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并非愚昧落后,黑暗无光。它既上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深厚底蕴,又承转了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直接源头。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是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城市的继承,同时也是近代城市建设的垫脚石。中世纪欧洲在经济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城市的兴起,正是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城市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的一种独特体系,将古代既已存在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速了欧洲从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乃至现代化进程的过渡。中世纪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这种自治,一方面是相对于封建领主统治的自治,另一方面则是自我管理或自我统治。基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中世纪城市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这赋予了它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7—9世纪开始成型,到11、12世纪开始大规模兴起,再到13世纪凸显成熟形态,最终到14世纪达到饱和状态,中世纪城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融合了宗教、军事、商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大学、市政厅、行会等新的城市元素。
同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大都市相比,所有的中世纪城市都是很小的。一个繁盛的商业城市,包括长期定居的商人和足以吸引外国经商者的集市,通常只有5000左右的居民。许多住在这种城市的人还可在周围农村耕种土地或在城市周围的共有地上放牧牲畜。在西北欧,只有伦敦、布鲁日、根特这几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才有多至4万的居民。意大利的大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和那不勒斯——有10万左右人口。整个中世纪(以及此后相当长时期),欧洲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但是,由于城市累积了巨大财富,开始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而这和它们的人口数量是极不成比例的。[4]
商业活动促进了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形成,正如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写道:“显而易见,商业愈发展,城市愈增多。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出现。可以说,城市的诞生和商业的传播亦步亦趋。开始是城市仅仅出现在海边和河岸。而后,商业渗透的面扩大,另外一些城市沿着联系这些最早的商业活动中心的横断道路建立起来。”[5]
在商业复兴时期,欧洲的主要贸易路线是两条。第一条商路起自于地中海沿岸城市马赛,由这里经各河流系统(如罗讷河、莱茵河等)分数条支线深入欧洲大陆内部,实现地中海和内陆的贸易往来;第二条商路起自城市化发达的北意大利城市群,由阿尔卑斯山口进入德意志,经莱茵河到达各河流沿岸重要城市(如纽伦堡、美因茨、科隆等),沟通阿尔卑斯山脉南北的城市群。商路的形成和贸易往来的发展,使得欧洲大陆的城市获得了发展的良机。一些商路上的重要地点(如河流交汇处、道路交叉口等)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10—13世纪,中世纪城市蓬勃发展。在欧洲大陆上,中世纪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世纪城市化最高的地区与商业发达的地区是一致的。有数量巨大的小城镇广泛散落在欧洲大陆上,但是作为中心地的城市大部分是沿河发展起来的。有的位于河流交汇处(Confuluences),例如:根特(Ghent)、美因茨(Mainz)、科布伦茨(Coblenz)、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位于河口位置,例如:比萨(Pisa)、马赛(Marseilles)、汉堡(Hamburg)、但泽(Danzig);有小岛容易到达的地方:巴黎(Paris)、斯特拉斯堡(Strasboug)、里尔(Lille)、莱顿(Leiden);有自然港口:南安普敦(Southampton)、威尼斯(Venezia)、热那亚(Genoa)、鲁昂(Rouen)、安特卫普(Antwerp);浅滩布鲁日(Bruges)、乌特勒支(Utrecht);还有一些河流和道路的交会处:法兰克福(Frankfurt)、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等。
河流对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哈尔福克·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曾说道:“人们发现,在那段时期,欧洲的城市建于河岸上,经常是在支流的汇合处或者潮软的源头,而且最自然的地方聚集地几乎与河谷所在地相吻合,它们的边疆大约在分水岭。举例来说,在欧洲中心的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或者在英国的约克郡和莱斯特郡都有一批这样的地区。”中世纪时期水路运输较陆路运输具有优势。河流有利于加强各地区之间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为文化和经济跨地区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中世纪城市多兴起于河流沿岸,或者河流入海口处。特别是国际大都市位于河口位置,兼具了河运和海运的双重优势。而在欧洲内陆地区,河运对内陆城市的发展更为重要。“凡是在中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都是与海洋有联系的。或者位于海岸,或者离出海口很近或者在入海的大河之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怎样利用大海这一天然通途发展商业贸易事业,是这些城市能否兴盛的关键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6]
位于河流入海口的港口城市占有很大的比例。有的城市在河流的一侧,例如英国的伦敦在泰晤士河的北岸,科隆位于莱茵河沿岸;河流穿过城市的中心区域,罗马地跨台伯河两岸;位于两河之间的城市有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洛布里加特河流经城市西南,巴索斯河流经城市北边。德国的纽伦堡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其名字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背山靠水的城市有意大利的米兰,位于阿尔卑斯山与波河之间。还有博洛尼亚,位于北部的波河和亚平宁山脉之间。位于河流交汇处的城市也数量众多,比如法国的里昂,位于索恩河和罗讷河的交汇处。低地国家的根特位于利斯河和斯海尔德河的交汇处。除此之外,还有位于河流入海口处的城市,比如葡萄牙的里斯本,位于特茹河注入大西洋的河口。德意志地区的吕贝克和低地国家的布鲁日也有河流经过,并且离海岸较近。但是需要运河将城市与海连接。[7]
