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山水中国与欧洲航海游记

在无数纷起的日子里，是谁踏遍青山绿水，在地球的光里，皓首穷经，编写地理总志。在那么多凶险的风暴里，是谁望尽天涯，用人类的爱，把余温永存的指纹，印向每一页航海日记……东方中国发展到大宋王朝的时候，地理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世人称羡的地理成就，而此时的西方，对其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首先从地理志这一角度来看，宋代就曾经编修过数目可观的地理总志。为保存当时翔实的地理信息作出卓越的贡献。

比较著名的有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成书于南宋的《舆地记胜》、《方舆胜览》等几部。这之间，相对来说最重要的就要数《太平寰宇记》了。

这部书的作者是北宋的乐史。全书共分为二百卷，今本佚去八卷。全书所叙述的范围是“自河南周于海外”，大致记载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前的情况，成书时间最迟不晚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

《太平寰宇记》的体例大体上因袭唐代志书，特别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了《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全书所取材的下限是太平兴国八年，因此仍然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域，分成13道叙事，并在书后面对于“四夷”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

作者在叙述府州时，大致上先交代该府州的沿革、领县、附州境、户口等。这些和《元和郡县图志》是一致的。该书还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土产与艺文等项目。

由此看来，《太平寰宇记》在总志的编写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这种叙事的体例常为其后总志的作者所师范。

《太平寰宇记》叙事比较详细，但对宋朝本身变化交代却比较简略。它所引证的历史资料也比较多，特别是记载了不少唐朝以前地志的佚文，这样，就可以弥补史籍中所缺少的东西。本书对经济地理的记载也颇为丰富。

北宋时期另外一部重要的地理总志是王存主编的《元丰九域志》。全书共分十卷，大致在1075—1080年成书。全书依据唐《十道图》、宋《九域图》重修而成，因为“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所以改名为《九域志》。有人认为它是由图经演变为地志的最明显例证。

全书以宋熙宁、元丰年间四京23路为标准，分路记载府、州、军、县、户口、镇、戍、山泽、道里等项目。叙事简明扼要，记载宋朝本身情况的比较多，而对古代的情况则叙述比较少。

《元丰九域志》对于以前许多志书中谈得不多的“州县废置”、“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列”都作了记载。特别是镇升为县、县降为镇的变化，州、县、军、监之间的关系，镇和监的数量都记载得较完整详细。

《元丰九域志》还把省废州军另外于卷十列出加以记载，并且还在反面附上“化外州、羁縻州”，此书足以补《宋史·地理志》的不足和纠正其中的谬误。

《舆地广纪》也是北宋时的地理名著，它是从历史角度进行叙事的志书。作者是欧阳。此书共三十八卷。书中前四卷“先叙历代疆域，提其纲要”。五卷以后按元丰时四京、二十三路分区，分述州县建置沿革，“其前代州邑宋不能有，如燕云十六州之类者亦附各道之末，名之曰‘化外州’”。

一般地志所共有的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此书概不收入，但仍然有物产的记载。

在叙述建置沿革时，采取了略古详今的手法，对宋朝本身变化讲得较详细，特别是元丰八年到政和以前的情况记载更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在《读史方舆纪要》以前，在志书中谈论军事形势的要数这本书了。

《舆地纪胜》是南宋时的地理名著，作者是王象之。成书时间大约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全书共分二百卷。

书中最大特点是内容丰富，以南宋16路版图，宝庆以前建置为标准，叙述当时166府，州、军、监的情况。除府、州、县沿革外，还记载了风俗形胜、景物、古迹、碑记、官吏、仙释、人物、诗等项目，其绝大部分都是南朝本身的事情。

书中引用了大量材料，既有实地考查（或听闻）的，也有不少古籍的记载，其中佚书比较多，所以这本书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

我们再看看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地图在宋朝的应用和普及。

宋代的面积比较小，对于丧失了的领土，常有收复之意。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宋朝对地图比较重视。

北宋真宗皇帝常到收藏地图的滋福殿观看地图，并与大臣议论边境山川险要之地。真宗曾诏令“翰林院遣画工分询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理远近，纳枢密院。”南宋孝宗皇帝的一座金漆御屏风上画有“华夷图”，孝宗认为这样做“甚便观览”，并对臣下洪适等人说“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

从以上两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宋代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地图的，并注意到应使地图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地图作为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手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推广。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地图在教学和宣传方面的应用。例如陕西和江苏等地都已在教学中使用了地图，有些地图当时还特意刻在石上以便学习和观览之用。

