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世界天主教史，对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和中国信徒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清朝皇帝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史，才可能梳理清楚一些。试想天主教内部教派的纠葛难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在争竞中的被取缔而后又复活，这种历史知识对于理清清代天主教史是绝对不能少的。那么《中国近事》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哪些资料和见解呢？
（1）16世纪以来基督教三大教派并立之下的争竞与清代天主教史
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出现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并立，但互相争夺教区，即使在一个大的派系之中，不同的宗派也因教旨而摩擦不断。《中国近事》显示出莱布尼茨的态度。
莱布尼茨信仰新教，蔑视天主教，承认耶稣会东方传教业绩，但不乐于见它独占鳌头。他之编著《中国近事》主旨有二，且是一明一暗的，明者是公开说出加强对中国的传教和宣布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福祉的愿望，如同其“致读者”所言，“但愿这些（《中国近事》包含的文件）更多地激起虔诚欧洲的热情，去完成这一巨大的使命”[112]，读者一览便知；暗者则是希望新教向东方派出传教士，赖有李文潮辑录的莱布尼茨通信而能迅速得知。因为英国人是信仰新教的主要国家之一，1698年4月5日莱布尼茨写信给主教、英国国王顾问基伯特·布奈特，特别说到《中国近事》，表示：新教的尊严与荣誉不允许罗马天主教打着欧洲科学的旗号独占在这个（中国）伟大国家的传教活动，特别是因为新教在科学方面远远超过天主教[113]。同日致函维腾堡修辞学教授柯西迈耶，说明发表《中国近事》目的：“我不想如此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一是因为好的想法往往遭到人们的嘲笑，二是因为我不想引起耶稣会士们的怀疑，还想继续保持与他们的联系。”1711年3月末，他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认为首要任务是“通过科学促进真正而纯洁的宗教在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传播”[114]。莱布尼茨的书信明白表示，出版《中国近事》的目的在于鼓励基督新教传教士往中国传教，让比天主教、耶稣会更掌握科学知识的新教教徒传教，业绩会更好。
（2）对耶稣会坎坷命运有所透露
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一个修会，1536年组建于法国，以隐修、着装、“入世”不同于其他修会，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方式更引起争论，乃至在1773年被教廷取缔，四十年后的1814年才得以恢复。
莱布尼茨基于肯定耶稣会传教业绩和力求基督教在华发展，对其予以同情。《中国近事》报道的耶稣会传教士事迹，就是在反对耶稣会声浪中给予声援，莱布尼茨指出“耶稣会的努力和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指责罗马教廷：“自己听信了值得怀疑的报道而过分谨慎，犹豫不前”，他“希望人们在将来能够从基督教的明智处罚出发更加小心谨慎行事，在中国皇帝以国法的形式允许基督教传播后，能尽力正确地利用这一上帝恩赐的良机”[115]。
（3）教会与国家关系
这个子目，涵盖着个人与教会及与国家联系，国家同教会的关系，当然是仅就《中国近事》及其作者的有关事情而言的。(www.xing528.com)
传教士、宗教信仰者与教会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莱布尼茨的“致读者”写道：“法国已经派出了新的传教士到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希望德国在这件事情上同样不甘示弱。”[116]法国国王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是为法国自身利益，莱布尼茨则希望德国效法，为德国利益向中国派出新教传教士。他直言不讳，关照自己教会和国家的利益。白晋向路易十四报告，在华耶稣会士建议康熙帝设立法国式的科学院，保证在传教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特殊才能各自分担不同的课题，每年向法国学者就各项问题提供大量珍贵的准确的考察报告，并通过最有价值的满文和汉文书籍的翻译资料，以利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在中国学者中，因科学艺术知识的获得，改变其观念而信教[117]。白晋等人就这么做了，把测绘的康熙《皇舆全图》传回法国。所以中国教会史研究者不宜忽视传教士为其祖国服务的因素。
