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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不同专业背景的本土国际化参与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立假设是各类群体对应的均值都不相等,即不同组间群体在本土国际化参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青年教师,他们在本土课程教学、学生指导以及项目合作对应维度均值的Levene检验不显著,在科研探索对应维度的Welch检验也不显著,因此不能拒绝各类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各维度均值相等的原假设,表明工作年限对于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的积极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不同专业背景的本土国际化参与

为了了解教师专业背景与其在本土范围内国际化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了另外四个(原)假设。对立假设是各类群体对应的均值都不相等,即不同组间群体在本土国际化参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0:μ不足3年=μ4~6年=μ7~9年  (入职时间)

H0:μ教学岗=μ科研岗=μ教学科研岗  (岗位类型)

H0:μ正高职称=μ副高职称=μ其他职称  (学术职称)

H0:μ文科=μ社科=μ工科=μ理科  (学科背景)

假设4:不同入职时间(1=3年及以下;2=4~6年;3=7~9年)[13]的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各维度的均值相等,即在校工作时间与青年教师本土国际化参与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假设5:不同岗位类型(1=教学岗;2=科研岗;3=教学科研岗)的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各维度的均值相等,即日常工作中偏重何种学术职能与青年教师本土国际化参与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假设6:处于不同学术职级[1=正高职称;2=副高职称;3=其他职称(讲师和助教)]的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各维度的均值相等,即学术职称与青年教师本土国际化参与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假设7:隶属不同专业领域(1=工科;2=其他自科;3=人文社科)[14]的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各维度的均值相等,即学科方向与青年教师本土国际化参与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表4-6呈现了有关上述四个假设的论证过程,具体信息和分析结果如下:

表4-6a 不同类别青年教师的国际化参与均值和标准偏差值(专业因素)

(续表)

表4-6b 不同类别青年教师的国际化参与的差异性分析(专业因素)(www.xing528.com)

(续表)

1.入职时间与本土国际化参与

本研究设定的工作年限包括三类:工作时长为3年及以下、4~6年、7~9年,分别对应教师的三个职业发展阶段,即职业初期、职业前期和职业中期。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青年教师,他们在本土课程教学、学生指导以及项目合作对应维度均值的Levene检验不显著(p>0.05),在科研探索对应维度的Welch(W)检验也不显著(p>0.05),因此不能拒绝各类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各维度均值相等的原假设,表明工作年限对于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的积极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后续访谈调查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发现:虽然青年教师个体间的国际化能力和参与态度存在差异,但笔者并没有明显感受到被访教师因在校工作时间及所处聘期影响而造成的参与行为差异。

2.岗位类型与本土国际化参与

当前S大学青年教师聘任的学术岗位主要有三类:教学岗、科研岗、教学科研并重岗。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受聘于不同岗位的青年教师在项目合作对应均值的Levene检验中显示p>0.05(p=0.446),且方差F检验p>0.05(p=0.90),表明这三类教师在该维度不存在显著统计差异。研究同时发现,三类岗位的青年教师在课程教学、科研活动以及学生指导对应均值的Levene检验中的p值都大于0.05(0.068<p<0.784),但方差F检验值都小于0.05(0.003<p<0.022),表示不能拒绝三组均值相等的原假设,但对立假设并不明确。为进一步验证可能存在的组间差异,研究使用Tukey's事后检验程序(Post Hoc)分别对上述三个维度分别进行独立检验。结果发现,在偏于个体导向的科研探索方面,科研岗青年教师(M=4.20,SD=0.77)和教学科研并重岗青年教师(M=4.17,SD=0.86)比教学岗青年教师(M=2.90,SD=0.52)表现更为活跃,但前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过,由于本研究包含的教学岗青年教师的样本量太小(n=5,2%),此类差异对于整体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因此可以基本认为岗位类型对于S大学青年教师的国际化参与不存在显著影响。