1136年，陕西关中岐山上面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同刻在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华夷图”根据图上的内容来看很可能是利用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底图绘制的，相当于一幅世界地图，“禹迹图”则类似于一张本国地图。每幅图长宽各约0．77米。

其次，宋代地图知识的普及还表现在石刻的地图比较多。仅就“禹迹图”而论，上了石头的除以上介绍的两幅外，还有在滏阳安陆石刻的“禹迹图”。解放后在四川省容阳又发现一幅宣和三年（1121年）立石的“九域守令图”。图的范围与“禹迹图”大致相同，但所绘海岸线和水系等又有不同之处。

宋代多幅石刻地图的完成，对于传播地图知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唐宋地图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还须提到的是地图模型的制作和所起的作用。我国地图模型的制作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到了宋代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北宋沈括奉使到边境地区视察的时候，曾先后用糊木屑或熔蜡制成山川地势模型，到官所后再正式刻制模型木图。神宗皇帝看到之后，曾诏令边州都做这种模型木图，藏于内府。

宋代重视地图知识的推广，能将一些较好的地图从官府的收藏中解放出来，这在我国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史上是值得称道的事。

宋朝还有一部我国历史上不朽的自然科学巨著，这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沈括对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是多么的深入。

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而大自然的这些变化，跟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人们在长期的年复一年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学会了从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周期性变化的现象来研究、了解、掌握天气和气候变化的规律，从而发展了物候学。

沈括对物候是非常注意的，并且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特的创见。《梦溪笔谈》里，有一篇专门议论采药，第一句就是，“古法采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批评了古法采药硬性规定在二月和八月是不科学的，并且引用白居易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和自己亲眼所见，说明地势高低与气温的关系。

就同一地区来说，在同一季节，山区比平地气温总是要低一些，植物的开花期因此也相应的推迟；即使是同一种植物，因为品种不一样，各自有着不同的发育期，所表现出来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时，炎热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物候也不相同。沈括特别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去研究不同的物候，不可盲目臆测。

北雁荡山是一个秀丽的所在。这里云雾缭绕，怪石嶙峋，鸟语啁啾，气象万千。传说雁荡山芙蓉峰顶方圆十余里的湖泊中，芦苇丛生，碧波荡漾，红鲤跳跃，甘甜可口，南来北往的鸿雁经常在此留宿，所以把这座山叫做雁荡。

沈括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雁荡山，但见雁荡诸峰“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煞是迷人心魄，令人流连忘返。

那么，这样的地形又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呢？

沈括对此作了精心的研究，从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地貌学的发展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沈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其他的像水帘、初月谷等多处洞穴，“皆是水凿之穴”，原来是流水造化之功挖出这么多的奇异洞穴，原来是流水用神奇之笔绘出了这么美的雁荡奇景。

沈括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云游四方，阅历丰富，所谓的“见多识广”。从而铸就了他在地质、地貌上的敏锐的观察力。

沈括还非常善于运用对比联想和类比联想，以此及彼，举一反三，出色而又令人心服口服地解释了各种不同的地貌类型的成因。

当沈括置身于雁荡绝妙的秀色中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那壮阔的黄土高原的景色，“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原来，北方的黄土高原与雁荡山地形成因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厚重的黄土，后者是嶙峋的岩石罢了，它们都是属于流水侵蚀地形。

经过认真的研究和缜密的推断，沈括断然作出结论，从地貌学角度来看，雁荡山属于古夷平面。

沈括从下仰视雁荡山，则满目悬崖峭壁，而登上山顶再俯视群峰，则各山峰相差无多，峰顶几乎在同一个平面上。

原来，雁荡山是由白垩纪（距今14000万－7000万年）的性质坚硬致密的流纹岩组成。白垩纪末第三纪初，这一带的地壳发生不均匀上升，而后遭受一种强大的外力侵蚀，从而形成平坦的剥蚀面，在现代地貌学上，把这种地形叫做古夷平面。

毫无疑问，古夷平面标志着一个地区的地貌发育阶段。在恢复地理环境，确定地貌发育分期的研究上，识别出古夷平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沈括没有明确地提出古夷平面这个名词，也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有关古夷平面的理论，但他已经观察到了这类现象，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一次，沈括骑着一匹瘦马，古老的夕阳挂在头顶上，他沿着太行山北行，猛然看到“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他猛然顿悟，“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进而，推断了整个华北平原的形成过程，认为华北平原“皆浊泥所湮耳”，即华北平原是黄河、漳河、滹沱河带来的泥沙沉积而成。

