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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解析学术职业困境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表4-9反映了8所案例院系中的调查对象自2014年以来的国际发文情况。③另外还有极小可能性是被调查者未能及时更新个人简历信息,导致这一时期的国际发文情况未能为纳入统计。综上所述,人文社科领域青年教师的国际发文数量整体上低于自然科学领域同行,但个体间论文发表的数量的差异相对较小,表明这种相对有限产出的情况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一定普遍性。

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解析学术职业困境

在国际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简称“国际发文”)是S大学中多数青年教师普遍涉足的国际化活动之一,也是几乎所有被访教师普遍提及的重要国际化参与形式。鉴于不同学科教师在国际发文难度方面的客观差异,以及不同专业院系可能会对专任教师的国际发文提出一些区别性要求,本节选择从S大学人文、社科、工科和理科四个类别中分别抽取两所专业院系,并对这些院系中被纳入调查范围的青年教师的简历信息[30]进行梳理,从中获取其国际发文情况的数据。为了便于客观分析和比较,笔者对于专业院系的选择主要依据以下标准:①被调查单位为本科型院系,原因是这类学院总体设置比较规范,不同岗位青年教师的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同时也代表着包括S大学在内的多数中国高校的典型院系模式。②被调查单位中至少包含10名被纳入本研究调查范围的青年教师,以确保实际统计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程度。根据S大学三年为期的聘期设置规定,本研究仅统计青年教师在最近3年内(2014~2016年)的国际发文情况。不过,考虑到科研成果产出通常具有一定的延后性,笔者实际统计的是教师自2014年以来的所有国际发文情况(统计的时间窗口为2014年至2017年8月)。除此之外,鉴于当前学界对于如何计算一名学者在学术论文发表中的实际贡献量的问题尚存争议[31],笔者基于实际调查需要和综合因素的考量,对国际发文的计数标准作如下约定:①以第一作者(包含共同署名第一作者)发表计1分;②以二人合作中的第二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发表计0.5分;③作为多名共同作者中的非第一作者(但是通讯作者)发表计0.5分;④作为多名共同作者中的非第一作者(非通讯作者)发表计0.25分。

表4-9反映了8所案例院系中的调查对象自2014年以来的国际发文情况。总体而言,自然科学领域内的青年教师整体发表论文数量明显高于人文社科领域同行,但不同专业院系内部教师个体之间国际发文数量存在较大差别。例如,在船建学院,少数青年教师三年多来未曾显示产出过国际性科研成果,但个别教师的个人产出却高达9篇以上,超过了该学院至少7名教师在同一时期国际发文数的总和(7名教师没有发表论文或低于2篇)。相比之下,人文社科领域青年教师国际发文的数量整体上比较有限,但同时个体间差异也较小(0.5879<SD<1.9348),表明这种相对“低产”的国际发文情况并非某几位教师所独有,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该学科领域内青年教师普遍的国际科研产出状况。进一步结合这些数字背后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些重要信息:

表4-9 部分专业院系青年教师的国际发文情况统计

(www.xing528.com)

说明:上表中的“简历样本”指的是笔者通过网上简历搜索实际获得的有效样本数量。

首先,青年教师在最近三年多来的国际发文数量与该教师本身的学术产出能力可能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其中一个重要支撑依据是,多名青年教师简历信息中的国际科研成果发表情况止于2014年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但在此之前却拥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产出。对此情况的推测和解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这些青年教师已获得一定数量的学术资本累积,国际发文对其个人学术发展的价值已临近边界或不再有明显提升作用;他们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可能已逐渐转移至其他更重要或者当前需要承担责任的领域(如主持重大科研项目,指导学生或者担任院系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等)。②科研工作的实际产出本身具有一定延后性或不确定性,部分教师在被调查期间可能正处于等待科研成果成长和成熟的阶段,短期内暂时还没有新的科研成果产出。这一点在人文社科领域可能更为明显。与大多数自然学科相比,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产出周期往往更加漫长,学者们在应对某一课题时通常需要更多时间去沉淀、酝酿和准备。③另外还有极小可能性是被调查者未能及时更新个人简历信息,导致这一时期的国际发文情况未能为纳入统计。

其次,人文社科领域青年教师国际科研产出数量与该教师本身的学术产出能力可能也不存在必然关联。其中两个重要支撑依据是:①多名青年教师的简历信息中呈现了在国内学术平台发表的丰硕科研成果,表明这些教师并非没有科研产出能力,但仅是国际发文这部分的表现不够突出。其中可能包含的原因如下:一是部分学者的某些研究方向(或选题)具有本土特色,其相应科研成果可能更适宜在国内平台发表,以飨国内读者。此外,也有部分青年教师可能因为个人教育经历以及已形成的研究范式影响,尚不具备在国际性平台发文的经验。②多名青年教师的简历信息中包含多种其他类型的科研产出,包括以中文或外语撰写的专著(包括合集中的章节)、科技报告以及书评等。尤其是在外语和法学两个专业院系中,笔者发现,由于被调查对象的海外求学背景以及研究方向的差异性,他们选择国际科研产出的形式更加多元化,仅用于撰写学术著作的语言就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可见,与多数自然学科相比,人文社科类学者的国际科研产出方式更难客观比较。甚至对于部分学科以及其中部分研究方向(如中文、历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国际发文也许并非最理想或者在其学科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科研产出方式。

综上所述,人文社科领域青年教师的国际发文数量整体上低于自然科学领域同行,但个体间论文发表的数量的差异相对较小,表明这种相对有限产出的情况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一定普遍性。造成这种客观差距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学科自身产出规律特征以及具体研究方向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不同学科对于科研成果产出方式的要求和需求也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凭借国际发文数量(脱离相关背景)来衡量教师国际化参与程度的做法是有缺陷且存在争议的。例如,对于A学科的青年教师而言,每年能在学科领域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1~2篇高水平论文已属相当高产的表现;但对于B学科的同行而言,这样量级的科研产出水平可能连进入学术圈的资格都达不到。这也提醒高校在针对教师的科研产出考评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学科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提供更加灵活和适切的考评标准,以确保教师能够获得更加宽松的成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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