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的启示，以怀特海有机宇宙论为基础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与宇宙的关系是怎样的？生命哲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等为代表的西方生命哲学流派以“非理性”著称。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尼采的与宇宙生命本体相融合的酒神精神；柏格森认为生命是宇宙的两种运动：物质运动和精神运动的综合作用的产物；狄尔泰认为生命是世界的本原，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的冲动，是一种能动的创造力量。《周易》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哲学，生命是《周易》哲学的中心。“天地絪温，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就像新生命的诞生不但需要男人同时也需要女人，天地相合，才会有五彩缤纷的物质世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在《周易》看来，宇宙整体是一个生命不断生成发育、洋溢着无限生机的大化流行的世界。《周易·系辞上》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对从自然到人类的生命创生过程的描述。

“道”是道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范畴。“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王弼《老子指略》）也就是说，“道”是天下万物的最初起源，也就是世界演化的最初生长点。《淮南子》中说的要更为具体形象：“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淮南子·俶真训》）。在道家那里，“道”不仅是万物由之而来的共同生命源头，它同时还是自然万物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庄子及其后人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天道》）。总而言之，世间万物正是由“道”产生出来，并又靠着“道”的力量不断生、长、成、灭，从而使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与演化过程之中。美国人文物理学家卡普拉就宣称：“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21]澳大利亚的生态哲学家西尔万和贝内特也主张：“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层的生态意识。”[22]同道家一样，儒家思想中也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命哲理。

道、儒两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与当代的一些生态学家一样，直接把大自然看成了地球母亲盖亚一样的生命体。首先提出“盖亚假说”的化学家J.拉夫洛克认为地球这颗行星上不仅充满着生命，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生命。因为它像人体一样可以自行组织、自我调节，能够将这个行星的环境始终维持在有利于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而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与这种观点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之处。因此在儒家典籍中，“天”与“地”作为万物之父母，常常同时并用，如《荀子·王制》“天地者，生之始也”；如《春秋繁露·观德》“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等等。同禅宗格言“人人自心本有佛性”相对应，佛教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是艺术家；受“佛性遍一切处”的泛神论影响，佛教认为宇宙万物并非死物，而是一山一水有“性情”，一草一木皆“神明”，客观事物所蕴含的生命力与审美主体自身的生命力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如明代唐志契所云：“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23]

无论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4]，还是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5]，抑或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26]，在哲学层面，我国古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存方式是以宇宙生存论、有机整体论、生命价值论及“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主张经历不断的努力，使自然生命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和美地结合统一，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大和。

芒福德指出：“人类历史刚刚破晓时，城市便已经具备成熟的形式了。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27]中国4000余年辉煌的历史发展，曾经创造出2000余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一般而言，我国古代城市均具有相对稳定的外在形态及与之对应的美学含义，形式的语言反映了古人对宇宙的理解和人生的理想。城市因此超出了本身作为聚落的功能含义，从而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散布田庄中的住宅都出现一种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和星宿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就是我国古代城市哲学美学的直观表达方式之一。[28]据史学界考证，目前可探明的我国古代城市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古籍中对此也有相应的记载。例如，《世本》中“鲧作城廓”，《吴越春秋》中“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居人，此城廓之始也”。关于城市产生的根源以及功能，《礼记·礼运篇》写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29]

这些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园林、陵寝乃至民居的建设中均有体现，并凝结积累为我国古代城市的艺术传统。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巧妙结合，把自然环境要素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自然山水，结合人工完善、发展，兴建园林，使之有机结合；城市的水系建设与自然水系合理贯通，使其不仅具有军事防御、漕运等功能，还往往具有供水、防火、防洪排涝、农业灌溉等综合利用功能，同时对调节城市气候、美化城市环境发挥重要作用。[30]李约瑟（J.Needdham）在评价故宫建筑群的艺术特色时就指出，故宫是把“对自然的谦恭的情调与崇高的诗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31]。

从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存在长达2300余年，但中国传统城市的基本形态特征（例如城市的平面形制、城市内部分区模式及空间形态等方面）却得以不断发展完善并始终保持下来。中国传统城市规划设计的构成要素，如城垣、宫殿、坛庙、官署、市场、宅第、街道、沟渠等无不遵循一定的美学原则进行规划和建设，而这些原则更是历代相延，贯穿数千年的城市建设史。中国传统城市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为根本，通过城市构成要素的艺术创造及城市生活的艺术欣赏构筑了审美理论，并表现为城市美学的至高境界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内在默契。

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人们关切天地万物中的自然法则，以顺应自然现实的态度积极地生活。所以城市的规划，首先要考虑贴近自然，“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32]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聚居生态体系，虔诚地将自然作为最高法则，自觉地将城市的规划设计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也构成了中国传统城市艺术追求的原点。在我国传统城市的形态中，山、水、城、人协调统一，有机共生，反映出各系统间的合作共存和互惠互利的现象，形成整个城市空间系统的有序性与和谐性。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城市的山川河流都是有生命的，大地有如人体，是一个有着经络穴位的自然有机体。宋代地理学家蔡元定指出：“水则人身之血……火则人身之气……土则人身之肉……石则人身之骨……合水火土石而为地，犹合血气骨肉而为人。”例如浙江金华县，“金华诸山蜿蜒起伏，势如游龙，腾空架云，高为潜岳，雄压万山，左右分支，连屏排戟，拱卫四维。西南诸峰数重，近者横如几案，远者环如城廓”[33]。现存的北京紫禁城、明十三陵、遵化清东陵、易县清西陵，以及广泛分布的城镇、村庄、寺庙、民居等，都是古代匠人营造活动成功的典范，表现出古人在美的表达上无比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

