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有机宇宙论：怀特海与范畴的对比演绎

宇宙是一个完整系统，它通过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实现自身：一个维度是不可观察的，一个维度是可观察的并且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观察的深层维度简称为“A维”，而可观察之维则是显现出来的维，简称为“M维”[1]。A维无形无限，反物质、暗物质蕴含其中，是宇宙生命体的神经系统和传感系统，A维和M维共同为一个整体，共同维系着宇宙生命活力。对观察者来说，它们之中一个是基本维，一个是经验之维。经验之维中事件的多样性显现着基本维中支配着它们的各种相互作用的统一性。M维中产生的粒子和粒子系统不仅彼此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而且与A维也发生相互作用。每个粒子和每个粒子系统都有怀特海所说的“物质极”，通过这种物质极，它们会受到M维中其他粒子和粒子系统的影响；同时它们还有怀特海所说的“精神极”，通过这种精神极，它们会受到A维的影响。怀特海把这些影响叫作“包容”——即世界的其他部分对时空中的粒子和粒子系统所起的作用。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沐浴在这个A维和M维的整体之中，感受着宇宙丰富的生命信息，产生创作灵感，于是有了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和城市。

关于“对比”范畴，怀特海说：“对比，或在一个包容中综合多种实有的方式，或模式化的实有。”指的是多个命题综合而成的有差异甚至对立的组合和结构。它不仅与复合统一体的内在结构相关，并且直接造成更为复杂的多样性，是多层次的不同非纯粹潜能的交织。他又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关系’都是从对比中产生的抽象。一种关系可以在许多对比中发现，而当它这样被发现时，就可以说它把互相对比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个范畴立足于各种实有彼此之间因不同的关系而在包容中形成不同的结构，或者形成某种模式。这主要是对包容中的实有的内在关联即结构的强调。由于对比，多样性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差异和关联，以至呈现为网状多维关联的复合体。从命题的单维关联的多样性，到对比的多维关联的多样性，存在的多样性就具有了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形态，从而表现为世界的生态复杂性，这就为多样性注入了无比丰富的内容。[2]A维和M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日益对比丰富的世界，人类社会从古代进入中世纪后，各种建筑风格，城市风貌涌现出来，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美和秩序。正如怀特海指出的：“一个持续的客体从承继物和新颖的结果之间的对比中获得感觉强度的增长，而且还从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结合起来的承继物的稳定节奏性质获得增长的强度。这个持续客体具有重复发生的影响力、对比的强度以及两个对比因素之间的平衡。”

中世纪的商业连接、技术连接和宗教连接使欧亚大陆文明实现整体化。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使欧亚大陆完全的统一成为可能。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腹地。穆斯林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锡兰等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中世纪时期文化和技术激荡传播的城市有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当时巴格达拥有一批翻译家，一所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除了翻译和研究波斯与印度的科学论文，还翻译和研究大量希腊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著作。

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的帝国能与唐朝匹敌。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约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3]

随着南宋的建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商人和泰米尔商人被吸引到泉州，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港口。在与东南亚的贸易中，福建商人直接参与更多的是长期的进口贸易。瓷器仍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产品，瓷器生产集中在明州、温州、泉州和广州等港口附近。(www.xing528.com)

13世纪的蒙古帝国版图包括朝鲜，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它是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而且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能够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的发明还有指南针。除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有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发明还有船尾舵、马镫和胸戴挽具等。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1405—1433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远到达过东非、红海。郑和的船队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向西穿过孟加拉湾，先后到达锡兰和古里，从南京到古里的航程约为4500英里。后四次远航（1413—1433年）中，船队到达了更远的地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亚丁及阿拉伯半岛的其他港口，还到达了东非港口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休）、卜喇哇（今索马里布拉瓦）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在最后一次远航中，一支小分队被派往孟加拉国，一些回族船员（如马欢）乘一艘当地的船从亚丁驶往吉达后到访了麦加。

郑和的远航对区域经济、政治联盟甚至宗教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区域商业的扩张，使印度洋吸引了欧洲商人关注的目光。铸币的引入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