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求佛法，玄奘大师不辞艰险，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取经，回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无独有偶，为了弘扬基督教义，十字军数次东征，诛杀异端分子，却把欧洲文明也散布到所到之处。
上古时代的地理学和中古时代的地理学，两者之间并不能划出严格的界限，不过这两者之间却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引以注意。
中古时代并非上古时代的传统意义上的继续，像一般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固然它是以后者为基础的，但是，它却是长在一片全新的地基上的全新的东西。
这个时代中知识的代表，所属民族只有极少部分是原来，土生土长的，大部分人是别的民族，它只能够从头开始，受另外一种宗教和世界观的影响。它的地理学也由上述情况所决定。
很显然，它也是不统一的，甚至可以说是四分五裂的。在中古时代的初期，地地道道的西方科学，拜占庭的和阿拉伯的科学同地理平行地各自独立发展。
而当时的中国，正值大唐时期，出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盛唐气象，地理学也可以说是喜逢盛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且说玄奘西游，给世界地理学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吧。
唐僧（公元602－664），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堰师缑氏镇人），出家后法名叫玄奘，俗称唐僧。唐僧不仅是位佛学家、翻译家、文学家，而且还是我国古代一位出类拔萃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唐僧为了探求佛法，曾不畏难关，不辞劳苦到佛教的发祥地天竺（今印度）去探访、学习，回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
在这部传世佳作中，玄奘记述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无所不包。
这部书的内容涉及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军事地理等等；文笔朴实严谨，绚烂雅致，简扼流畅；涉及的地区十分广阔，从我国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
在这著作中，七世纪中亚、南亚等国的概况跃然纸上，这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无疑是相当珍贵的。即使到了近代，从事中亚、南亚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者，无不把《大唐西域记》作为重要的基础资料之一。
那是唐贞观元年（627年），时值深秋，万木凋零，到处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片寂寥的景色。
然而，玄奘怀揣圣旨，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独自出了古老的长安城门，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从此开始了他的漫漫旅程。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茫茫黑夜，也不知道迎来了多少个灿灿黎明，玄奘经过河西走廊，出了玉门关，眼前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八百里戈壁。
玄奘没有退缩，更没有回头，一直朝前走，一路上沙砾遍野，寸草不生。气候温差极大，白天是炎炎盛夏，到了晚上又是冷冷寒冬。
到了大沙漠的中心地带，只见平沙浩浩、黄浪滚滚，放眼望去，渺无人迹。玄奘孤独地骑着马，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去，哪里是出路呢？正在他愁眉难展的时候，猛然看到了沙海上依稀可见的马粪和白骨，于是，他又沿着这马粪和累累白骨的走向，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片美丽的海市蜃楼，但见笙歌悠扬，战旗飞舞，数百骑战马迎面飞奔而来，玄奘赶紧策马，想迎上前去。
然而，转眼之间，刚才那番美丽的景色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阵骇人的大风几乎要把玄奘连人带马都给刮到天上去，沙土漫天，天昏地暗，热风夹着细沙像暴雨般地席卷过来，从天而降的沙土随即堆成一座沙丘，把玄奘和马给埋了大半截子。
也不知过去了多少个时辰，玄奘才从沙堆里挣扎出来，这时，夜幕早已悄悄地降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冰冷的风像尖刀般地直往玄奘身上戳，远处明明灭灭的磷火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玄奘日夜兼程，早已喉干舌苦，困顿不堪，一不小心又把随身携带的水袋子给打翻了，干渴时时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但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玄奘的信心。
又经过了四夜五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一片水草地，玄奘饮马补水，睡了一觉，待养足精神后，又继续西行，终于走出了戈壁荒漠，到了伊吾（今新疆哈密）。
在伊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玄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纷纷把他当作贵宾一样款待，大家对他的这一前所未见的西游宏愿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支持。