沈括还引用“尧殛鲧于羽山”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说的是鲧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后被舜杀死在羽山，说羽山本在东海中，今乃在山东郯城东北或蓬莱东南，其原因就是沧海变成了陆地，羽山也就成为大陆的一部分了。

沈括对河流的侵蚀堆积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联系在函谷关和河南陕县看到的河流，那里“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沈括认为流水的冲刷力是相当强烈的，地球表面也可以被它切割成幽深的谷地，有的河道甚至低于地面一百多尺。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河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滚滚东流，泥沙沉积而成陆地也就是必然的了。更何况黄河、漳河、滹沱河等都是含沙量非常大的河流，它们所带来的大量泥沙足以堆积成华北平原。

沈括是一个苦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体弱多病，有好几次几乎被死神夺去了生命。18岁那年，因为常常在油灯下写字眼睛高度近视，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瞎子。

然而，沈括没有向命运屈服，当他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咽喉，顽强地站立了起来以后，他一方面刻苦地锻炼身体，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去学习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他的父亲沈周曾在不少地方担任大大小小的官职，年少的沈括跟着父亲走南闯北，遍览名山大川，每到一地总是不辞劳苦，四处寻访，看到不知道的东西就虚心向人请教，多问几个为什么。直到晚年隐居于梦溪园（今镇江市东郊），仍然笔耕不止，潜心著述，写成了《梦溪笔谈》这一不朽的科学巨著。

《梦溪笔谈》对我国古代地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除自然地理外，还涉及地质矿物、古生物学，以至历史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

沈括还对地图的测绘，以及制图都独创一格。

他研制成功了立体模型地图，发展了南宋谢庄制作的《木方丈图》。他在视察定州（今河北定州市）西部山区时，详细地测绘了那一带的地形，然后试着用熔蜡在木板上模拟山川地势制成立体模型。这种模型轻巧、醒目、有立体感，类似今日作战用的沙盘，对当时训练官兵，指挥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当时朝廷的高度重视。宋神宗就曾经通令边地和州郡加以仿造，缴内府收藏，从此，立体地图模型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应用和推广。

且说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人利用磁铁造成一种指示方向的工具，并且把它叫做“司南”。它的形状像一把勺。司南须放在一个光滑的“地盘”上。先把地盘放平，然后再慢慢转动司南，待他停下来时，勺柄的指向就是南方。

到了北宋的时候，指南针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时航海上所使用的是水罗盘。指示方向的磁铁已经由勺形改进成针形，就如同《梦溪笔谈》中所说的那样：“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把横贯着灯芯的磁针浮在水面上，与24向的圆形方位盘相配合，就是“浮针辨四维”的水罗盘了。

晋朝的法显从印度取道海路回国时，说在海上航行“不认东西，唯望日月星辰而进”。日本僧人园休所写的《八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说在海上遇到阴雨天气，无法辨认航向，只得沉石停船等候天晴，北宋朱彧在他所著的《萍洲可谈》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因此，最迟在北宋的时候，我国已经在海船上广泛使用了指南针。

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对于地理知识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宋、元之际，我国航海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随之也就出现了不少记述海外情况的著作，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等。不过，他们都没有到过海外，只是听说或者是从书籍上得到片语而已。

元代，指南针成为海上指航的首要依据，不论什么样的天气，阴或是晴，碧空万里或是大雨倾盆，都使用指南针。

这时候编制的《海道经》和《大元海运记》留下了关于罗盘针指路的宝贵记载。而亲自到过海外的元代周达观和汪大渊，曾分别著有《真腊风土记》和《岛夷志略》。《岛夷志略》中记载的层摇罗，据考证就是现在非洲东部的桑给巴尔。

指南针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后，对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地理视野的开阔扩起了更为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哥伦布开辟通向美洲的新航路，还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实实在在地第一次发现了地球，用于海上航行时辨别方向的仪器就是指南针。

同时，对于长江水文的观测，宋朝时有很多记洪水和枯水水位的题刻。据不完全统计，分布在长江干流和支流的洪水题刻，大约有1000处。时间最早的是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6月17日的一次。

