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察自然奥秘，徐霞客登峰缩地探极

也曾失望过，也曾哭泣过，然而，当他登上高山之巅，钻进岩洞深处，所有的忧伤便不翼而飞。也曾苦难过，也曾欢乐过，可是，当他出生入死，终于踏上了魂牵梦绕的南极的时候，他又开始考察起这里的地质地貌了。

明朝中叶以后，一些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学者，思想逐渐摆脱了落后习惯势力的束缚，逐步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生活中，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研究。

他们大都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不屑也不愿再去空谈那些所谓的理性的东西。

而过去那种封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科举读经的取士制度、不利远游的封建礼教以及重视室内考证的研究方法等，长期以来，给以自然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局限，严重地禁锢了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在研究方法方面，自明中叶以后，逐渐开始运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手段。

如果说，明末以前地理学所取得的成就多半是不自觉地通过实践观察而取得的，那么明清之际，较多的学者已经自觉地把实地考察作为进一步认识山河大地的先决条件。

比如17世纪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便坚持把实地考察的方法放在首要地位。他的研究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使世界地理学向前进了一大步。

明崇祯十年（1637年），正值初夏时节，这时，徐霞客已是年过半百，然而壮心不已，宝刀未老，在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远游中，途经湖南，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

徐霞客不禁赞叹不已，人间怎么会有如此的仙境？但见那一座座挺拔的山峰竞相争秀，有的像玉笋林立，有的似剑插地，更多的如柱似锥，参错罗列，林立成队；那清澈见底的漓江和桃花江像两条绿色的彩带，蜿蜒飘动在翠绿的山间；那引人入胜神奇多彩的洞穴，更是无限美妙……此情此景，促使徐霞客情不自禁地写着：这漓江两岸的山峦，犹如“青莲出水”，那阳朔更是一片“碧莲玉笋世界”，令人迷醉。

徐霞客从桂林一路游将过去，直到云南东部罗平附近，到处都是“峭峰离立，分行竞颖”，山势“参差森列”，犹如“卓锥拔笋之岫”。

徐霞客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滇东真好比“复见粤西（即广西）面目”。

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这类丛立的峭峰，在祖国的大西南，从滇东直到湖南道州，蜿蜒磅礴数千里，实乃中华奇胜！至于桂林等地，所常见到的孤峰疏落的点缀在平地之中，那主要是因为该地石灰岩的质地远较峰林地区的为杂。他不光对桂林山水感兴趣，对江河也如此。

徐霞客的家乡在江苏省江阴县，正是长江入海的地方。他每日看到浩浩荡荡的长江水，流量是如此大，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曾经发誓，一定要找到长江的源头，看看这么多的水都是怎么来的。

起初，徐霞客从书本上看到长江发源于岷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于是就在心里想，既然黄河的河源更远，那么它的水量一定要比长江大得多了。

后来有一次在河南省，看到黄河的水流量很小，宽度也不及长江的三分之一，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

后来，他又到过陕西、甘肃和云南的金沙江一带，才明白原来长江所受的水远远超过了黄河，从而弄清了江水大于河水的问题。

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下了著名的《溯江纪源》，纠正了沿袭已久的长江发源于岷山的错误认识。

徐霞客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探索大自然奥秘的伟大地理学家。在他遍览名山大川后所写的大量游记中，探讨了很多自然地理现象的成因。

例如他在福建旅行的时候，看到建溪和宁洋溪（今九龙江）二水的流速相差比较大，据他猜测二者的流速相差恐怕有十倍，而所发源山脉的高度则大致相同。

由于入海的路程，建溪是800余里，宁洋溪只有300余里，因此他认为二水流速的缓急与河源距海的远近有关，距海近的河床落差大，而水流急。

后来，徐霞客又远游西南，在湖南和广西看到河流两岸的峭壁和岬角时写着“山受啮，半剖为削崖”，“两旁石崖，水啮成矶”，正确指出了那是受流水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对于岩溶地貌的落水洞和石钟乳成因的解释，也大都合乎科学的原理。

由于徐霞客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也认识到自然界中各种地理因素的关系。例如通过对植物的观察，阐明了植物与高度、温度和风速的关系。

他在游天台山时写道：“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洌。”游云南棋盘时说：“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

徐霞客对中国的岩溶洞穴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前往大西南之前，就曾游历过江苏宜兴的庚桑、善卷洞；浙江金华的双龙、冰壶洞。