他们给玄奘配备了向导和护送人员，为玄奘补充了必需的食物、布匹等物品，还写了好几封给沿途将路过的各个部落的信件，以保证玄奘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
护送玄奘的骆驼、马匹有数十骑之多，西行取经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确实给本来孤独的玄奘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也没有谁觉得累了，不几天功夫，便到达葱岭以北的天山山脉。
玄奘一行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翻越了天山，到达了天山北侧的山谷，只见终年积雪的天山山脉群峰之中安睡着一个终年不冻的大湖泊。这不为世人所知的湖泊就是大清池（今前苏联境内的伊塞克湖），它的周长达一千多公里，一望无际，碧波荡漾，湖中鲤鱼蹦跳，湖畔芳草如茵，令人恍惚置身于美丽的江南。
玄奘一行饱览了美丽的湖光山色，离开了大清池，又来到了湖泊密布、泉群纵横的沙漠绿洲——千泉（今吉尔吉斯境内吉尔吉斯山脉北麓一带）。
千泉南靠茫茫雪山，绿洲向东西北三面展开，耐寒的松柏等针叶树组成的丛林，一片葱绿。大草原上，上千湖泊、泉水，星星点点，“千泉”因此而得名。
玄奘一行离开了千泉。他们越过大草原，沿着中亚荒漠的南部边缘羯霜那国（今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再转向东南，登上了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它的大致范围是：南至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北至热海、千泉（今吉尔吉斯山脉北麓），西至活国（今阿富汗境），东至乌铩国（今新疆轮台县）。
自古至今，大家都视帕米尔高原为畏途，很少有人登临其上，更没有人能够对这个神奇的高原作出详实的报道。
玄奘西行曾先后三次路过这里，对帕米尔高原的地质、地形、地貌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记载，为后人介绍了它的位置、构造、成因等有关地质情况。
纵观整个帕米尔高原，峰峦叠嶂，崇山峻岭，花岗岩、大理石构成的高原表面上，冰雪铺天盖地，人类远古时期留下的冰川刻蚀洼地上，和山崩巨石堵塞的河谷里，往往由于冰雪融水汇积，形成了高原湖泊，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地理信息。
帕米尔高原里最大的湖泊是大龙池（今称大帕米尔湖），湖东西300里，南北50里，湖水很深，而且清澈甘美。大龙池里还盛产鱼类和游禽，这里湖泊草丛中禽卵俯拾皆是。
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里还对帕米尔的一部分帕米尔山（玄奘称波谜罗川）专门作了记述：“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咸卤，多砾石，播植不兹，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赡部州中，其地最高也。”玄奘准确无误地提供了帕米尔高原的地理概念。
玄奘穿过帕米尔高原以后，又风雨兼程，行了300余里，到了中亚通向南亚的一个重要，也是必经的通道——铁门（乌兹别克南部达尔本脱）。
铁门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势险要，地理结构奇特，它是一险要隘口，两边悬崖峭壁，怪石峥嵘，只能供一人通过，一条狭窄的栈道伸向云端，栈道的尽头就是关隘之所在。
玄奘一行顺着险象环生的山道，走过了豁口，又一直往南，翻过了大雪山，终于抵达了迦毕试国（今阿富汗）。
迦毕试国是一个地震易发生的国家，地质构造极不稳定，经常地动山摇，山崖崩塌，弄得人民不得安宁。
在加国都城南40余里的霫蔽多伐刺祠城附近，有两座高山遥遥相望，一座就是阿路猱山，“崖岭峭峻，岩谷杳冥”；另一座就是那呬罗山。
传说以前有个天神想来阿路猱山定居，“山神震恐，摇荡溪谷”。天神说：“不欲相舍，故此倾动。……吾今往漕矩吒国。那呬罗山，每岁至我受国王、大臣祀献之时，宜相属望。”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寻即崩坠”。
玄奘听了这些神奇的传说，又亲自经历了强烈的山崩地震，决定亲自对阿路猱山进行一番实际考察，他发现这个地区的山体果然异常高峻、挺拔，叠嶂危峰，参差万状。峡谷深幽，谷中套谷，一眼望不到底。山脚和谷地又散见大量的崩坍物。
玄奘经过考察后断定，这些都是山体正在升高的迹象，因此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就有了这么一句记载：“阿路猱山其峰每岁增高数百尺。”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玄奘的这一句话未免有些夸张。但是，阿路猱山区属于喜马拉雅构造带，是新构造运动异常活跃的地带。
自第三纪以来这一构造带确实一直处在强烈上升阶段。由于整个山体上升导致河流强烈下切，当河流还来不及展宽时，山体又抬升了。因此，往往造成陡壁悬崖和谷中谷等地貌现象。
玄奘的记载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他把上升区的地貌现象和地震、山崩等地质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无疑是比较科学的。玄奘经过千辛万苦，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梦想成真，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印度半岛，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南亚之游。
玄奘顺着古老的恒河漂流而下，沿美丽的印度半岛两岸游历后又逆印度河上溯，玄奘的足迹几乎遍布两大河流域和半岛的东西沿海地带，并曾经深入到了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一带。