中国传统城市“寄情山水”的审美取向是山水哲学、文学、美学与自然的综合呈现，是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气韵”所在。古代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从大环境到建筑群，直至建筑单体、景观的建设，从初期选址到后期营造中都可以找到山水文化的痕迹。例如在南宋临安的城市选址与规划中，宫城位于城南凤凰山东侧的山岗小平原上，其西北面的凤凰山和吴山海拔不高（60～80米），也是宫城的一部分。此地居高临下，北望西湖和城区，一览无遗；南眺钱塘江、大运河，西视南高峰、北高峰，风光秀美。夏季，此地是全城最凉爽的地方。西北面临湖，临江有三座塔，位于小山上，使湖山更显文化气息。因此，主要兴建于唐、吴越国、北宋、南宋时期的杭州城市布局，是最具代表性的南方山水文化城市规划杰作。[34]

中国传统城市设计美学思想中的“和谐”，正是意味着以丰富、多样为美，以整体性与有机性为美，按照有机统一的艺术原则进行创作，将城市组成元素整合为既统一，又具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整体，从而天生带有当代生态美学的意蕴。我国传统城市美学观念中深蕴着“无往不复”“逝者如斯夫”的时空观，并在与之相映衬的规划设计手法的诠释下，使人们超出眼之所见的审美范畴，通过扩大了的城市时空意识，去体会此时此地之外的人和事、情和意，引导人们从有限的空间进入无限的空间与时间当中去，得到“景外之景”与“象外之旨”的美学意境。

中国古代哲学之通性是“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追求“一贯之道”，“不但要使超形上学由理想阶段搬到现实世界与人生社会中来完成实现，同时更要放大眼光，透视宇宙的全体、人类生命的多方面，形成一种价值与别种价值相互之联系。中国的形上学可以称为机体形上学，注重机体的统一、思想的博大精深的各方面，而中间还求其会通、求其综合”。[35]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与美学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必然地导致了城市美学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局限。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朦胧、混沌而非精确化的，它内含着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依顺。尽管这种整体思维有其独特的优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缺乏分析的缺陷。同时，混沌的整体思维带来的设计思维定式是静态的，它所强调的稳定性、延传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城市美的追求。对于古制、祖制、先王之制的盲目遵从和对创新、变革的禁锢是十分严重的，并极大地阻碍了传统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与美学思想的开拓式发展。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宗法伦理思想渗透到一切社会和人生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美学观念与思想表达，并强烈地表现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坛庙、都城、宫殿、陵寝等具体营建中，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也因而成为一部“在场”的“政治伦理学”。这部“政治伦理学”不仅仅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还要通过城市与建筑物的对称、均衡、韵律、尺度等形式美原则以及数字、色彩等象征手法共同演奏出“礼乐合鸣”的乐章。[36]我们对传统生态城市美学既要传承也要不断自我超越。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一特性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37]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38]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城市建筑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城市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同“生”的概念是息息相关的，“生”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远古认知。建筑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建筑也是有灵魂的，建筑承载着一种无声的语言，从一砖一瓦中透出的灵性，就是建筑的灵魂。当建筑与生命的信仰、哲学相互融合，人们透过建筑去追求生活的质量。正是建筑中追求生命的维度，让生命更加丰满，更加自由飞扬。在生命哲学的浸润过程中，建筑也与生命哲学的圣洁状态相结合，形成了与之匹配的丰富多彩的建筑美学类型。美与生命同步诞生，生命的盛衰存亡决定着美的变化，美的发展变化推动着生命不断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生命奋进前行，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和体现。建筑之美、城市之美、城市文化精神同样也是自由生命的跃动与张扬。

对怀特海来说，生命就是争取自由，争取表达的新颖性，争取更多的自我决定而不是被决定。一个活的有机体（如人的身体），就是这种自立的框架、“关联”或“社会”的一个例证。他说：“要在个体有机体发展的同时进化出一个有利的环境，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每一个有机体对环境的影响都应当有利于其他同类有机体的持续。此外，如果该有机体也有利于其他同类有机体的发展，那么，你就已经获得了一种适于产生下述观察状态的进化机制：有大量具有高度持续能力的类似实体。因为环境自动地与物种一起发展，物种也自动地与环境一起发展。”[39]其阐述了人类社会协同进步、共同繁荣的道理。

怀特海有机哲学的理论认为：“每一合生都指涉一个确定的自由的开始和一个确定的自由的终结。开始的事实对一切机缘都有同等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开始的事实是宏观宇宙的事实；而最终的事实对该机缘是特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最终的事实是微观宇宙的事实。”[40]城市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生物物理等因素驱动城市体系、城市生活、社会生态、土地利用、建筑环境与城市景观的变化。生态城市是人类与自然都能够共生的城市，是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度开放和高效利用，居民安居乐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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