题刻长江枯水水位的也比较多，光是在宜昌至重庆之间就有362段。现存的枯水题刻，以四川涪陵县白鹤梁最为著名，这里的题刻群长约1600米，在白鹤梁砂岩上刻鱼形为标记，断断续续记载了自从唐朝广德二年（764年）以来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位年份。

关于长江历史上所发生的洪水和枯水水位的记载，为掌握长江水文的变化规律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自《汉书·地理志》开创的沿革地理，到了宋代也特别发达起来，这很有可能是印刷业的发展和宋代疆域问题比较突出的原因所促成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代沿革地理的发展，首先需要提到的是郑樵在《通志》中写的“地理略”和“都邑略”。前者考证了历代的疆域沿革，后者叙述历史的都邑。其次是沿革地理专著的编写。如吴澥著的《历代疆域志》和杨湜的《春秋地谱》等。前者是通论历代疆域沿革的著作，后者则是专论春秋一代的疆域地理。

宋代沿革地理的发展，还表现在能够结合重要史书进行沿革地理研究。如王应麟的《通鉴地理考》和《通鉴地理通释》都是结合《资治通鉴》的研究。另外，宋代还进行了大量的沿革地图的绘制。如宋人编绘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就是一部历代疆域沿革图，并且是流传至今的一部时代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图经”或“图志”的出现，在地理著作的发展过程中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这种形式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有利于加强地理著作的科学性。

到了南宋的时候，文字的部分大量增加，地图与文字常常被完全分开。“图志”之名已不符实，便只好称为“志”了。这时在南方地区地方志的编修之风日渐盛行，并且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格式和体裁。

地方志的内容，虽然包含有不少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资料，如位置、疆界、自然条件、物产、居民和道路，但也更多地记载了职官、科举、人物、艺文等历史情况，使地方志更具有历史著作的特点，而编修地方志的也多为历史学家。

如果说地理学在我国最初与天文一起相提并论，所谓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那么，后来由于地理著作中史学内容的逐渐增加，地理同历史的关系也就日益密切了。

我国地方志的编修，自宋以后，数量便大大增加，这同宋代南方经济繁荣和印刷业的高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代，府、州、县、监以及镇一般都有志，不过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了，绝大部分都已亡佚。

南宋时候的范成大，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取得的，他的旅行范围，虽然没有玄奘西游那么大，但是范成大对于桂林的喀斯特溶洞、峨眉山植物垂直分布等自然地理现象的观察，往往能够深入到成因方面去进行探讨，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例如对于太湖石的成因，他指出这是由于“波涛激啮而嵌空”。他的名著《桂海虞衡志》中就有专门关于“岩洞”和“太湖石”的论述。

元代统一中国后，东方和西方之间，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交通，都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盛之期。东西方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使地理学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当时，不少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来于欧亚、亚非以及亚洲各地，并且详实地记录下了各自的旅行见闻，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元代到中亚一带的旅行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需要，他们接受了皇帝的命令从内地一直西行的。

例如契丹族的著名学者耶律楚材和道教首脑人物丘处机，就曾先后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召前往西域。耶律楚材在中亚各个国家一路漫游过去，长达7年时间，回国后，将自己旅行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写成了《西游录》。

而由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则是其师傅丘处机以及他本人在撒马尔罕一带游历了约一年时间的真实记录，里面记录了当地大量的风土人情、山川特产、植物动物等。

此后，常德等人又受元宪宗的派遣出访了伊儿汗国，往返共花去一年多时间，足迹最远曾抵达里海以西，这一次旅行的情况，也真实地记录在刘郁的《西使记》一书中。

这一系列频繁的旅行活动和丰富的旅游著作，毫无疑问地，大大充实了关于亚洲腹地的地理知识。

而取道海路，游历了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在元代则有周达观和汪大渊等人。

周达观曾经跟随外交使臣乘着一艘大海船到达了真腊（今柬埔寨），一路辛苦自不必待说，著有《真腊风土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真腊的地理和其他方面的情况。

而随商船远游印度洋沿岸的亚洲、非洲各地的汪大渊。最远已经到达了今非洲的坦桑尼亚，异域的山山水水大大地拓宽了他的地理视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写下了《岛夷志略》。

十年辛苦不寻常，写成文著传后人。周达观和汪大渊等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认识。

元代，西方地理知识的大量传入以及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陆陆续续地前来我国，进一步发展了东西方科学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

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元世祖年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人扎马鲁丁曾经制作了一个地球仪，“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这里所提到的“小方井”，很可有能就是经纬线，只是现在已无从证实罢了。