玄奘几乎用了15年时间走遍了整个印度半岛的许多国家，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佛国悠久的佛教文化，另一方面对印度半岛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道里、植被、气候、物产、人情、风俗以及古迹、传说等作了广泛的考察，并作了记载和描述。
这些国家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克什米尔地区，这些国家的文化、政治、地理等无不令玄奘大师叹为观止。
玄奘写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北乃山阜隐轸，丘陵舄卤；东则川野沃润，畴垅膏腴；南方草木荣茂；西方土地硗确”。
今天，我们从世界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印度半岛恰似一个三角形，其底边紧靠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东、西、南部濒临印度洋，北部和东北部边境是崎岖不平的山地；中部横贯着一个宽阔延长的平原——印度河－恒河低地。
特别是这一平原的东部，即恒河中下游地区坦荡开阔，多是肥沃的冲积土，为印度稻米、黄麻、甘蔗的主要产区。
南部为一广大高原地带，其西南沿海森林茂盛；西北部有些地方是沙漠和半干燥地区，土壤较为贫瘠。
印度气候属热带季风气候，暖热而雨水丰盛。这与玄奘当时所描述的情况大体相同。
对印度半岛的气候，玄奘提到印度全年有热、雨、寒三个时期之分，这与现代气候学的划分是一致的，即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热季、冷季和雨季三个大的气候时期，每年一、二月为冷季，三月至六月中旬为热季，六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为雨季，11、12月为过渡时期。
1300多年前，玄奘对印度季节划分就能有如此科学的记载，是很不简单的。
玄奘自627年秋离开长安，628年夏末才开始进入印度半岛，后来又在印度半岛游历了15个春秋，于645年（唐贞观19年）回到长安。
在这长达17年的时间里，玄奘大师历经无数艰难困苦，始终一往无前，决不回头，克服了沙漠、戈壁、高山、雪崩、大河、恶浪等重重困难，坚持在与大自然的斗争过程中不断认识大自然。
从印度半岛归来以后，口述自己的经历、见闻，由他的弟子辨机记述编撰写成《大唐西域记》。玄奘还翻译了大量佛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直到他于664年圆寂，享年63岁。
玄奘西游是把国外地理介绍到国内来，而当时的唐朝也在地理学方面有了不少的建树。
道的出现是我国疆域史上一个崭新的创举，最初是一种地理区域名称，与行政没有什么关系。
神龙二年（706年）唐王朝开始设置十道巡察使，以后又曾改名按察使、巡抚使等。都由中央政府临时派遣，不常置，不定员，也不一定按道行使自己的职权。
这时候，道成了一种监察区。开元21年（733年），唐玄宗觉得道分得不够合适，如江南道地广人多，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乃再分为江南东道（今浙江、福建二省和江苏长江以南地区）、江南西道（今江西、湖南二省，安徽南部，湖北东部长江以南地区）、黔中道。
又把山南道分为东西二道，以四川、陕西二省东境为分界地。
此外，关内道长安（今陕西西安市）附近增置京几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几道。
于是由10道增为15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并定为常制，都有了固定治所，从此，道成了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
唐代于全国分置道外，还建立了府制。府与道同为我国疆域史上一种新制度，依其形势和地位可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从开元元年（713年）起，凡京、都所在地，为提高其地位，称为府，与州同一级。最初只有雍州（京师所在地）叫京兆府，洛州（东都）叫河南府，后来把并州提升为北都，改称太原府。
此后，凡陪都和皇帝到过的地方都叫府，到唐朝末年遂发展为10个府，成为州中地位比较高者。三都各设牧一人，各府设尹一人。
其次，国内重要地区设置都督，兼治军民，统辖数州，他们所在之州，称都督府，别的州皆名支郡。
武德中规定，凡管辖10州以上者，称大都督府，贞观二年（628年）去掉大字，只有朔方一郡仍称大总管。
据《括地志》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凡天下有都督府四十一，分统天下州县，唯近几九州无所隶。”
景云二年（711 年）李旦曾置24 都督府，分统全国所有郡县，不久，因见都督的权力太重而罢之。
开元十七年（728年），玄宗复分都督府为上中下三等，共有40个都督府，此后节度使兴起，都督的权力由节度使取而代之，名称也逐渐废弃。
最后，唐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于沿边要地设置都护府。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开始设安西都护府，西有安西、北庭，属陇右道。
该道东有安东，属河北道。北有安北、单于，属关内道。南有安南，属岭南道。其中有的名称曾有改变。此外，陇右道还有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剑南道又有保宁都护府，因都以其本地酋长充任都护之职，故不列入六都护之中。
中唐以后，又出现了节度使区域的建置。永徽年间，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凡边境诸州，皆授予都督带使持节，以增加其权力。景云二年（711年）正式任命凉州都督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并成了定制。
从此以后，凡都督带使持节者皆称节度使，开元时有了八个节度使，天宝时则发展为十个。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就统治此数州，州刺史也受其统治。
