聚敛了成千上万的土地资产，编织了复杂的契约网络，这使他们成为欧洲的一支主要经济力量，也成为那些四处寻觅财富的君主们的首要目标。
即使圣殿骑士逐渐渗透到了欧洲的金融体系内部，他们在自己的根本使命上还是失败的。在整个13世纪，十字军国家逐渐失去对圣地的控制权。耶路撒冷在1244年被穆斯林控制，圣殿骑士节节败退，直到叙利亚共和国沿岸的最后一个圣殿骑士城堡于1302年被占领。讽刺的是，他们的没落是由于一个法国国王，而不是伊斯兰教。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覆灭始于1307年法国国王菲力四世（PhilipⅣ）对巴黎圣殿的突袭。骑士团成员被捕后，被关押在圣殿的地下城中，被指控为异端，并遭受了刑讯逼供。[22]
威尼斯的石质建筑保存着在中世纪早期充当国际银行的教会机构的痕迹。马可·波罗在威尼斯的生活则向我们展示了这座城市古老金融体系的另一部分。在马可·波罗生活的13世纪，威尼斯是一个拥有沿海殖民地的帝国，从达尔马提亚海岸直到克里特岛并穿过爱琴海。1204年，威尼斯军队洗劫了拜占庭，掠夺了古城的财宝。不过，威尼斯商人将他们的经商范围推进到了远超君士坦丁堡和圣地的地方。像古希腊人一样，他们建立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的贸易航线。这使得他们能够进入古丝绸之路并与北方民族进行贸易往来。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国后曾被囚禁在热那亚，1298年，他最终被释放，回到了威尼斯的家中。在他家附近有一座里亚尔托桥。里亚尔托汇聚了航海巨头、企业家、金融家、投资人、投机者、银行家、借款人、保险代理人、经纪人、货币兑换商、税务机构成员等。各种金融服务的空间集约化使得从事金融中介业务变得容易。威尼斯采取了一种相当新颖的方式来融资——发行公债。威尼斯债券及其在里亚尔托的二级市场代表了对国家乃至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新型金融技术。对于国家，它代表了一种能将未来资源转移到现在的工具。威尼斯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公民在政府债务的创建和维护上拥有发言权。对意大利早期的金融家来说，时间是一个重要维度。威尼斯里亚尔托的金融体系扩散到意大利的其他地区，最终扩展到欧洲的货币中心。
中世纪城市由对封建农本经济的补充和附庸演变为对封建制度的侵蚀物和对立物。中世纪城市培育了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和货币金融等新的经济特征。中世纪城市工商业活动与农业活动不同，人们有上升的机会，可以靠技艺和勤奋进入富人行列。新的商业理念开始形成。城市工商业的基础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货币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商品货币意识不断渗透。为了得到货币，贵族们也“屈尊”从事商业活动。商业活动逐渐从经济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带动西欧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市场意识和冒险进取精神开始孕育。近代西欧的殖民扩张，正是城市工商业对市场的需求，终极目的是将产品市场从欧洲扩张至世界。随着商业的发展，在追求利润的行为下，人们逐渐养成理性计值意识，发明了借贷复式记账法，产生了新的财富观、消费观和时间观。在中世纪城市中还产生了许多近代经济方式和经营方式，如信用与汇票制度、钱币兑换商、保险业、对外贸易公司乃至现代股份公司的雏形——规约公司。
城市新经济方式的最高表现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出现了商人资本家；另一条道路是“商人直接控制生产”而变成了资本家。16世纪有一首歌谣，歌颂该世纪初纽伯里城呢绒制造商约翰·温奇库姆的呢绒工场，1000多人辛勤工作，梳毛、纺纱、织呢、浆洗、修剪、染色、扦制等重要工序一应俱全。[23]中世纪的城市培育了新的社会力量即市民阶级，城市也最终变成了向封建主义进行革命性挑战的场所。市民阶级包括手工艺资本家、商人资本家、商人、律师、医生、公证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的精神劳动者等。随着城市的兴起，除了教会学校，世俗教育也发展起来。城市学校主要有两类：一是为上层市民子弟开办的以提高人文修养为目的的学校，二是手工业行会创办并监督管理的职业技术学校。在城市学校发展的基础上，兴起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则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高级化和专门化。随着商业和教育的发展，中世纪城市开始形成平等自由观念，甚至可以用“自由城市”代替“自治城市”，所有的中世纪城市都是一种社会共同体。“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文明精髓在中世纪城市中得到最初体现。城市市民的平等法律，共同遵守法律法规的契约意识，城市政治运行中的民主程序，促进了民主机制和法治传统的形成，侵蚀着封建法统。
怀特海指出：“每一种现实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极性的，而物质性继承关系本质上伴随着一种概念性反应，部分地与之一致，部分地引入相关的新的对比，但常常是引入着重、评价和目的。把物质的和精神的方面结合成一种经验的统一体，这就是自我形成的过程，它是一种合生，依据客体的不朽性原则表现出超越它的创造力。”中世纪城市中封建体制下逐渐孕育出近代文明的元素：平等、自由、法治、契约、大学，是一个对比的过程，一个合生的过程，一个生产力发展引发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是文明不断创造、超越奔向工业文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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