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对大学国际化组织策略的认知及学术职业困境思考

大学国际化组织策略是支撑教师生存和发展学术职业的国际化校园氛围的基础。通过对量表B中各题项的统计和计算发现（见表7-1），S大学青年教师对于本校的国际化策略整体上表现出较高认知度。其中，超过3／4（77.2%）的青年教师认为“学校在选聘任用新教师时将申请者是否具有全球化或跨文化经历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M＝4.05，SD＝1.13）^[7]，表明大力引进海外师资在青年教师看来是当前大学最重要的国际化策略之一。被调查者同时也普遍认同国际化战略和国际教育在学校整体战略发展中的重要性，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对于“国际化战略是学校战略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际教育是学校战略发展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两个题项的打分均在4分及以上，且个体间意见分歧较小（标准差分别为0.98和0.94）。相比之下，青年教师认知或者说认同程度最低的策略是“教师有机会参与制定学校的国际化战略规划”（M＝2.77，SD＝1.15），仅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在学校以及专业院系相关国际化策略制定方面拥有充分的参与表决和话语权。另外两项评分较低的国际化策略分别是“学校对教师（在学术职业范畴）参与全球性或跨文化活动给予充分资金”（M＝3.07，SD＝1.16）以及“学校为教师（在学术职业范畴）参与全球性或跨文化活动提供充裕的经费外资源”（M＝2.93，SD＝1.11）。仅有1／3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对于青年教师提供了充裕的资助（37.6%）以及资金以外的其他资源供给（31.6%）。

表7-1　大学国际化策略各题项的均值和标准差

为了进一步了解S大学青年教师对本校国际化策略环境的认知情况，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上述量表进行降维处理，使其成为由少数核心因子代表的可观测变量。笔者首先利用SPSS 22.0软件对量表B进行了KMO（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原量表包含10个题项，计算结果显示KMO值为0.834（＞0.7），Bartlett's球形检验值显著（统计量为1 683.399［df＝45］，p＜0.001），说明问卷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提取和分析后发现量表B包含2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36.767%和32.233%，累积方差解释能力达到67%，表明筛选出来的这两个因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但量表题项“院系领导支持教师参与全球性或跨文化活动”在这两个因子的交叉载荷均大于0.5，经考虑后予以删除。删题后的量表B包含9个题项，重新检验后的相关信息如下：KMO值为0.807（＞0.7），Bartlett's球形检验值显著（统计量为1 514.114［df＝36］，p＜0.001），依然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对保留题项做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获得两个新的因子，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37.528%和33.282%，累积方差解释能力达到70.810%，表明筛选出来的这两个因素具有良好的代表性。通过检验这两个因子的内部信度发现其信度系数均超过0.80，说明用它们来测量大学国际化策略在青年教师认识中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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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大学国际化组织策略”题项的主成分分析载荷图

图7-1和表7-2呈现了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情况。根据重新编码后的数据显示，包括s1、2、3、4和7在内的五个题项在因子1的载荷均达到或接近0.7，其内容主要涉及学校（包括院系）在操作运行层面制定或实施的一系列旨在推动青年教师投身国际化实践的举措，比如让青年教师参与决策制定、设立绩效指标，以及提供经费、资源和专业服务，其反映的内容与问卷设计时的理论建构（“操作落实”维度）基本吻合，为了方便后文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后命名为“激励支持”。包含s5、6、8和9的4个题项在因子2的载荷均高达0.8以上，其内容聚焦于大学管理层面的决策、组织和规划，包括将国际化以及国际教育置于学校发展的战略优先级，以及将教师的国际化经历和参与情况与教师的人事聘任和考评晋升决策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后命名为“政策规划”。

表7-2　大学国际化策略的题项内容与维度划分

对上述两个因子的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青年教师对政策规划（M＝3.918，SD＝0.877）的赋值接近“比较符合”数值^[8]，说明学校在管理决策和人力资源建设方面的师资国际化策略对青年教师意识层面的影响力较大。激励支持（M＝3.030，SD＝0.933）的均值接近“一般”数值，说明青年教师对于学校在操作和服务层面的一些具体国际化举措了解不多、认同程度不高，或者对其中涉及的一些内容或实施情况并不是很关注。总体而言，从青年教师的视角来考察，S大学在国际化政策规划方面的影响力显著高于激励支持（t［249］＝14.675，p＜0.05，d＝0.93）。换言之，S大学的国际化策略环境主要呈现为一种以政策规划为主导的影响或作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