听说桂林有个七星岩，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前往探察。

在他到达桂林后的第三天，他便急冲冲地钻进了七星岩。

从洞的北口进入洞内，看到七星岩洞果然气势非凡，结构复杂。它共包括了上下两个洞府，上洞称七星岩，下洞叫栖霞洞；共分六个洞天，总长达三华里还多。

洞内石钟乳悬垂而下，千奇百状，仪态万千：有的像跳跃的鲤鱼，有的像“猴子摘桃”，有的如“青蛙跳塘”，有的似“双狮抢球”、“双蛇入洞”，还有的很像南瓜、龙眼、莲藕、荔枝，真是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再加上流水深潭，交相辉映，不禁使徐霞客叹为观止。

过了一个月以后，徐霞客再度游览了七星岩。这次游览，他把重点放在踏勘、考察及地理研究上。

他考察了七星岩所在的整个山体，查看了七星岩西面、东南面和北面的15个山洞洞口，并且分别作了描绘，收入《徐霞客游记》之中。

当然，徐霞客所深入考察过的岩溶洞远远不止这些，他在西南旅行的时候，就考察过一百多个，还没有包括那些只是在洞外看看的岩洞。

长期的观察研究，使他积累了较多的观察材料，所以，徐霞客对中国岩溶地理作出了许多确切、生动的描述。

比如，他在记述广西三里城地方佛子岭的一个洞穴——南岩时，就指出“洞与涧皆磨砺以成云”。

也就是说，岩溶洞穴是因为流水的机械侵蚀作用所造成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有着很强溶解能力的地下水，朝着石灰岩的裂缝曲曲折折地渗透下去，年深日久，就会把这些裂缝溶蚀，逐渐扩大，形成复杂的洞穴。

又比如，对于洞内的石笋、钟乳石一类奇特景物，徐霞客认为那是由于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经过蒸发后碳酸钙凝聚的结果。

徐霞客还努力采集植物、岩石和化石标本，直到临死之前还在病榻上研究远游带回来的岩石标本。

徐霞客（1587－1641），生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南旸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祖国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之情，曾经阅读过不少富有旅行探险内容的地理书籍。

但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早就立下了遍游“五岳”的志愿。他从22岁开始出游，到逝世前为止的30多年里，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跋山涉水，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以达到他所希望的弄清祖国伟大山河的真实面目的目的。

他在广西考察的时候，曾经两次遇盗，三次绝粮，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卖掉了，才得以活命。

还有一次，在广西柳江的一条支流上考察的时候，一不小心，一下子掉进了汹涌澎湃的江流之中，他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语，过了好久，才被江水冲了出来。

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去探索，他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既定的目标，继续探求大自然的奥秘。

在数十年的考察过程中，他一直都不耻下问，虚心请教。

在《徐霞客游记》中，还记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崇祯十一年8月下旬，他奔走跋涉于西南山川之间进行实地考察。一天黄昏时分，他来到了只有二三户人家的柳树村。当时，大雨滂沱，而到下一个目的地路途还比较远。于是他就决定在这儿借住一个晚上。

他来到了一位非常穷苦的姓陈的农家，说明了来意。这位姓陈的农民非常热情，赶紧把他让进了家。然后又是打水给他洗脸，又是炒饭给他吃，还把家里唯一的一个鸡蛋煮了给他吃，然后又叫他把湿衣服换下来，一直用火给他烘干。

徐霞客非常感动，连声称谢。他觉得在这里虽然盐都吃不到，睡觉又没有稻草垫着，但人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正是由于他在长期的旅游过程中，经常能够同穷苦人民打成一片，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山水情势的知识，获取了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宝贵经验，才能对我国喀斯特以及河川水文、地貌、植物地理、地质等地理学各个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清朝的初年，也有一位与徐霞客同样重视实地考察的人，这就是水利专家陈潢。

陈潢自小就不喜欢咬文嚼字做八股文章，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水利这一门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尤其注意研究黄河的问题。

为了彻底根治黄河的水患，搞清黄河的各方面情况，他徒步对黄河进行了综合考察，沿古老的黄河而上一直到了宁夏。

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他奉旨帮助当时的河道总督治理黄河。在制定治河工程计划的时候，他坚持主张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的计划。

他还不止一次地对靳辅讲，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好黄河，必须先实际考察黄河的“地势之高下，水势之来去”不可。

但靳辅却固执己见，不采纳陈潢的意见，因为他认为黄河两岸的形势，历代的书籍和地图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再去考察。陈潢再次据理力争：“今昔之患，河虽同，而被患之地不同，今昔治河之理虽同，而弭患之策亦有不同，故善法古者唯其意是法而已。若欲考载籍以治之，何异按图索骥，刻舟求剑耶？”靳辅这才勉强地同意了他的计划。

由于陈潢深知黄河的地势和水文特点，同时又大量吸取了前人治河的经验，因此，在陈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黄河实行整改以后，黄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成灾。