节度使又多兼任按察、营田、度支等使，集军权、政权、财权、监察权于一身，可谓位高权重。天宝时，节度使又兼任每道的采访使，从而道和镇基本上合而为一。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为了奖励出征长官，怀柔投降的将领，都授予节度使，于是，过去在边境实行的制度转而遍及于内地。每个节度使领州多至十余个，少的也有三四个。他们往往割据独立，形成所谓“藩镇”。
至德之后，中原地区州刺史掌军权者称为防御史、团练使、置使。又东南二方海上别有东莱守捉使、东牟守捉使、长乐经略使，为巩固海防而设。
这时15道采访使已经有名无实，乾元元年（758年）肃宗只好改置观察处置使，职权仍然和采访使一样，都由节度使、防御史、团练使等兼任。
从此，节度使成了合法的军事、民政长官，州不能直接和中央政府发生关系。节镇也称道，从而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元元年有节镇44个，贞元十四年（788年）贾耽《十道录》中有50镇，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只有京兆府、河南府、同州、华州不属于藩镇所管，剩下的都为藩镇所据，共47镇。
唐太宗平定突厥以后，西北各族纷纷纳贡臣属。唐王朝因为其路途遥远，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统治，只好就其部落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该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内部行政，中央很少过问，由边州都督、都护所领。
在唐朝的时候，还有一位地理学者李吉甫，他曾经撰写了一部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又名《元和郡县图志》，在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方面，都为后人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信息。
《元和郡县志》编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它以当时47节镇为标准，将其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都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都有插图，所以又名《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元和郡县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总志（指的是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
唐贞观初，分全国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
但是到了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所以书中将陇右道移到最后。在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其中特别是关于南北朝政区变迁的叙述，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政区兴废，治所迁移，保留了丰富的资料。
作者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移、著名古迹等，有的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京兆府万年、长安、咸阳三县均有名叫细柳营的地方。
《元和郡县志》在“万年”县下注明：“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又在“长安”县下载：“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在“长安”县下还有关于秦阿房宫、汉长乐宫、汉未央宫及秦始皇陵等遗址的记载。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经济地理方面，各个府、州之后有“贡赋”一项，可以说是《元和郡县志》一书所首创的。贡品多是当地的土特产，包括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及矿产、药材等；赋为绵、绢等物。
如卷一京兆府下记载：“开元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赋：绢、绵。”在县下又有对于当地水利设施、工矿业及其他经济资料的记载。如卷一京兆府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有关于郑、白渠灌溉情况的记载；卷三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县）有西北地区监牧场地、马匹数字的记载；卷四益州有关于盐池的记载等等。
至于一般的铜矿、银矿、铁矿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卷二十五润州句容县（今江苏句容县）“铜冶山”，出铜铅；
卷二十八饶州乐平县（今江西乐平县）及卷二十九郴州平阳县（今湖南桂阳县）等有“银山”或“银坑”，产银；(www.xing528.com)
卷三十七贺州桂岭县（今广西贺县）等均产铁。
以上这些记载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经济、地理资料。
在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志》所记录的资料也极其丰富。在每县下记载着附近山脉的走向、水道的经流、湖泊的分布等等。
在这一方面，自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大部分都有记述，但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比较详备，可是自北魏至隋唐数百年中没有记载这方面的书留存下来。
