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起源理论认为以下一些因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是城市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水文学因素，很多早期城市通常处于依赖灌溉和受定期春季洪水控制的农业地区；人口压力因素是指人口密度增长而野生食物资源日趋匮乏促进了农业食品生产和城市生活的转变；贸易需求因素说则观察到无数的城市中心是围绕市场区域发展的；防卫需要说认为城市起源是因为人们需要聚集在安全的军事防御设施中得到保护；宗教缘由说认为寺庙和其他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出在最早期城市居民生活中宗教的重要性。宗教精英集团通过对圣坛祭品的控制得到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因而能够影响那些促进城市起源发展的社会变化，从而强化与早期城市增长涉及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变革相关的社会组织变化。
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拥有城市化的最早期遗迹，其时期是大约公元前3500年。这是所谓新月形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东部。这个区域的河流泛滥，平原上淤积了肥袄的土壤，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都分农业村庄的人口大量增加，形成了苏美尔帝国的众多城邦，包括位于现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城。当地仍存留部分庙塔。庙塔地基为长方形，四个角正对着东西南北，墙面越高越向内倾，单调的表面装饰着不具功能的拱壁。在东北面的墙上有一道长直的阶梯，向上通往一道高过地面12米的大门，原先有两层舞台，最上方有一座庙。古代苏美尔（位于伊拉克南部）被称为“文明的摇篮”，因为那里的早期城市中有无数的发明。这些早期城市创新的遗产在后继的文明中留存下来，在当代城市中仍依稀可见——在书写、数学、车轮、以六十进制来计量时间等的使用中。[4]
美索不达米亚的另一个历史新阶段——巴比伦的卓越兴盛——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早期。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间，在汉谟拉比（Hammurabi）的统治下，巴比伦成为一个版图涵盖从马利（Mari）和尼尼微（Nineveh）到波斯湾的帝国的首都。汉谟拉比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现存的最古老法典的创造人。[5]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伟大成就是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洛（Mohenjo-Daro）两座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为交通便利且规划整齐的大道，还提供各种系统的公共服务，经过了清晰的规划，城市布局和配套设施都相当完善、合理。城市为当时的商业和政治中心，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www.xing528.com)
城市是生命创造、拼搏奋斗、延续至今的载体，是生命的外化的一部分。文明和城市在历史上就是珠联璧合的——拉丁文中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从一开始，城市就一直是在人类进步中创造某些最不可思议的突破和发明的试验炉。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写道：“虽然如此，城市的胚胎构造却已经存在于村庄之中了。房舍、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此时尚未形成专门化的集市——这一切最初都形成于村庄环境之中：各种发明和有机分化都从这里开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复杂结构。”城市正是凭借这样的复杂多样性，创造出高度的统一体。而这种新型的城市综合体又能使人类创造能力向各个方向蓬勃发展。城市有效地动员了人力，组织了长途运输，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加强了社会交往。城市还在大规模发展市政工程的同时促进了发明创造，此外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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