陈潢提出，治理黄河应该“彻首彻尾”，即不光要治理黄河的上游，对于黄河的中下游也应该进行综合治理。因为陈演充分考察过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情况，这才提出了这种观点。

在近代地理学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力图能够搞清楚一些地理现象形成的原因。

在古代或中古时期的地理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地理现象的说明，注重简单描绘地理现象，而很少去探讨其成因。这种情况已逐渐为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地理学家所不满。

比如清朝初年的刘献廷（1648－1698），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满：“方舆之书所记者，……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

这里所谓的“天地之故”，就是大自然所固有的内在规律。

同刘献廷几乎同一时代的孙兰，也同样认为，研究地理不能只停留在“记其事”的阶段，还要进一步“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为此，他著有《柳庭舆地隅说》一书，这本书对于地形变化原因的分析，是相当精辟的。

孙兰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流水地形发育理论，对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兰在广泛总结了前人对流水侵蚀作用的认识以及他本人在野外观察到的高地被散流剥蚀，山地被山洪溪水切割及河流的冲蚀和堆积等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变盈流谦”的理论。

孙兰把侵蚀和堆积看成是地形发育过程中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它们有急有慢，不断地改变着大地的形状。

在以流水为中心的地形演变中，孙兰提出可能有三种形式，即渐变因素、突变因素和人为因素。

孙兰在《柳庭舆地隅说》一书中这样写道：“变盈流谦，其变之说亦有可异者。有因时而变，有因人而变，有因变而变者。因时而变者，如大雨时行，山川洗涤（指散流、暴流冲洗），洪流下注，山石崩从，久久不穷，则高不易位。”

“因人而变者，如凿山通道，排河入淮，壅水溉田，起险设障，久久相因，地道顿异。”

“因变而变者，如土壅山崩，地震川竭，忽然异形，山川改观。如此之类，亦为变盈流谦。”

从刚才所引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因时而变”即渐变因素，“因变而变”即突变因素。

孙兰还十分重视人文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使他的地形发育理论更为完善。

孙兰所提出的流水地形发育理论，比19世纪末期台维斯所提出的“地理循环论”也丝毫不逊色。

孙兰提出来的人为因素对于大地形状的影响，正是今天“人工地貌”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孙兰提出的道路、水利、灌溉和军事工程与地形，正是今天要发展的“应用地貌学”所要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也是台维斯学说所缺少的东西。

台维斯河蚀循环理论中，还缺少有关散流、暴流、块体运动（山崩）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不如孙兰的流水地形观点来得全面。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台维斯学说远比孙兰的地形发育理论活跃得多。

台维斯的学说是假定地壳上升成高地后，然后开始侵蚀成低平地形。再次上升，再次侵蚀，形成封闭循环。这就不如孙兰的渐变之中有突变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显得优越。

孙兰所说的“排河入淮”对地形的巨大影响，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见解。今天苏北地形的发育，海岸线的形成和演变，淮河沿岸的地形发育，洪泽的形成等等，都是目前我国人为地形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地理学家顾炎武（1613－1682）对于明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清兵入关极为不满。他严厉地抨击当时那些不务实际的咬文嚼字的空谈和议论，主张“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他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目的就是把论及全国各地之利害所在的地理资料收集起来，以为发展国计民生之用。

顾炎武曾经多次在北方各省旅行考察，他写的《昌平山水记》对于昌平一带的地理情况的记述非常详细，直到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在地理学研究中提出来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十分有利于地理学向改造自然的方向发展。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康熙皇帝的主持和决策下，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经纬度和三角测量。

在全面测量开始之前，在北京附近进行了测试，并先绘制了北京附近地图，由康熙大帝亲自校勘，认定新绘制的北京地图比以前要精密得多，于是下令在全国推广实施。

从康熙四十七年起，到康熙五十七年，这才全面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而《皇舆全览图》的完成，可以说是18世纪初，中国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先例。

清朝到康熙时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以求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

人民在经历了明末残酷的剥削、巨大的战乱以后，有了安全喘息的机会。整个社会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繁荣，为清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早在动乱的战争年代，即1680年，康熙便要负责编一统志的官员们广泛搜集资料，并将各地“陌塞山川……画地成图”。

同时，在组织编撰《历象考成》过程中，由钦天监的测算人员测定了许多经纬点，为绘制全国新地图积累了一些较为可靠的天文观测数据。

而随着清王朝的逐步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往也日渐频繁起来，西方的一些新的科学技术也随着航海商人和传教士的大量传播，而逐步进入中国。

康熙测绘全国新地图的计划可以说是酝酿已久，这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所以他非常乐意接受西方传教士的建议。