因此，《元和郡县志》中保存下来的这部分资料更加可贵。全书记载下来的水道有395条，湖泊92个。
另外还有对各种地形特征的描写。如卷一京兆府万年、长安、三原等县均有关于西北黄土高原上所谓“原”的记载，如毕原、白鹿原、细柳原等。
卷四灵州鸣沙县（今宁夏中宁县东北）有关于沙漠的记载，说：“人马行经此沙，随路有声，异于余沙，故号鸣沙。”
卷三十辰州卢溪县（今湖南泸溪县西南）又有对于喀斯特地形的记载，说：“溪山高可万仞，山中有槃瓠石窟，可容数万人。”
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水道、湖泊的变迁，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曾任唐朝宰相的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县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精研地理、编写《元和郡县志》的目的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
但《元和郡县志》毕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
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这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到了唐朝的时候，对地形的实际调查取证也日渐增多了起来。唐朝时就有各地“地记”和“图经”的上报制度。
总地志比如《括地志》已经长达550卷，所以地形知识得以逐渐深入和扩大。从敦煌石窟残卷《青昌地境》来看，当时的区域地形知识已经记录了里鼻山、紫金山、五亭山、姚闷山、龙勒山、蒲昌海、沮末河等山川湖泊地貌。
唐分全国为十道也是利用地形知识来划分的。《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元年（627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在《元和郡县志》就有不少地形知识的记述，数据也多。如记南海在广州南70里处，说明今顺德县以南即为大海。记壶口瀑布冲蚀成的瀑布峡谷曰“石槽”，深70余尺，和现在的深度差不多。
由于区域地形知识的扩大和深入，逐渐产生了专门的地形学知识。航海家了解到海岸地形，去南方的旅行家了解到岩溶地形，范围也由本国扩大到外国，甚至还有专门的调查。
比如，天宝六年（747 年）就对全国名山进行调查和定名。著名的黄山，原名黟山，天宝六年，改称黄山。专谈南方喀斯特地形的有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而在《新唐志·地理志》中所引《通海夷道》一书，即记录了不少海岸地形知识。在贾耽所记7条海外交通大道中，也记录了不少外国地形知识。
唐代由于航海业的发达，远航到了西亚，所以海岸地形知识比以前丰富得多。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航道，已有山、门、州、石、海峡等海岸地形类型的记录。
河口由于堆积而变形也有了记载：“当开元以前，京口崖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过茱萸湾，北至邵伯堰，汤汤涣涣，无隘滞之患。其后江派南徒，波不及远，河流浸恶，日淤月填。”
拦门沙与海岸沙丘在《元和郡县志》中均有记载：“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迴二里，俗人呼为閗口淀，是济水入海处。海潮水济相触，故名。”这里所说的“閗口淀”，就是指拦门沙。
而“沙县本宋置，属建安郡……因沙丘以为名”。反映了这个地方有海岸沙丘地形。
河口洲的形成可以长江口沙岛的记述为例。《后汉书·郡国志》记东阳有长洲泽，梁刘昭注补说即扶海州，即今海门、如东间河口洲地形。
在唐朝初年，由于唐王朝与吐谷浑（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时居今青海省）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过了一段时间，又友好相处并往来频繁，从而有人到达了河源区的星宿海，观览了河源。候君集和李道宗就是其中的两人。
他们观览的情况，《新唐书·吐谷浑传》作了这样的记载：贞观九年（635年），“（候）君集、（李）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和石山，观览河源”。这里所说的“星宿川”，就是黄河至此而川流散漫的星宿海；“柏海”就是与星宿海相通的扎陵湖。由此可见，当时对河源的认识，已从积石山上溯到星宿海了。
此外，唐朝由于加强了对西藏的联系，汉藏两族间的交往颇为频繁。当时往来要途经河源区，因此也增加了对河源的认识。比如，文成公主进藏与西藏首领松赞干布联姻，就路经河源区。
稍后，刘元鼎在长庆二年（822年）往来西藏。他了解到的河源情况是：“河上之流…水益狭，春可涉，夏乃乘舟…”这里已描述了河源区的水文特征，较前具体得多了。
当我们简单的介绍完盛唐地理历史的概况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西方中古时代的地理学走了多远，对于人类，又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西方中古时代所包括的范围，主要指的是整个罗马教会所包含的区域，为什么呢？因为随着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也就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两个文化区域的分裂也同时在进行，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的分裂先于文化区域的分裂。
因此，地理知识在地球空间的扩展，大体上和罗马基督教的传播范围一致。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僧侣或者说传道士们成了西方中时期科学，包括地理知识几乎是唯一的传播者，科学被毫不留情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地理也同样如此。