从遥远的欧洲大陆来我国的旅行家中，最著名的要数马可·波罗（1254－1323）和伊本拔都他（1304－1378）。

关于马可·波罗的来访，后面我们将有专门的记述，这里不再赘述。

阿拉伯人伊本拔都他，是14世纪一位比较著名的旅行家。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欧洲、亚洲、非洲。1347 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从印度来到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和杭州等不少大城市，他的游记形象生动地介绍了欧、亚、非三洲的部分地理情况。

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天下之后，充分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把农业问题摆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他任用当时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负责管理全国的水利工作，鼓励军人和老百姓大量屯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忽必烈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元代的农业、手工业和海陆交通运输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元朝初年的时候，还依照南宋海外贸易的一系列体制，在泉州、上海、宁波等地设置了市舶司，积极主动地与海外发展贸易往来，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

元代的都城大都（今北京），也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中心，不仅如此，它还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许多外国的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艺术家都汇聚在这里，大家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雄心勃勃，很有一番英雄气概。他曾经决定在黄河发源的地方营造一座城池，以便于边民之间的互相贸易和各方朝贡货物。

他委派女真族人都实前去勘察地形，了解地势，选择合适的地址。1280年，都实奉诏亲自去了黄河源头。

根据现存的潘昂霄的《河源志》记载，都实经过一番认真地考察之后，认为“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如列星，以故名火燉脑儿，火燉译言星宿也”。(www.xing528.com)

元代另外一部记载河源的著作是朱思本（1273－1333）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的梵字图书，并译成的中文本。这本书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尚保存有一部分。其中记黄河：“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

按星宿海西南100余里正是喀拉渠的所在，这就充分说明了在朱思本之前，我国人已考察了黄河正源喀拉渠，留下了有关河源的宝贵记载。

元代还十分重视根据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如山陵、平原、低地和水泽等，安排各种不同的农业生产或经济作物。

元代王祯著《王祯农书》，其中有一篇叫做《地利篇》。它首先叙述了以“土宜”教民的历史，所谓“土宜”指的是如何合理利用土壤，王祯说大禹平治水土之后，后稷教老百姓种植庄稼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视其土宜而教之”。

又说《禹贡》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产，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并说我国“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庄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林”。

王祯讲到“善农者”，即指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的人，都应该去了解“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会之法，以辨其种”，这也主要是说不同类型的地区，各有其所宜生长之物，而只有掌握了这方面知识的人，才能够做到“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

王祯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也就是为了教育人民，要想搞好农业生产，取得稳产高产，必须懂得田地制宜，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益。

王祯所一再强调的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从地理思想的角度而论，就是研究地理需要知道各类自然条件的情况，尽量地利用和发挥自然条件之所宜，以便更好地发展生产。

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地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在今天，我们继承和不断发展这种思想，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元朝的强盛，也对诸如马可·波罗这样的西方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不辞千辛万苦，远涉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其后，又写成一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对东方的强烈的向往之情，对欧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可·波罗先生是13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

1254年，在风景如画的威尼斯城，尼古拉家族又爆出了“哇”的一声婴儿啼哭声，一个幼小的生命经过十个月的孕育，来到了这个世界，这时天正黎明，一轮灿烂的朝日正从古老的东方喷薄而出，这就预示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必将同东方结下不解之缘。

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马可·波罗。他的父亲尼古拉和叔叔玛窦都是威尼斯的大商人。

1260年，在马可·波罗6岁的那一年，尼古拉及玛窦兄弟二人到君士坦丁堡去做一笔大生意，后又经过黑海到达了克什米尔半岛，因为遭遇到连年不断的战争而不能按时回国，没有办法，兄弟二人就决定继续东行。

一直行到了中亚布哈拉地方，上天的旨意使他们遇到了一位波斯使者，三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于是饮血为盟，结拜兄弟。

这位波斯使者又带着他们一同来到了繁华的中国，一路走一路唱，进了元朝大都，朝见元朝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非常高兴，设盛大宴会招待了他们，并赏赐大量金银财宝。

后来，忽必烈命令尼古拉兄弟携带他给罗马教皇的亲笔信回欧洲，并命令他们去耶路撒冷这一圣地取回耶稣圣墓上的灯油。

1269年，尼古拉兄弟二人又回到阔别将近十年的故乡威尼斯，这时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们在讲述东方的所见所闻时，使马可·波罗简直听得入了迷，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一定要到东方去，一定要到中国去，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誓言，不断地激励着他。