康熙虚心地听传教士讲习算理，并购买了测量所需用的大量仪器。

在法国传教士杜德美等人的协助下，《皇舆全览图》在1717年终于全部完成。

《皇舆全览图》的比例尺大约为1∶1400000，纵横有好几丈，图幅巨大，范围广阔，内容比以前的全国地图要精详得多。

这次测绘实际上是在康熙皇帝主持下，由中外测绘人员通力协作完成的，并且所测得的数据绝大多数都为制作地图所使用，这和过去测量与制图衔接不紧的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次测绘还以确凿的数据证明了地球是个椭圆形的球体。

过去的测量一般多是采用传统的网络法绘制地图，而《皇舆全览图》则采用了以地圆理论为基础的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图中布满了由地理经线和纬线纵横交错构成的经纬网。

据《大清会典》记载，当时地理纬度的测定方法是“昼测日影，夜测勾陈帝星（北极星）”，也就是在白天用圭表在正午时测量日影的长度来推算，晚上则测量北极星在地平上的高度和天顶距离。

又据《历象考成》记载，测经度“则必于月食取之”，也就是用不同地点观察月食的时差来确定。

当时的三角测量是先测量出十分精确的基准线，然后测量三角形各角，由近及远，逐步推开，到一定的距离再实量一条基准线，以与推算结果相比较，并校正其误差。

就这样一个三角网接着一个三角网，直到布满整个测绘区域。以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点为依据，可用三角测量法递推出其他点的经纬度。

康熙年间，没有传教士去西藏进行经纬度测量。

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前，康熙皇帝曾派人前往西藏进行测绘，因为所测图中未定经纬度位置，同内地的各图之间不容易连接。所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至五十六年（1717年），又派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同往西藏测绘。

他俩从西宁出发，经拉萨到冈底斯山和恒河源，“测量地形，逾河源，涉万里，如履阶闼，一山一水，悉入图志”。后来因策妾阿喇布坦骚扰西藏，好多地方无法前往，测量人员到恒河源后便止步了。

珠穆朗玛峰就是在这次测量中被发现的，测绘人员还绘出了这座世界第一高峰的大体位置。这比印度测量局的英国测量员埃非尔士测量此峰的1852年要早上135年。这在地理发现史和测绘史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尺度的单位标准很不一致。在过去年代里所制作出来的地图，由于尺度不统一，常常造成了比较大的差误。

因此，为了测绘一张不同于以往的全国新图，统一丈量尺度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了。康熙皇帝根据大家实地测量的结果，并集中了多种意见，于1704年颁布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上一度的弧长。

后来，康熙参考了测绘队员在东北地区实测子午线的新数据，再次重新作出了统一尺度的规定，“天上度数，俱与地之宽大合”。决定以当时工部营造尺（1尺＝0．317米）为标准，以此尺为单位，1800尺即180丈为一里，也就是说每尺合经线百分之一秒。

毫无疑问，康熙皇帝颁令，把长度单位同地球经线每度的弧长联系起来，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是地理学史上以地球形体来确定长度的最早尝试，这种尝试比18世纪法国以赤道长度来规定公尺制早80多年。

康熙皇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测绘工作，还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最早的例证。

1702年，康熙命人沿着经过北京的中央经线，测定了霸州（位于北纬39°）到交河（位于北纬38°）的距离。

1710年，又在东北地区测定了齐齐哈尔以南由北纬41°－47°之间每度经线的弧长。

两次测量的结果表明，北纬38°－39°间的经线弧长比北纬41°－47°间的经线每度弧长要短一些，从而为“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最早的实证。

18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都没有开始或没有完成本国的大地测绘工作，我国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全国地图。同其他各个国家相比，我国这时候的地图测绘走在世界的前列。(www.xing528.com)

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是西方的地理知识大举传入中国的时期，这就给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6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势头强劲。地理知识的发展，跟当时欧洲航海事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麦哲伦又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环球航行，这时，绘有美洲和南极大陆的新的世界地图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陆分布、气候差异以及各国地理情况的认识都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

16世纪在欧洲宗教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当时罗马的天主教会由于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新教，新教在北欧很快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他们还进一步自觉地把教会改造成适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团体。

当罗马教皇的地盘越来越小的时候，他赶紧派遣一批又一批的布道团四处活动。当然，这些布道团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去布道，而完全是为了配合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

这时罗马教皇派遣到东方来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到中国来是在16世纪末期。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东方大国要想达到通过宗教来主宰中国命运的目的，就必须利用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诱饵，不然，“欲使彼等师事外人，殆虚望而已”。