3.学术职称与本土国际化参与

当前S大学不同学院在教师的职称定名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个别院系直接使用或借鉴国外高校终身教职轨系列中的一些职称头衔,包括助理教授、长聘教授(tenure track)等。另外,学校还推出诸如“特别研究员”和“特别副研究员”等职称。基于统计分析的实际需要,笔者在咨询了校人事管理者的意见后,将问卷样本划分为四个职称类别,分别是:教授及同等职称(包括长聘教授、研究员、特别研究员)、副教授及同等职称(包括长聘副教授、副研究员、特别副研究员)、讲师(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员)、助教(包括研究实习员)。由于问卷样本中仅包含2名助教,为了方便分析和说明,笔者在统计时将被调查者分为教授、副教授以及讲师和助教三类,分别对应正高、副高和其他职称(中初级职称)三个类别。从各类人群占比来看,接近半数的青年教师具有副高职称(48.4%),是四类群体中占比最大的;超过四成青年教师为中级和初级职称,其中44.8%为讲师,0.8%为助教;仅有6%的青年教师已获正高职称。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具有正高职称的青年教师(M=4.70,SD=0.52)比具有副高(M=4.23,SD=0.78)和中初级(M=4.01,SD=0.91)[15]职称的青年教师在个人主导的科研探索方面的国际化参与程度更高,但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后期访谈获得的反馈信息,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与教师个人所拥有的学术竞争资本紧密相关。相对于副高及以下职称的青年教师,具有教授职称的青年教师在国际化学术资源(如国际知名度、学术人脉和国际化科研能力等)的积累方面更具优势,也更有可能在国际性平台发表科研成果,并获取与海外学者保持长期合作交流的资源。不过,由于问卷样本中包含的正高职称青年教师的样本量(n=15,6%)较小,因此在本研究中也可以认为职称类型对S大学青年教师的国际化参与不存在显著影响。

4.学科背景与本土国际化参与

本研究结合被调查者最高学位及其任职学院的所属学科门类情况(特别是对于实际样本数量的考虑),将问卷样本中的青年教师划分为三类,分别对应工科、其他自然学科(本研究主要涉及理科和生命科学),以及人文社科(包括经济、法学、哲学语言文学等)。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①工科(M=4.29,SD=0.78)、理科以及生命科学类(M=4.19,SD=0.74)青年教师比人文社科类同行(M=3.82,SD=1.00)在个人主导的科研探索方面的国际化参与程度更高,但前两者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可纳入自然学科大类统一考察。②人文社科类(M=3.02,SD=1.09)比工科(M=2.56,SD=1.00)、理科以及生命科学类(M=2.47,SD=1.06)青年教师参与国际性项目合作的程度高,但后两者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可纳入自然学科大类统一考察。

根据后期访谈获得的反馈信息,笔者认为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国际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以下简称“国际发文”)是青年教师在科研探索维度最重要的参与表现之一。与人文社科相比,学校对于自然科学类青年教师国际发文的要求更为明确,客观上促使这一群体更加积极寻找开展国际化科研工作的机会。另外,由于自然学科整体上更具有国际性、全球可比较的特点,自然科学类青年教师对于了解和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动态的内在动机也更为明确和强烈,并且更加倾向在国际性平台发表科研成果。如一位来自理学院的青年教师强调国际发文是其所在学科领域的“标配”,“除了SCI论文,其他论文没有什么价值,在我们这个领域,SCI论文是最基本的”(F15)。第二,与高度依赖实验室以及各类实体研究器材的大多数自然学科相比,作为一种“软科学”的人文社科在研究场地、研究工具甚至参与研究人员的选择方面都更为灵活,能够更好地适应并开展各类以团队主导的项目合作,并且克服在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时空阻隔。

综上所述,入职时间与青年教师在本土国际化参与的表现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但基于院系设置的学科领域对于青年教师在本土科研国际化领域的参与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教师在科研探索方面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人文社科领域同行;但在项目合作方面的参与程度低于后者。此外,不同岗位类型以及学术职称的青年教师在科研探索方面的参与程度亦存在一定差异,不过由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相关类别青年教师的样本数量有限,这一差异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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