两年后，马可·波罗的这一愿望终于成真了。1271年尼古拉兄弟再次到中国时，决定携带马可·波罗同去以了却他的这一夙愿。

他们一行由故乡启程，渡过波涛汹涌的地中海，到圣地耶路撒冷取来圣墓灯油之后，抵达小亚细亚半岛，经亚美尼亚沿着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然后由波斯湾南下，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新疆，一路辛苦自不必说。

他们克服了一路上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历经三年半的旅程，一程悲壮一路辛酸而又一腔豪情地，终于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了元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忽必烈对于能够见到尼古拉兄弟，特别是对于能够结识马可·波罗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到激动万分，一再挽留他们在元大都（今北京）居住任职。

对此，马可·波罗也很高兴，他非常感激中国人民给予他的深情厚谊。他以最快的速度熟悉了东方所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学会了蒙语、汉语，处事又稳妥慎重，深得忽必烈的宠爱。常派遣他巡视各地，甚至还任命他出使南洋各国。

据游记记载，在1277－1280年间，马可·波罗第一次巡视南方，他从河北到山西，再由山西过黄河入关中，然后由关中越秦岭到达四川成都，并由成都西行到了建昌藏族地区，最后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

第二次巡视江南，取道于运河南下，他的游记中对淮安、高邮、扬州、南京、杭州、泉州等地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他还在扬州任官三年。

以后马可·波罗又奉命出使南洋到过爪哇、苏门答腊、缅甸、越南等国家，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设法考察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物产等情况。

马可·波罗于1295年从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威尼斯。回到故乡以后，就立即轰动了整个城市，人们都以惊奇的心情、惊奇的目光争相看望马可·波罗。

据说马可·波罗等人从东方带回了许多的黄金珠宝，连衣缝里也尽是些宝珠。当地人称马可·波罗家为百万君。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东方见闻更是令人百听不厌，回味无穷。

《马可·波罗游记》是马可·波罗因战争而被投放到监狱里以后，经其口述然后由同狱的比萨城文学家鲁思悌谦用当时欧洲流行的法文忠实地记录下来的。

游记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马可·波罗一行东途见闻，直至元上都。第二部分记述蒙古大汗忽必烈和元朝宫殿、都城、政事及出使云南至缅甸等情况，还记述自大都南行杭州、福州、泉州等名城的经历。第三部分记述中国邻国日本、越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第四部分记述成吉思汗后裔鞑靼汗国之间战争及北亚部分国家。

全书记述了一百多个城市，并且把各个地方的气候、物产、风俗习惯、贸易、宗教信仰以及朝政都详细地加以记述，有的还探讨了成因。

《马可·波罗游记》一问世，就轰动了整个欧洲，被称为世界上一大奇书。人们街访巷议，互为传诵，很快就用十几种文字传抄翻译，出现了上百种的版本。

马可·波罗对中国情有独钟，游记中描写中国部分的多达82章（全书共229章）。

游记饱含感情地赞颂了元大都：称元大都为“汗八里”，即满语君主城之意。记述元大都“周围有二十四里，其形正方，各方六里……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

宫殿如此之美丽壮观，使这位见多识广的大旅行家感慨万端，“此宫庄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

游记对中国南方另外一个如“天堂”般的城市，即今浙江杭州市也作了重点的描绘，马可·波罗称杭州为“天城”、“行在”。盛赞杭州“行在所供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于天堂”。

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称苏州为地城，称杭州为天城，也就是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谓也。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神奇和向往，也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欧洲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以至于一些非常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家都受到它的影响。

游记中把日本描绘成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宝岛，甚至金银贴墙，金砖铺地，更使一些西方冒险家垂涎三尺，按捺不住内心要征服世界之欲望的冲动。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远航，到达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东北角。哥伦布错误地以为已经到达了亚洲诸岛，把墨西哥当作游记中所提到的“行在”，把古巴当成了日本。结果在无意之中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

这时候的欧洲已经到达了中古时代的晚期。上回书我们讲到了此前的阿拉伯文化和科学正在逐渐地走向衰落。而西方这时却比前一段时间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从11世纪末开始，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罗马教会煽动法、德、意、英等国家进行了八次对中东的军事侵略战争，借口是从穆斯林手里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这就是著名的“十字架与新月（象征伊斯兰教）的战争”，也就是十字军东征。