西方的最新地理知识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入我国的。

16世纪末，《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这本目的在于宣传天主教的书籍，为中国人介绍了有关地圆说和寒、温、热带学说。

在来华的传教士当中，有着一定的地理学造诣而又影响较大的有利玛窦、庞迪我、杜德美等人。这些人大都有测绘地图的专长。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1582年来华）于1582年抵达中国的澳门，就收集中国地图并且撰写了《华国奇观》一书，一并寄回给范礼安神父。这恐怕是传入欧洲较早的一张中国地图。1584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编绘出了一份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说明的世界地图。他到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万国图志等贡品，被允许住在北京。

在中国的那一段时间里，利玛窦曾经多次绘制和增订中国地图，尤其是1602年，在北京增订南京吴中明刻本，“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二焉，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

这幅图后来被定名为《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最好的一种。在这张地图上，还附有很多文字说明，可以说既是一幅地图，又是一部图志。

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还逐渐传入了西方的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及当时对于海陆分布的新认识，特别是绘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末亚、南北亚美利加、墨瓦蜡泥加）的世界地图和地理名称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

天启三年（1623年），龙华民（1559－1654，意大利人，1597年来华）和阳玛诺（1574－1659，葡萄牙人，1610年来华）合作制成了一个彩色地球仪，上面附有文字说明，所绘陆地和岛屿的形状都比较好，比如亚洲东南部的伊利安岛形状较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上绘的好得多，它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在中国制作的地球仪。

北京附近地区在天启四年和天启六年间，曾经多次发生地震，当时有不少人纷纷传言，地下有一条巨龙在作怪，葡萄牙籍传教士龙华民就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了《地震解》，运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充分论述了地震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征兆等。

1674年，比利时人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正式刊行。这幅图为两半球图，上面已经绘有澳洲。

同年，南怀仁又编著了《坤舆图说》二卷，上卷主要总论地球的形状、南北极、地震、山岳、潮汐、江河、风、雨等自然现象；下卷主要分论各大洲和各国的情况，内容比利玛窦等人所介绍的又多了一些新的材料。

1729－1734年，法国人唐维尔根据耶稣会士寄回的《皇舆全图》略加修改后即先后在巴黎出版。这幅图很快就被收入1735年出版的法国人杜赫德编著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一书中。这部书也是依据于来我国的传教士寄回的文稿写成的。

而《皇舆全图》和《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在我国却作为密件深藏于皇宫内宅，没有进入内府资格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因而没有能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光如此，当时不少的清廷人士及一些地理学者对于传入的五大洲说也多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比如清政府组织编修的《四库全书提要》卷71，论《职方外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清朝文献通考》卷198，四裔考六，评《职方外纪》：“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这些官方的轻率的贬词自然对新的地理知识的传播是很不利的。

明清时期，还常常有以“地理”命名的堪舆书。所谓堪舆就是相宅相墓。

比如萧克的《地理正宗》，徐善继等的《地理人子须知》，叶九升的《地理大成》等，都是这一类书。也有人认为地理之学就是讲八卦风水的。比如清乾隆年间的范宜宾在《龙经辩证》自序中说：“夫地理之学，无非河洛图书，先天后天，卦象生成之奥。”

范宜宾在为一部题为晋郭璞著的《葬书》作注时，讲到了风水与地学之间的关系，他说：“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

由于讲墓葬风水时，要对山形水势进行一些观察和研究，因此，就有不少人称风水葬书为地理之学，称从事相宅相墓等卜筮之术的人为“地理先生”。

在西方，尽管惊天动地的大发现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依旧有许多神奇的处女地等待着人们去开发，比如那些纬度比较高的地区和很少有人光顾的大陆内部。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一些北部的海上民族，如英格兰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还有荷兰人，他们纷纷粉墨登场，企图在地球上那些尚未发现的地方猎取荣誉和果实，尤其令他们魂牵梦绕的是那些生产丝和香料的国家。

德国的冯·赫贝尔施泰因男爵，于1549年发表了一部描写俄罗斯的书，书中还附有一套地图，这套地图是人类第一次运用天文学测定地点的方法而绘制的，地图所包括的范围一直抵达鄂毕河。

这本书的问世，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鼓舞人们到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去，并尝试沿海路或顺着东北通路去。英格兰人首先从海路发现了俄罗斯。1533年，他们向俄罗斯派出了第一支探险队。这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探险队员们，乘船一直到了德维纳河河口，他们的头儿钱斯洛尔则经陆路到了俄罗斯。从此英格兰和俄罗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两个民族之间繁荣了贸易往来。