在华的耶稣会士，因国籍关系而互相拆台。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开始时排斥法国洪若翰、张诚等五人，因南京主教区主教、“并任南京、北京与中国其他南方省修道会宗座代牧的主教”罗文藻（1601？—1691）支持法国传教士，才使得张诚、白晋可能留在北京传教。事情是这样的：洪若翰等人开始在浙江被金
禁约，稍后得到康熙帝允准进京，可是又遇到新问题：若要开展传教活动，必须按照主管在华教会机构的指令“宣誓”，然而法国国王不允许他们宣誓。他们在前往北京途中致函罗文藻，请求赋予职权以便能够传教，罗文藻的代理人莱奥内萨主教答复说将在北京授予圣职，但是洪若翰等人刚到北京，就得到耶稣会视察员马丁不许进入北京的通知，如果拒绝执行，就驱逐出学院，在北京的执行人徐日升以尚未宣誓不允许他们行施牧师的全部职能。罗文藻鉴于传教人手不足而作出通融，赋予洪若翰等人权限，并没有要求他们宣誓[118]，从此法国耶稣会士得以开展在中国的传教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活动。
新教国家与天主教竞争。新教在德国、英国兴盛，莱布尼茨希望新教参与东方传教，除了前述莱布尼茨给英王顾问布奈特写信，在《中国近事》出版二十天之际的5月中旬，他就给布奈特寄送该书“致读者”，寄希望于英国国家及新教徒关注东方传教事业，并与天主教在那里开展竞争。他希望德国“不甘示弱”，也是支持新教去同天主教抗衡。
天主教国家与罗马教廷亦有利益之争。莱布尼茨注意到葡萄牙国王与教廷在对待耶稣会问题上态度对立，1716年4月3日的一封信写道：“葡萄牙国王在罗马为耶稣会辩护，不愿在澳门公布教宗反对中国仪礼的决定。”[119]葡萄牙国王的做法是为保持在东方的保教权。
天主教、新教一致希望打通从俄罗斯前往中国的陆路通道。莱布尼茨对此甚为关注，故而选取《1693—1695年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一篇。他还知道闵明我与俄国人的交往，“闵明我曾多次为莫斯科使臣尼古拉·加弗里利诺维奇·斯帕法里（即尼果赉）效劳，曾帮他翻译，使用的是拉丁语或法语”[120]。如康熙十五年（1676）俄国使臣到来，1667年入华的闵明我任翻译（拉丁文和法文）。可能有此渊源，康熙帝命他于1686年出使俄国。莱布尼茨说闵明我“带了不少能干的耶稣会专家前往中国”。耶稣会士巴勃布罗赫给莱布尼茨1690年8月7日的信，说俄国可能不同意闵明我及他的八个同伴过境。波兰皇帝为闵明我能够走陆路通道向俄国写了推荐函。“致读者”还说到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新近已与俄罗斯人结成联盟，通往中国的道路已经打开，因此，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条路输送传教士到中国宣讲福音。”[121]闵明我带着他招募的新伙伴希图假道俄国返回中国，遭到拒绝使得愿望落空，不过其本身反映了天主教徒想取道俄罗斯的愿望。
（4）康熙帝不明天主教内部斗争的根本情形，希图调停而失望
对天主教持有极大宽容态度的康熙帝，隐约获知在华传教士与罗马教廷的某种不一致，试图调停，三度派遣使节前赴罗马教廷，希望说明中国赞赏利玛窦规矩（传教方式）的态度，均告失败。他于四十五年（1706）差遣白晋去罗马，然因教廷使节铎罗（多罗，G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的阻扰而未能成行[122]。随即命龙安国（P.Ant de Barros，1664—1708）、薄贤士（P.Ant de Beauvollier，1656—1708）出行，向教廷通告在中国传教士必须具结领取内务府发给的信票，否则离开中国，不幸的是他们在里斯本附近洋面沉船亡故[123]。四十七年（1708）令艾勋爵（艾若瑟，AnToniv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陆若瑟（P.R.-Joseph.Arxo，1659—1721）前往罗马，克莱芒十一世再次做出否定中国礼仪决定，并羁留艾勋爵，禁止他返回中国，及至教皇允许他东来，但其次年在途中患病去世。
康熙帝的这些活动，均出现在《中国近事》梓行之后，与此书并无关涉，所以道及，乃是用事实说明康熙帝不明天主教内部斗争的来龙去脉和状况，一厢情愿去调解，只会有失败的结果。同样道理，不懂得欧洲天主教史，对东来的传教士及其修会在华活动的所以然就不会那么清楚，如何能理清中国天主教史的脉络和方方面面？若能从《中国近事》中发现教会内部的纠葛、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实现传教目标，就会将清代天主教史研究作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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