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研究：莱布尼茨文化交流与全球思想成份

哈特穆特·鲁道夫说莱布尼茨编著《中国近事》，“就是要把欧洲的眼光导向这个伟大的国度（中国）与民族。”他几乎是重复地写道：“1697年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要让欧洲的学者们走进中国。”他还引用莱布尼茨给俄国彼得大帝的一封信中的话：“我不属于那些眼睛里只有自己的祖国、只有某个具体民族的人，我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与福祉……我的兴趣与着眼点始终是人类整体的进步。”^[109]鲁道夫道出莱布尼茨为人类命运谋求福祉的愿望，因而将目光投向东方，要了解吸收东方优秀文明。

17世纪人们对世界文明的认识，基本上是欧洲、北非和亚洲文明，那么身为欧洲人的莱布尼茨，在关注欧洲文化的同时强调认识东方亚洲文化，他从比较中西文化的优缺点中，发现中国“与欧洲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二者各有所长”。他希望互相取长补短：“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技术以及实验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上，我们不相上下；假如要进行互补对比的话，各自都能通过相互交流而获得有益的知识。”^[110]他希望传教士把欧洲文化带到中国，也将中国文化反馈欧洲，所以1691年5月给闵明我信中明确地说：“我衷心地为您祈祷，既为了您同时也为了人类社会的利益与福祉……不管怎样，您将我们在数学上的发现带到了中国，但我希望您也从中国给我们带回一些欧洲科学礼仪受益的东西，特别是有关自然（即其特性与力量）方面的知识。”^[111]

笔者借助鲁道夫说的莱布尼茨具有东方眼光，进一步认为莱布尼茨文化互补观念的提出，前提是承认东西方文化各有优缺点，而这种东西方文化比较，实际上是欧洲文化视野与东方文化视野结合的全球视野的观察结果，虽然莱布尼茨没有明确提出全球文化视野的命题。由此出发，笔者想到研究中国历史应在全球文化视野关照下进行，人们常说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具有全球文化视野的观念，从而进行具体史事的研讨。就此而言，《中国近事》似乎可以成为将中国史研究放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切入点。此书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从它揭示古代中国政体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显示它有明确的历史认识论，再从它蕴含清代前期多方面的历史素材来看，做到了史论结合，是研究清代史不可或缺的史书。其实，它对于研讨基督教史和欧洲史也应具有某种意义，由于笔者基督教史和欧洲史知识的贫乏，不能做出概括，在此仅就该书反映的史事，指出它涉猎的内容，至于其价值若何，笔者不敢断言了。(www.xing528.com)

其内容如下：（甲）在基督教内部，向东方大陆传播，主要由天主教进行，基督新教是在18世纪下半叶才有了进展；天主教在印度果阿有教区，安南有教区，国王数学家六人东来，巴夏尔留在安南，洪若翰等五人到中国；天主教内部教派林立，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开展迅速，然而处于不利状态。（乙）宗教与国家搅和在一起，传教士既隶属于宗教，又属于国王，要兼顾两者利益，是以莱布尼茨希望德国不要落于法国，法国传教士具有为法国谋利的因素；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早，拥有保教权，葡萄牙传教士排斥法国传教士，哪怕同属于耶稣会；因保教权之故，葡萄牙与罗马教廷时或形成对立；西欧诸国教会希望从俄国开通前往中国的陆路通道，而俄国未加允许，且驱逐耶稣会士，这反映出国家之间的矛盾。明了这些基本史事，研究清代前期历史、中国天主教史，就必须同基督教内部教派史、基督教与欧洲诸国关系史、欧洲诸国之间关系史放在一起考察，这些就是将研究中国历史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吗？笔者说《中国近事》可以作为将中国史研究放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切入点，兴许不会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