但是，宗教的传播似乎被插上了翅膀，罗马基督教迅速地越过千山万水，越过地中海区域进入了欧洲北部的许多地方，甚至几乎覆盖了西欧的每一个角落，所幸的是，当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在世界上逐渐散布开来，北非洲才免遭基督教的涂炭。
我们所要叙述的地理知识，通过无数人的无数次朝圣之行而逐渐传播到罗马，也传到了耶路撒冷，朝圣者在漫漫的旅程中，有的还留下了有关旅途见闻的文字记录，并且有关这方面的记录也被收录到圣徒传里。
我们由此看到了在阿尔夫雷德大王所亲自修订的奥罗西乌斯的历史著作中，他为我们讲述了两个挪威商人的艰难旅行，即武尔夫斯坦通过波罗的海到今波兰的维斯瓦河和到萨姆兰的航行。奥泰尔环绕北角和科拉半岛进入北海的航行，但是好像没有到德维纳河口，只是到了坎达拉克沙湾，这样就环航了欧洲。
并且由于这次回航，原来蒙眬不清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形状也被清晰地确定下来了。
大约在公元861年，诺曼人通过航海，又发现了冰岛，在冰岛上，他们理所当然地碰见了爱尔兰的僧人。更晚一点，他们还在冰岛上建立了移民点。
983年，逃离故乡的极端共和党人埃里克在亡命天涯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格陵兰的西海岸，他也在那里建立了移民点，而且这些移民点保持了几百年之久。
这次航行中，埃里克的儿子莱夫被暴风吹散了，一直吹到了南方，莱夫大难不死，漂流到一个陌生的海岸边。他因此寻到了从这里到格陵兰去的路线，并且发现了三个地区。他把这些地区称为黑卢兰（即石地）、马尔克兰（即林地）和温兰（即葡萄地）。他发现的这些地区不光生长麦子，而且还生长野葡萄。
而南森在他的《雾乡》这本书里，却主张美洲是诺曼人发现的，但是他采用了故事性的修饰来说明一切细节，这些修饰材料有可能是来自经拉丁派僧侣所传来的关于幸福诸岛的神话。但不管他如何主张，北美洲的这次发现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上古时代晚期，古代的科学已经出现了破败的气象，古代地理学也随之逐渐走向凋敝，因而基督教中古时代早期能够从中吸收到的营养只是些剩汤剩饭。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圣经》的权威对于整个世界观都具有不容辩驳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约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还没有受到希腊科学影响的古犹太人所看到的和所想象出来的地球图形，对于整个中世纪的地理观念也具有绝对权威的决定性作用。
就以《圣经》的开篇《创世纪》来说吧，它无疑是一个科学的文献，它里面所描述的创世的六天工作便成了不可触犯的颠扑不灭的真理。大地又成了一块光滑的平板。
假设在人类的上古时代，普通的人包括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都已经相信了如六天创世的这种朴素的甚至有些幼稚的见解，而现在它又由《圣经》的权威加以证实了。
中世纪时，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地图是所谓轮状图，即采用圆形的图：上部（即东边的）半个地球是亚洲；下部（即西边的）半个，左方（即北部）是欧洲，右方（即南部）由地中海划分开的是非洲。
当然，这种画法的细节多半都严重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整个自然观念都返回了神话的时代。不是非人格的原因，而是奇迹支配着发生的事件，周围地带是充满了奇人怪兽的世界。
而希腊的或者拜占庭的东方则显然是另外一种文化范围，它所命名用的语言是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另外一种语言，并且还以十分虔诚的态度信仰着在当时引起高度分离作用的另外一种宗教，而且还拥有另外一种认识境界。总之一句话，拜占庭的东方和中世纪的西方是其趣迥异的两个世界。
同时，整个西欧对拜占庭的东方，也是相当陌生的，完全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世界，因而，也就对它构成了一个神奇的谜。由于宗教的关系扩张到了东欧平原、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同其他东方国家的交通和联系也日渐活跃起来。
至今依旧存有零星记载的便是当时策马尔科的出使旅行，他于公元569年到达了神奇的阿尔泰，内斯托里教派的传教师到了印度，又经过中亚细亚到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
拜占庭的科学，特别是早期的尤斯蒂尼安的统治下，远远地高于西方的科学。从今天看来，对研究者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比罗马的图书更有价值的希腊古籍还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完好。
在古老的拜占庭，本地的书籍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处于较低级的阶段，跟历史比较起来，拜占庭对于地志和民族志的忽视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们把地理的报道大量穿插在历史里面。
在拜占庭的东方，地理学是完全置于教会和《圣经》权威的影响之下。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认真细致地讨论地球图形和自然知识了。尤其是在晚年变成了僧侣的因季科普莱夫斯泰斯所作的基督教的风土记中，我们便充分感受到地理学的水平之低劣。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阿拉伯的地理学，比起早期基督教中古时代的地理学要略微高明那么一点，由此也可以见到一些地理学的曙光。