这场战争，按照本来的意图，是一场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但事实上，却导致了东西方之间加强和平的接触和彼此文化的影响。

当时，东方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西欧。

西欧在12、13世纪时从东方学会种植稻、荞麦、西瓜、柠檬等，并开始食用蔗糖；意大利、法国从东方学习织造印花布、毯子、缎子、薄纱等。

但东方文化的主要成果是由西班牙以及西西里王国的阿拉伯人通过贸易传入西欧的。

从十字军东侵战争中取得利益的主要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利用八次十字军东侵，夺取了在西欧封建主中间的霸权地位，还大肆掠夺了当时繁荣的东方。

十字军所建立起来的驿站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教会又仗恃政治特权，从城市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的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

而导致东西方这种大交流大碰撞的绝不单单是十字军战争，前面所提到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同阿拉伯文化的接触，也促进了西方科学从昏睡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

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科学因为城市事业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获得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尽管科学依旧掌握在教会手里，然而，不少大学，也包括一些神学院的建立却给了它一件世俗的外衣。

这个时期的商业，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就是由意大利人所苦心经营的到东方去的所谓东洋商业；其二就是汉萨同盟的北部商业，而经由这些商业关系扩大了视野，他们获得了以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的地区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印度以至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扩展特别重要，因为它使欧洲的旅行家、使者和商人，可以经过中亚细亚直到中国。

而且，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接受的不光是空间的知识，还有阿拉伯人更高的和古代科学密切联系的知识，甚至还接受不少古代的著作，这些著作现在都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了。

西方中古时代的晚期，由于十字军东征，有关小亚细亚的各种地理知识比以前不知丰富了多少倍，还有亚洲其他部分的知识，也呈现得越来越明显。

这无疑应该感谢蒙古帝国。

1245年，卡尔平这位教皇的使者奉特别的使命，穿过了南俄罗斯、吉尔吉斯草原和准噶尔，到了大戈壁的北部边缘、库伦以西的蒙古帝国的首都喀喇昆仑。

1253年，德国方济各会的鲁布鲁克，也曾经从热那亚人的殖民地苏达克出发，通过南俄草原。他详尽地描写了这里的游牧民族，然后渡过伏尔加河到达巴图的王宫，此后同样经过吉尔吉斯草原和准噶尔到达大秦，前往喀喇昆仑，从这里他顺着不同的路线返回自己的祖国。

经过一番实地观察和详尽的研究，他们得到了亚洲地理的一个大概轮廓，而且还带来了不少关于“契丹”即中国的知识。

这个时期，还有不少次贸易旅行对欧洲人丰富地理知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马可·波罗的那次壮游，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另外，还有一次重要的贸易旅行，这就是蒙特科尔菲诺地方的约翰内斯到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旅行（1294－1305年）；波备诺内地方的传教士奥德里希的旅行，通过亚美尼亚、波斯而到达波斯湾，又接着由波斯湾出海，过尼科巴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和广州，经陆路过南京到北京，以后沿着一些未知的路线返回故乡。

由于阿拉伯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有关非洲的知识也浮出了海面，变得越来越清晰、越丰富了。

大约从13世纪末期开始，意大利船夫便开始沿着欧洲的边缘航行到荷兰，不久他们又从事到大洋里去的航行。

也有沿非洲西岸向南方航行的，但是环绕非洲航行的尝试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同阿拉伯人不断接触，以及对古代地理学著作的不断地了解，在欧洲中世纪的晚期，大地是球形的这个学说又重新复活。

关于地球的大小和有人烟地区的伸延问题，这个时期依旧沿袭了托勒密的见解，认为亚洲伸得太远．当然也有少数人反对这种见解，他们宁愿相信埃拉托色尼关于地球的见解，或者信赖阿拉伯人测地的数据。

在中古时代的晚期，上古时代所进行的用天文学确定地点的工作又重新兴起了。但是，这种工作做的人很少，从流传下来的这个时期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大地测量的记载。

由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古时代的晚期，海洋图却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13世纪末，突然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地图，这种地图大都是画在羊皮纸上，这种地图人们称之为航海图，或称罗盘图。

这些图都是地中海沿岸和附近的大洋沿岸图，绘制的精确度实属空前，没有分度网，却含有很多的分度箭头，用以指示方位。

毫无疑问，这些分度箭头的作用，就是为了告诉船夫们，要想到达某一确定的目标就必须取道什么航线，应该如何调整罗盘。

关于这些航海图，在地图的设计上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历代以来，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些图是根据用罗盘确定的海路绘成的，也就是说，是汇集海上路线图和回航记的报告绘成的。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用古代地图志汇编而成，并追加上罗盘线。还有人认为这些图的错误是由于还没有注意到磁针的偏差。

