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城市：城市生命与一般生命的比较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与空间环境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具有生命的人的因素使城市表现出各种生命特征（见表2-1）。城市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表现为扩张、集聚、萎缩、突变、死亡等各种现象。城市的发展不仅有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更有产业升级、功能跃迁等质的变化，逐渐形成完整的功能和自组织结构。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机构和关系群体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都具有感知和反应能力，使得城市整体表现出外部环境或内部结构引起的变化的感知和自发组织应对能力。城市的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且能不断地自我更新、淘汰、修复，表现为城市的成长、完善、创新和超越。每座城市都存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都具有某种主动适应环境的有机秩序和进行内部协调的自组织机制。正如怀特海所说：“实际事态自我形成中的那些活动，如果协调起来，便可产生有生命的群集。那些活动便是将初始阶段的接受转换成终极阶段的预想的中介精神作用。只要事态的诸精神自发行为不相互阻挠，而是通向纷纭万物中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就会有生命。生命的实质在于有目的地引入新奇事物，同时诸目标又要相符。这样，新奇的情况就会遇上适于稳定目的的新奇作用。”[7]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恰似生命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进行营养物质摄取和废物排放的新陈代谢过程，城市通过对人力、技术、资源、能源和文化等外界多种要素的消化、吸收、转化和分解，持续进行着城市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等各个方面的重构和再造；[8]类似于生命体的成长和发育特征，城市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扩张、集聚和升级等各种现象；类似于生命体应激特征，城市对环境具有感应能力，具有自组织能力，不断与外界发生能量和信息交换；类似于生命体的遗传现象，城市结构具有自我进化和相对稳定性，并且能不断自我更新、淘汰和修复，表现为城市的成长和完善。

表2-1　生命现象与城市现象的比较[9]

城市是人的聚落，百万级以上活动着的人口聚集在城市里，使得城市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生命网络。城市是按照自身内在的规律运行的，并有自己的程序逻辑、调控法则和激励机制，是一种“遵守自律规则”的行进方式，其每一局部、每一细小的变化和演进都关系着整体，是一个不断积淀和更新的过程，是缓慢而稳定的量变积累过程。这种“自律规则”表现出城市发展中的一种宏观必然性，也体现着城市自身的基本需求。城市的空间演进有着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就是人要有生存和生活的空间，同时受到自身的需求和内部条件制约，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和制约，各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城市空间的演进。

当外部条件与内部功能需求和组织结构相契合时，城市可以大量地汲取外部资源，并转化为内生式的发展动力，城市表现为迅速地集聚和扩张，即城市的发展，否则就会松散、萎缩，出现城市的衰退。城市侵入型突变表现为短期出现大规模建立、替换和损伤，主要体现为城市由无到有的建立和迅速扩张。城市更新可以理解为城市自发的、较为温和的突变，一般会保留原有主要的城市功能，尊重旧有的城市结构和形态。

由于城市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变迁程度和速度不一致，而城市又是由高度整合的各个不同的子系统组成，各个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从而使城市空间演进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景象，渐变中伴随着突变、继承中伴随着创新、连续中伴随着间断。城市的突变和更新现象可以用生物学中突变和再生的理论来解释，突变是新城市类型产生和城市多样性保持的根源。城市的突变和更新表现出城市对于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同反应，这些反应使城市产生相应的适应性改变，最终使城市的内部系统及结构组合更具优势，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进而使城市的生命力更加强大。[10]

20世纪40年代，薛定谔把新陈代谢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负熵说”，认为生命是一种依靠新陈代谢持续面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系统。他认为新陈代谢的本质就是有机体成功地在活着的同时使它自己从它必然产生的熵中摆脱出来。哈姆伯图·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兰西斯科·瓦里拉（Francisco Varela）等在1974年提出自创生论，认为生命就是一个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生产组织，这个组织在空间上是整体的、不可分的，在时间上又是连续运作的。一个活生命就是一个能连续地自我生产其本身结构的自组织系统。美国里德学院的哲学教授马克·贝多（Mark Bedau）1996年提出灵活适应说，认为“解释生命的多样性统一特征的根本原则似乎是适应过程中的那种灵活性——即它对生存、繁殖，或更一般地说，繁盛问题中遇到的难以预料的变化能够产生新奇的解决办法的恒久能力”。

对于生命的研究源于公元前，人们从动植物的饲养繁殖开始研究生命的特征和迭代规律。随着解剖学、生理学、细胞学、遗传学的兴起，人们对于生命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生物学的研究也由器官水平深入到了分子水平。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跨越生物体意义上的人工生命和人工社会概念对生命研究增添了新的内涵。生命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而各种机器或组织具有的类似生命的机能毕竟是人的思维活动加给它们的，机器或组织本身不能自我设计、自我制造，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人在起作用，城市也是这样。(www.xing528.com)

生命具有目前人类认识到的最为复杂的系统构成。而城市作为人类活动涌现成的有机体，随着人类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变得越来越复杂，城市中专业分工的细化、信息网络的遍布、各产业各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变得越来越敏感，对内、外环境中的变化会作出快速、敏锐的反应。借助生命科学的视角来观察研究城市现象，能够更加直接和直观，可以更加接近问题的核心和本质。生命都具有复杂、自组织性和整体性等基本特征，这是其与非生命的根本区别，城市系统作为“人工生命”，其组织结构和演化过程也同样具有复杂、自组织性和整体性特征。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果实，并孕育新的生命历程，纵观城市发展历程，各个城市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在产业层面上，与工业化的演进轨迹切合。“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最初由霍尔在1971年提出。他认为城市发展具有生命周期的特点，“在这个生命周期中，一个城市从‘年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年老的’稳定和衰落阶段，然后进入到下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城市生命周期从本质上来讲，是主导产业群自身周期性深化的表现。因此，城市要保持平稳发展，就不能被动地受产业周期的影响，而是可以为之准备先决条件，使之尽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与转换，这就需要城市的转型。而转型的实现，通过产业升级调整产业周期，通过经济质变调整经济周期，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最终使人们可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是社会经济活动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相对集中的场所。经济转型有利于培植新的主导产业，减少城市的发展振荡，产业升级更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雅典宪章》将城市划分为各种分区或组成部分的做法，导致城市管理者为了追求分区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在对《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进行充分的反思后，1977年12月提出的《马丘比丘宪章》，目标是将城市的不同部分重新有机统一起来，强调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城市看作在连续发展与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

莎士比亚似乎早已明白我们与城市之间的根本共生关系。在他的戏剧《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一位名为西基尼乌斯（Sicinius）的罗马护民官浮夸地说：“城市即人。”平民们则坚定地回应说：“的确，人即城市。”城市是新兴的复杂适应社会网络系统，是居住其中的人们持续互动的结果，并因城市生活所提供的反馈机制而不断提升和进化。世界上的大都市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活力和精神，成为创新和兴奋的源泉，也为城市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韧性和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建造师协会院士亨利·丘吉尔在他的著作《城市即人民》中写道：“这就是今天城市的现状。它们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正是因为城市实际上就是人民，因为人民喜欢住在城市里，所以才有城市的存在，而城市瓦解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11]

怀特海说：“如果我们不把自然界和生命融合在一起，当作‘真正实在’的事物结构中的根本要素，那二者一样是不可理解的；而‘真正实在’的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各自的特征构成了宇宙。”[12]城市的主体是有生命的人，城市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界，城市因而具有了生命特征，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联系构成了城市，城市把触角伸向远方构成了城市网络，城市网络拥抱着地球，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昼夜不停地旋转运行，孕育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