我们这里谈及的阿拉伯的地理学，指的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教文化范围中的地埋字，令人遗憾的是，其代表人物绝不是真正的阿拉伯人，而是诸如波斯人、毛尔人和西班牙人等。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伊斯兰教就以人们所意想不到的速度扩展到整个小亚细亚和北非洲，并且进入西班牙和西西里，在中亚细亚、中国、印度以及苏丹和东非洲，它也逐渐站住了脚。从当时世界的格局看，它和基督教形成了抗衡天下的局面。
由于大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由于经常到麦加巡礼使各地信徒能够充分地汇集到一起，所以盛行伊斯兰教的整个区域精神上的联系比较密切，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无比神奇的向心力。
阿拉伯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到处漂泊的天性，他们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丰富了自己的阅历，也扩大了地理的视野。这一点，大约可以从支配着阿拉伯穆罕默德教大部分文化区域的游牧生活来加以说明。
阿拉伯民族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如十世纪的马苏第、伊本·胡长勒或者穆长达西，或者如14世纪的伊本·拔图塔等人，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旅行家。
在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拔图塔的旅行，便可以看出这一类旅行的一般特色。
1325年，拔图塔由自己的故乡丹吉尔出发。作为一个诚惶诚恐的朝圣者穿过人迹罕至的北非洲到达了麦加圣地。
在这一漫长的朝圣过程中，他不畏艰辛，漫游了叙利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沿非洲东岸到达了东非南部海岸的基尔瓦，访问了克里木和南俄罗斯，直到博尔加尔（今喀山附近），还通过希瓦、布哈拉、科拉山，越过今阿富汗，经信德而抵达德里，沿马拉巴尔海岸南行至长利库特，访问了马尔代夫群岛，船过锡兰岛和东印度群岛，到达中国，穿过中国的许多地方，直到中国的都城北京。
24年以后，即1349年，拔图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无法在自己的故乡多呆上一段时间，便又继续踏上了旅行的路程，到了西西里岛，穿过浩瀚的沙漠到达另外一个他没有到过的地方，即达廷巴克图。
按照拔图塔的旅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推断出阿拉伯人广阔的地理视野，而这种广阔，毫不疑问，得力于阿拉伯人热爱旅行的天性。
在无垠的大海上，阿拉伯人也完成了他们的远途航行。
就拿被编入《天方夜谭》的辛德巴德的冒险旅行故事，就取材于这类海上旅行的报告，如果把这部作品看成是阿拉伯的《奥德赛》，恐怕也是毫不过分的。
《天方夜谭》是一个充满神奇惊险色彩的故事。相传在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海岛中，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由于王后行为不端，国王把她给杀了。此后，这位国王每天娶一少女做王后，翌日晨即将她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同胞，自愿嫁给国王。
山鲁佐德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使他爱不忍杀。每次讲到最动人的地方，天刚好亮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样一直拖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化，遂鸾凤和鸣，白头到老。
把辛德巴德冒险旅行当作其中的一个故事，广泛介绍其旅行过程中所见到的奇特的地理现象和人文景观，也足以证明当时的阿拉伯人已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地理意识。
当然，阿拉伯的地理学，比基督教的地理学要高明那么一点点，不光表现在空间的范围上，前者比后者要广泛得多，同时也表现在知识的方式上，因为古代的书籍依旧较完美地保存在那里，并且成为阿拉伯地理科学的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
阿拉伯人非常注重译介其他民族的地理学著作，把托勒密的所有有关地理学方面的著作，甚至包括他的天文学著作，全部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他们还在大量译介的基础上，与本民族的地理情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并绘制了阿拉伯的地图。
然而，时光容易催人老。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辉煌的希腊楷模正在逐渐失去他昔日的光华，不知怎么回事，阿拉伯的绘图水平也在呈日趋下降的态势。
和西方明显不同的是，在阿拉伯的地球观念中，我们所无法离开的大地，仍然是圆圆的球体。在有关地球的大小上，阿拉伯人一方面接受了古代测量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在曼苏尔回教主的带领下，在九世纪初还作了新的测度工作，并得出了完全可以令人相信的数值。
阿拉伯人对于我们头顶的天空具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探究意识，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他们是那样地热爱占星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他们的这一癖好，却非常有利于用天文学测定地点的工作，尽管最精密的纬度测定其误差起码仍达到三分之一度。