英格兰人并没有因此罢休，尽管他们已经尝到了很大的甜头。他们继续向远东推进。1556年，比尤劳格率领的第二支探险队，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了新地岛，然而，无情的浮冰却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荷兰人也不甘示弱。1594 年，巴伦支所率领的荷兰探险队，发现了新地岛的北岛，但是，他们也遭遇到无法通过的冰山，不得不打道回府。

到了1596年，巴伦支的探险队又发现了熊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后又回到先前发现的新地岛，不幸的是队员们最后因冻僵而死去。

远古的时候，西伯利亚一直是一块无人知晓的地方，而只有到了近代，哥萨克人才沿着陆路到达了那里。1577年，哥萨克军队跨越过巍巍的乌拉尔山，1581年，又占领了鞑靼汗的领地西比尔，这时哥萨克人由于皮货生意的吸引力，利用水路，继续向东推进。他们在60年间横过了整个西伯利亚。

1643年，哥萨克人发现了一望无际的贝加尔湖，第二年又到了黑龙江，他们一路航行了相当远的航程。

1648年，迭日涅夫穿过白令海峡，并且进入阿纳德尔湾，证实了亚洲的东端和美洲的分界，在过去，人们一直以为这个分界是在阿尼安海峡。至此，寻找东北通路的尝试在16世纪末暂时告一段落，一直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才重新进行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许多人在苦苦地寻找着东北通路，也有许多人在苦苦地寻找着西北通路，也就是寻找一条从北美洲北部到达中国和印度的通路。

当时的人们还无法知道，北美洲在这里是伸展得相当广阔的，并且前面还散布着北极群岛，反而宁愿相信这里也像南美洲的南部一样，收缩成尖形。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人们一直认为极带完全是冰的世界，人类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到了近代，人们才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英格兰人首先勇敢地闯入了这块生存禁区，尽管他们不久就受到了极带严酷的惩罚。第一个西北航海家弗罗比舍尔，1576年只到了北纬63度靠巴芬岛东端的一个海湾，即使是以后的两次航行，他也只是超过前一次非常有限的路程。

1616年，拜洛特和巴荐到达了位于北纬77．5度的巴芬湾，并企图进入兰开斯峡，后来这一计划被迫宣告破产。西北的航行也到此为止。

麦哲伦早在1520年就已经完成了环绕美洲南方的回航。而英国人和荷兰人所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寻找新的通路。

1577年，德拉克穿过麦哲伦海峡，顺利完成了第二次环球航行，而在这之前，他好像在大海上一直漂到了南方，并看到了好望角和它南边的茫茫海洋。

澳大利亚的发现，则毫无疑问地要归功于争强好胜的荷兰人，在这之前，葡萄牙人曾经看到过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加以注意。

1605年，荷兰人航行到了它的西北海岸，却被这个地方所洋溢的破败、荒凉的蛮荒气息而吓得跑回去了，只向人们描述了它的存在。

1642年，塔斯曼由毛里求斯岛横过印度洋南部，经澳洲以南时见到了一个地方，他称之为万迪门斯兰，后来又更名为塔斯马尼亚。

塔斯曼还正确地指出，澳大利亚并非一个大的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他继续朝着东方航行，又发现了新西兰，在回国的航程中，还发现了斐济群岛等地。

1643年，另外一个荷兰人叫作德弗里思的，发现了日本的北海道以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从而初步完成了亚洲东边的探索。

从以上介绍可以得知，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人类对于整个大地的认识又更进一步地扩展了，而且，在确定某个具体空间的位置上也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这100年间，诸如象限仪的发明，使测角更加精密，这尤其有利于天文的纬度测定，以及某一个地方正午时刻的确定，然而，依据时间的变动来确定经度的工作，仍然失败于没有钟表这一走时准确的东西。

经度的确定还是根据日月食，这个问题只有天文学考察队才有望解决，1577－1576年间，西班牙组织的到墨西哥去的天文学考察队，头一次把美洲移到了正确的经度上。地图本身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用天文学确定的经度。

这时候在意大利获得一再提倡的绘图学，现在开始转移到木刻板比较发达的荷兰。

绘图学同地理学的文字表现法一直都是并驾齐驱的，现在却各走各的道了，它开始变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和独立的行业。

关于大海和陆地的分布以前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于空想，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实际考察。古代意义的数理地理学越来越无人问津。

这个时期绘制地图的一个重大进步，就在于用经纬网代替以前图上的罗盘方向记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度起点都不一样。有人把它定在亚速尔群岛的科尔武岛，因为这里磁偏角是零；也有人把它定在加那利群岛的费罗岛。直到今天，地图也总是北方在上头。