比较老的世界图——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埃夫托尔夫的世界图，绘于13世纪，对于海和陆还是用以前的方法加以绘制。

但是，后来的图，如绘于1375年的卡塔拉尼的世界图，则正确表示出了地中海和它的沿岸国家。这些地方画得好而且准确，地球的其他部分则画得比较粗糙而且有错误，比较起来，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些地方常常是单纯仿照古代的地图，没有注意到一些新的发现。东亚、非洲，在各种地图上画得也不一样。

西方中古时代的晚期，在自然知识方面，也远比中古时代的初期要丰富得多了，因为大约在1200年，通过住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介绍又知道了亚里士多德。

经院派的科学把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学说和教会的学说硬扯生拉地拼凑在一起。而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北方诸地和东亚的知识，则是慢慢地接受过来。

讨论得最多的是，在再次承认大地为球形时又重新提出来的对蹠人问题（所谓对蹠人就是在与我们相对的地球另一面上的人）。

教会拼命地否认对蹠人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有对蹠人存在，那么人类怎么能够由天国来呢？耶稣基督又怎样才能把超度世人的事业带到那里去呢？因此，教会断然下结论，世界上只有我们居住着的这一大地，即上古时代的有人烟的地区。

在地球另一面不但存在人类，而且存在一个大陆，这些都须用科学的论据来加以反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论，水圈是稍稍偏心地环绕固体地球的，因而这个大陆在一面，而且也只在一面崛起。

这显然是一个谬论。然而，直到很久以后，公正的意见才逐渐占了上风。

另外，古代关于气候带的学说，绝大多数所采用的波赛多尼阿斯假定的七个气候带，这时也重新被接受了。

但是，由于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地理知识的丰富，比起上古时代，现在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事实与这个学说间的偏离。

人们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知道，热带也可以住人，随高度增加而温度减低的情况也看得更清楚了，并且还知道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

这个时期，对于山脉的注意，一般来说超过了古代的和阿拉伯的地理学。生长别种植物和动物的地方也认识得多了，并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人类的注意力转向那些可供利用的动植物。

人们也开始考虑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到底能够有多大，并且从事研究适合人类居住的和卫生的地方，从而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马格罗斯的《论地方的自然情况》，时间稍微迟一点的有1410年的彼得·冯·艾利的《世界图像》。而比较系统的著作，具有地球物理学特性的要多于地志特性的。

本时期的航海指南这一种特殊的文献种类，由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也日渐增多起来。航海指南是海岸和港口的记载，相当于上古时代的回航记，也许它就是回航记的一个变种。

旅行记这一类的书籍比先前更丰富了，其中尤其是亚洲的大旅行记，显得格外突出，有时更多地采用记载旅行本身的形式，有时也采用记载所经过的地区的形式。《马可·波罗游记》是其中重要的一本书。

如果我们说中古时代和上古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注重实践，后者注重想像，那么，中古时代和近代之间却没有如此明显的沟壑，它其实是悄无声息的，逐渐过渡到近代的。

而15世纪是这个过渡时期，这时东方的中国已经进入明朝，而在西方，则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早期，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方面从中世纪被严重禁锢了的教会教条的权威下像松了绑似的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开始重新审视并接受古代的文献和古代的思想方式。

一种全新的对世界的看法——人文主义，摆脱了教会的正统。针对教会的神权中心、来世主义、禁欲主义等宗教意识形态，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一切以“人”的现世利益和要求为最高原则。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人文主义意味着对柏拉图的疯狂崇拜。人们重新认识托勒密，而这一点，对于地理学具有决定的作用。他不仅变成15世纪的、而且也成为后一个世纪的大地理学家。

重新承认托勒密，自然首先有利于数理地理学。数理地理学受到扶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有了托勒密的表，绘制了新的世界图。如绘于1474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托斯卡内利的世界图。

还出现了测量角度的一种新仪器，即所谓的象限仪，特别是在船上使用为最好，从而有可能增加用天文学测定地点的工作。

1492年，正是中古时期晚期的结尾，贝海姆设计了一个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标志着新的地理世纪即将开始。

而这时印刷术的发明也十分有利于地理书的普及。一切都似乎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