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是地球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欧洲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明显地烙上了城镇的印记。例如,亚德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城是欧洲中世纪一系列繁荣兴旺、光彩夺目的明星城市的杰出代表。这座城市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得益于它同远东的长途贸易,贩运香料、丝绸及其他名贵商品,也得益于“十字军东征”的军事补给以及经阿尓卑斯山麓至西欧不断发展壮大的贸易。如意大利作家马蒂诺·达·卡拉莱在13世纪晚期说:“商队商品经过这座城市,如泉水涌出泉源。”到15世纪,威尼斯将近十万众的人口就挤聚在亚德里亚海滨潟湖周围岛屿上。威尼斯城因它包容、接纳外国人——佛罗伦萨人、犹太人、希腊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弗拉芒人——不仅形成了丰富良好的社会环境,发展了自己手工艺、贸易、经济,还营造出一个文学艺术万花盛开的时代,把托斯卡纳文化、拜占庭文化,源自北欧的弗拉芒文化,都融会到一起,形成文艺复兴时期发达的威尼斯艺术风格。文化繁荣的背后,是新型区域自治政治制度的支撑,它发挥了灵活多样、推陈出新的管理效用,把全社会积极因素都包容进来。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指出:地中海城市林立是个老生常谈的事实,这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事实同它的后果联系起来。道路纵横和城市林立是地中海典型的人文现象。这个现象统治一切。农业即使不发达,也以城市为归宿,并且受到城市的支配,更不用说城市成就了巨大的农业。由于有了城市,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比自然条件所要求的更加急促。由于城市,交换活动比其他活动更受重视……地中海的历史和文明,都是城市的业绩……一切都以城市为终点。地中海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一条道路、一个城市对另一条道路或另一个城市的胜利,甚至在16世纪也是如此。[8](www.xing528.com)
意大利港口城市的崛起,是中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早期阶段开始的标志,地中海地区从来没有哪个商业中心城市能像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利古里亚海沿岸的热那亚以及第勒尼安海沿岸的比萨和阿尔马菲那样,使商人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法国香槟区的市场和德国的贸易中心,到13世纪之后,又经海路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佛兰德斯地区和英国。
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国家以及黎凡特港口的财富不断吸引着西方的商人和统治者。在横跨地中海的东西贸易扩张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来自西欧和西北欧的商人,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也由此建立了全新的、充满活力的贸易制度。由于欧洲南北之间的贸易的增长,掌控地中海与西北欧之间的大西洋航线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相应地,北欧和南欧不同的造船方法与航海技术不断融合,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欧洲水手得以探索未知的海域,并发现了全新的世界。
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首都,因此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文化融西欧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东方文化为一体,独具特色,形成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文化的高峰。9世纪中期,一批强悍而又有远见的统治者,使拜占庭国运有所改观。大约在巴西尔一世创立的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帝国进入了黄金时期。拜占庭在军事、政治和商业等方面,实力都达到了顶峰。它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贸易兴旺,学术和艺术发达,东正教的影响扩及欧洲的斯拉夫国家。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帝国初期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统治下所未及的规模。
拜占庭帝国能够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经济基础在11世纪之前一直非常坚固。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拜占庭的国力和安全得之于行政部门的效率,那么正是凭借帝国的商贸,它才得以供养这些部门。”在这几百年间,远距离贸易和城市生活在西欧几近绝迹。而在东方的拜占庭,贸易和城市依然很繁荣。在9世纪和10世纪,君士坦丁堡成了来自远东的奢侈品和西欧的原材料进行贸易的中心。到1180年,已有6万外国人在该城的商业区居住经商。仓库和市场上堆满了豪华丝绸、奇珍异宝、珐琅金属工艺品,雕刻精美的象牙、香水、香料、皮革制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人们简直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等富饶的城市”,一位法国史学家曾发出这样的赞叹。此外,拜占庭帝国还培育并保护自己的工业,尤其是丝织业,同时在11世纪之前一直以其稳定的金银铸币著称。君士坦丁堡盛时常年人口可能高达100万。此外,帝国其他一些大的都市中心文化也都很繁荣。中世纪诗人但丁创作了名著《神曲》,《神曲》全长14000多行,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神曲》全面展示了中古文学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广泛传播了哲学、科学、神学、历史、诗歌、绘画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被后人誉为一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世纪百科全书”。但丁的故居便位于佛罗伦萨。
12—15世纪,欧洲经历了一次巨变。千百年来,地中海与北海和波罗的海一直被次大陆隔开。不过到了14世纪,海上航线和内河航线连接起了所有的欧洲海岸地带,形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网络。在公元一千纪后期,为了保障地中海与黑海、波罗的海之间贸易的持续进行,瓦兰吉人在东欧开辟了内河航线。13世纪时,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也开辟了从地中海到北海的航线。这推动了商品、思想以及疾病(尽管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的传播。到15世纪,欧洲各地的商业联系已十分紧密,一个人可以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买到俄罗斯的毛皮,从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商人或黑海沿岸的塔纳的威尼斯商人那里购买商品。中世纪欧洲的商业之所以最终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区域间交换及资源分配的步伐加快。同时,追求新市场的能力也不断增强,无论是在欧洲人熟悉的地中海与欧洲大陆还是在神奇而陌生的东方国度都是如此。[9]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伦敦继威尼斯之后成为欧洲最著名、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它也令一批批外国游客倾倒陶醉,其中包括伏尔泰和海顿。伦敦城本系古罗马人建造,雄踞英国最大河流泰晤士河之上,扼守河口战略要地。14世纪40年代欧洲爆发可怕的黑死病时期,伦敦已经是欧洲主要城市和英国国都了。现代文明破晓时,伦敦幸运地享受到一段流星般飞升的时代。身为大西洋海港,兼欧洲强国之一的首都,伦敦到1750年已成为全欧洲——可能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了。尤重要的是,它那些极富活力、训练有素、素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都源源不断地注入商业、制造业、服务业构成的都市万花筒之中。伦敦,像威尼斯一样,也对外来人口敞开胸怀,不但欢迎汹涌而来的讲英语人口,也欢迎其余如法国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爱尔兰人、黑人的到来。进入19世纪,伦敦一跃成为世界大港、帝国都城、商业制造业中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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