投影法的运用，使世界图或者较大地区的图得以更加准确、科学的绘制。

近代制图大师墨长托（1512－1594，荷兰人）的贡献主要就在这里。他运用正确的圆锥投影法影绘地区图。

这种投影法使经度一目了然，对于航行有无比的便利，因为等角航线的曲线，切割一切经度所成的角度是相半的。缺点就是，高纬度地方的面积显得过大。

近代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学说，对于地理学有着特别的意义，1606年，望远镜的发明，对于天文学的测定地点以及地面的观察，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热学也开始发展，温度计、气压计等也先后被发明，这些都进一步影响地理学的发展。

近代对于大地自然情况的观察，所涉及到的空间比以前要广泛得多，人们已开始进入印度的热带和南北美洲。

西班牙阿科斯塔的《印度的自然情况和道德的历史》一书，对当时的气候、自然界以及文化情况等的记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内容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只是单纯地把古代地理学全盘继承下来，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只是逐渐地有些糊里糊涂地认识到，不但我们的知识超过了古代，而且各种情况如民族、国家、城市、道路等，也跟以前截然不同了。

因此，近代地理学和古代地理学的分水岭大致可以确定于1600年。在这里，对于主宰本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的特征是：首先得到科学论述的不是近代的地理学，而是历史的古代地理学，它们仍然致力于地点的位置和路线的确定。

到了17世纪中期，地理工作的重心在数理地理学，也就是用精密仪器和正确方法确定地点方面。

因贫寒所迫而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浪到了法国的意大利人卡西尼，是一个执著的科学工作者，他没有被生活的重负所击倒，而是痴迷地研究天文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终于在1666年正式发表了星历表。

卡西尼的星历表中，包含有木星卫星的星蚀记载，从而为天文确定经度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类应该向贫穷然而勇敢的学者致敬。

1667年，皮卡尔德还把望远镜和测量器具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容的器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加以使用，从而奇迹出现了，所测出来的角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度。

在巴黎天文台，纬度的确定已经可以精确到几个弧秒。这对于地理的发展，无疑是个福音。当然，这时候更多的地方所确定的地点，都不太可靠。

直到1731年，哈德莱伊发明反射八分仪，后来加以改变，而成反射六分仪。马耶尔于1754年发明全圆反射镜。这些新玩意一出现后对于那些常年从事航海事业的人来说，确定地点才成为一件比较容易进行的工作。

运用各种先进仪器，使天文定点和测角所达到的精确度不断提高，这也十分有利于测度的进行。法国的地理工作者，在这方面，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1669年，皮卡尔德奉命完成了从巴黎到亚眠之间距离的测度。这次测度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皮卡尔德一行。1683－1700年，皮卡尔德的继承者卡西尼又把这个测量工作扩大到整个法国，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许多地点，从而为绘制精确的法国地图奠定了天文学以及测地学的基础。

当时，有两位伟大的科学家，英格兰人牛顿和荷兰人惠更斯，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他们通过严密的科学推算，说明赤道上的地表较之高纬度地方，一定离地点更远，它在那里形成一个胀面，而在两极则成扁平状。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法国科学院派遣了两个考察队分别在赤道附近和高纬度地方进行测度工作。这两支队伍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卧薪尝胆，排除万难，得到了精确的测量结果。

法国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对两地测量结果进行比较，证明了牛顿和惠更斯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式确定，在两极地球是扁平的，地球是扁球体形状。

1682年，在卡西尼的指导下，有史以来第一个轮廓正确的全球地图，在巴黎天文台得以绘制成功，它包含了不少对大陆内部所作的修正。

1693年，在一本叫作《法国海神》的海洋图上，还出现了一张颇有特色的地图，这张图的主要特点就是批判的谨严和表现方法的简单：不知道的地方就让它空在那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随意地填补一些内容，或者是画上一些具有装饰效果的植物、动物。这张图的海洋部分也包括了海岸部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陆地部分和海洋部分总是各自独立地编制。

在这一个时期，也就是17世纪到18世纪，关于地球的自然情况，或者至少是关于无机的地球的自然情况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前期的物理学知识在这一时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三部关于地学的著作，它们意味着超过以往一切科学的一种进步。这就是瓦伦的《地理学概论》、里西奥利的《地理学和水道改良论第12卷》、基尔歇尔的《地下世界》。

瓦伦的《地理学概论》的确是一部科学根基很深的著作，当然，它并不像那个希腊女神阿塞内是由宙斯脑袋里生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属于人文主义的科学。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即所谓的“绝对部分”中，瓦伦为读者谈到了他认为是地球起源和地球性质的许多现象，依次讲到地壳的现象，水面、大气，特别提到了风。