阿拉伯人对于有人烟的地区，到了东方仍然向远方无始无终的伸展，他们觉得简直是神谕，所以他们怎么搞也不敢去问津。他们也终于通过旅行，看到了大陆终于不再向未知地带延伸，因为宽阔无边的海洋挡住了去路。
在阿拉伯人看来，印度洋自然还是一个狭窄的由非洲东部突出的一块陆地所紧紧环抱着的内陆海，并且，布着还满星罗棋布的众多的岛屿。而这里的人民，就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阿拉伯的地理学，对于地面植物，特别是高山植物的垂直分布，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阿拉伯在自然知识方面增加了个别的观察结果，但是从全局来看，还是上古时代的基本观点。
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人也留下了许多地理文献。
当时的全国邮政总政长伊本·库达特拔于847年前后写了一部关于道路和国家的书，一部颇为枯燥的政治地理学和统计学，它也叙述到回教主的国度以外的地方，但是，这些记载里面却含有不少严重的错误。
无论是东方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或是阿拉伯诸国，都十分重视加强地理学的观察工作，这其实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很显然，地理学以同其他科学部门不同的观点来理解人类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因为系统的或者称为物的科学方面，总是紧紧围绕着物来展开，如石头、植物、动物、人以及物与物的关系本身，对地理学来说，主要感兴趣的是这些事实在地区或者地点的性质中所参与的部分。
也就是说，地理学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地点和那个地点之间有哪些差别，以及在同一地点诸现象的共同存在和共同作用。盛唐时期的地理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个性和共性；中世纪的地理学家派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些。
地理学的观察工作只有在野外现场去工作，在研究室或者实验室的工作只能起到一些补充作用。
地理的观察就是进行游历和旅行。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别：观察工作可以着重深入或重点在于广度。
进行观察的地理学者可以在自己的家乡选择一个狭小的工作区域，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地区里他纵横穿越，如果发觉他的观察有漏洞，他总还可以重新穿越一次。
要是在外国，研究旅行家就只能穿越很少几条路线，并且很少有机会去重复他的旅行。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坏天气或者别的困难情况使他的观察工作在某些地段成为不可能。
他常常必须很快地向前赶路，而在有兴趣的地点也不能久留。他在旅行路线上的视野常常只是一条很窄的地带。观察工作在近处是比较清楚的，距离越远就越模糊，也就越不可靠。但是，把这种不清楚的观察结果完全放置起来不用是错误的，有它们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在比较遥远的地方，自己的观察还必须和调查紧密结合起来。
比如旅行家要向本地人询问河道的情况、村镇的位置、森林和开阔地的分布以及其他等等。他通过调查能了解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完全取决于提问的技巧和被问者的才能。
但是，人们也会得到较好的回答。东非洲的雪山和大湖的知识，最初都不是得自直接的观察，而是得自当地人的介绍，在自己旅行路线以外的地方，地图也可以这样填充起来。某些旅行家的作用以前主要就在于提问的艺术。
对于观察和调查还可以加上自己的推测，即设想的补充。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只有从来没有在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工作过，或者作为试验，把故乡看作一块未知的地方加以研究的人，才会完全抛弃推测。
如果旅行者在离一条河不远的地方走过去，只是看到这条河在这里和那里闪现，他仍将会把这条河的河道连在一起画在地图上，尽管这里用的是虚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的地图就仍然是零乱的没有价值的片断。
在地质图和地质剖面图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一些设想来进行补充。从其他的自然现象中所作出的推论，会对这类设想补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帮助。
因此，地质学者也求助于地域的形象、土壤的湿度、植被等。如果能够把目光放得远一点，人们还可以从植被推论气候。
另外，地理的观察并非总是完全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它多多少少要受到旅行中一些外界困难的干扰，如饥渴、恶劣天气等，特别是对风景的美的判断，相当程度取决于外界的情况。
巨大的自然事变：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等可以造成一种如此巨大的印象，以致描述言过其实。
一个不得不和当地人进行斗争的旅行家就很难公正地描写这些当地人。他对自己的行动也许要添油加醋或者保持沉默，从而损害客观性。比如，中世纪的传教士就非常喜欢贬低“异教徒”的精神文化。在理解土地的肥沃或者矿藏的富饶时，物质的兴趣往往会掺杂进去。
相对于西方地理学的衰落，东方以中国的大唐为代表，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辉煌，也在一步一步走向地理学发展的巅峰状态，并且这种状态一直走向其后的宋王朝。而西方到了中古时代晚期，才逐渐出现了一些亮色，给地理学带来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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