在第二部分“关联部分”中，作者讲到了宇宙对于地球以及地球人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光与热的区域划分。

在第三部分“地区比较部分”中，作者讲到了不同地方相互间的关系、交通，特别是航海学。

在这部书序言的结尾部分，瓦伦还草拟了一部地志的提纲。这部地志跟一般地理学相互衔接，但是也讨论到植物、动物和人类。这部著作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般的地学。

里西奥利的《地理学和水道改良论第12卷》也是一部一般的地学，然而，采用托勒密的观点在这部书中占着首要的地位，而在自然地理学方面，阐述得比较详尽的只有水文地理学。

基尔歇尔的《地下世界》则是一部自然地学，它不光包含自然现象如矿层、毒物、宝石、化石、动物、植物等的单个描述，而且还大量涉及了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在本时期的历史进程中，近代迅猛发展的科学，特别是近代的力学和物理学，逐步显示出了它的作用。

1648年，帕斯卡尔第一次采用托里拆利发明的气压计测定了多姆山的高度。

1740年左右，波义耳等人认识了气压随高度递减的规律。

这一切，都为测高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669年，丹麦人斯旦诺开始运用地质学的观点去解释固体地壳，他把岩石的变化归结于沉积时条件的变化，并说明地层的隆起是由于后来的变动。

1696年，伍德瓦尔德最终确定，化石并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戏弄，而是一些曾经活着的动植物的残骸和遗痕，并且探索了矿石和岩石的形成。

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也就是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在这一个时期，也获得了近代意义的发展。

1701年，陶尔内福尔特在攀登阿拉拉特山时，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发现了高山植物随海拔高度分带，如同纬度的推移一样。陶氏还第一次依照科学的原理对植物进行重新分类，他还提出了地中海沿岸各地的植物地理特征。

1735年，林耐发表了他的人为的植物系统理论，尽管这个系统里有不少错误，但是它使植物的系统分类成为一种可能。后来，林耐还编排了一个动物界的系统。

在近代，这些植物学的著作，不单给植物地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也明确界定了植物的分布极限，并明确提出了植物带的特征。

大约在18世纪中期，一个地理学的新时期开始。当然，这只是微微绽开的诱人的花蕾，到该世纪末直至下世纪时，才开放成一朵色彩艳丽芬芳宜人的花朵。

在本时期内，一些集团化大规模的海上旅行，使得除了两极以外的海陆分布认识宣告完成。热带非洲也在本时期内被发现，西方人搜集到了大量的关于热带非洲的自然科学和民族学的材料。有关北美洲北部的知识也有重大的进步。

18世纪末，数理地理学和绘图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1764年，贝图特设计了走时准确的时计，1753年，托·马耶尔发表了精确的月历，这两种东西都使天文测定经度变得更加准确。

测度的工作也在继续着。1750年，出现了第一幅在小卡西尼指导下制成的新法国地形图，随后就出现了其他各个国家的地形图。地图投影法也被设计成功，这样，较大地面的地图所表现的失真就比以前小得多了。

人们还放弃了用直接形象法表示地形，由山的侧视表示转到山的俯视来表示，这样一来，科学的地形表示法也就建立起来了。

当时，出现了两种表现方法，一种是用阴影斜线表现倾斜度的方法，还有一种是等高线表现法，这两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1752年，布阿歇和自然研究者布丰，几乎是同时注意到了关于固体地表的垂直构造和山脉走向的认识，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山脉间这种结构无非是表现着地球的骨骼。

这两位学者都曾经试用不同的方法确定山脉的空间联系，都要把这些山脉置于一个体系中。这是一个科学的进步，因为从这时候起，大家才开始更深刻地去理解山脉。

关于固体地表的知识，也由于大量的观察结果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人们已经开始观察到瑞典海岸汀线的上升。还有人证实了地层的年序，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地质学的体系。不少学者开始尝试阐明地球的历史。

1687年，牛顿运用万有引力的理论，说明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地位和运动、他还打算用成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来解释地球的生成。

这些作为当时地理学观点的基础，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促使我们去重视地球内部的研究，因为大陆和大洋盆地的发生、造山作用、火山、地震等等这些现象的见解，也受这种研究的影响。

人类自然史和人类种族学开始创立。当时对于世界各地的种族分类，直到今天还不能把它看作是过时的分法，因此，就有了可能来探索人类在地球上的地理分布。

科学统计学的建立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它是沿着两个方向建立的，一个方向是关于国家特性的叙述，另一个方向是考察人类生活诸现象的数量过程中的规律性，这两个方向的努力，对于地球人口状态的地理观念是有一定意义的。

历史的雄狮，即将威武雄壮地进入19世纪，地理学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姿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