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和其他传教士共同认为，他们所生活的清朝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体”，诚然，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实行郡县制，随着朝代的更替，老王朝的贵族就被新朝贵族取代，即使这种贵族与周代具有土地、政事、人民三宝的诸侯迥异，君主依靠任用各级官吏实现治理国家和统御百姓的权力，于是就碰到皇帝与官僚的权力分配问题，结果是沿着皇权逐步强化、相权日益消弱的路子走下来，即从秦汉的丞相制演变到唐代的三省制，再到明清的内阁制和清代军机处制[103]，没有了分皇帝之权的丞相制，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皇权越往后越强化，至清代登峰造极，白晋说的“不折不扣的君主专制政体”，一点不虚。独裁君主使用文官制的官吏治国，讲求官吏的任用途径和监察制度，官员选拔的标准，就是白晋说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学问作为任用官吏的准则”。从汉代皇帝施行察举制度向社会多阶层搜罗人才开始，中经魏晋士族的讲求学问，到隋唐正式实行科举制，科举出仕成为官吏的唯一正途。清代科举中式者区分甲科、乙科，中式乙科即可做官，甚至贡生亦有出仕机会，且为正途出身。君主在任用官吏的同时，就加强对他们的制驭，要求他们廉洁奉公，保证执行其指令，否则罢黜、流放，强力控制臣工，保障王朝的稳定——江山永固。
对于这种不折不扣的君主专制政体，生活在其中的清朝官员、史官的观念里，只有对皇帝的崇拜和效忠，笃信他们是真龙天子，天命治理万民，所以《圣祖仁皇帝实录》记叙顺治帝、康熙帝出世的神异现象：孝庄文皇后说她诞育顺治帝的吉祥征兆：“朕曩孕皇帝时，左右尝见朕裙褶间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来诞生圣子，统一寰区。”她又说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怀孕时异状：妃子来请安，“将出，若有龙绕”，“见而异之，问知有娠”，因而说“有此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果然，诞育康熙帝时“合宫异香，经时不散，又五色光气，充益庭户，与日并耀。是时，宫人以及内侍，无不见者，咸称奇瑞”[104]。生有异象，果然是创业兼守成的圣君。皇帝“以一人治天下”自命自圣，臣民唯知“奉一人”[105]。对君主的独裁，受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控制的臣民就只有崇拜、服从的分，绝对不敢与“专制”制度联想起来，君主专制的概念不会产生，对政体，只知道“家天下”而已。“君主专制”才表达出君主专制政体的实质，白晋们认识到了，清朝人不懂，为什么？
白晋、张诚等东来的17世纪，业已出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倾向，派遣他们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在工业生产方面，鼓励在全国各地设立各种类型的企业作坊，要求提高质量，不合格产品要公开示众，严惩制造伪劣产品者；扩大市场，给予海外殖民公司垄断权[106]。他为开通商路，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派人到非洲、东方和中国测绘地图及获取相应知识：路易十四告解神父拉雪兹声称：“遵照太阳王的吩咐寻觅一些精通数学并擅长舆地工作，还要能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教士。这些人将去为皇家图书馆搜罗中文图书并担任这些书的翻译。这样就将被认为是国王的观察员和数学家，还将在信仰方面指导中国人。”[107]洪若翰、张诚、白晋等人因此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来华。(www.xing528.com)
路易十四的政策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转型。与此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家辈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白晋、龚当信、马若瑟认识到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体，并且非常准确。在社会形态发展方面，中国与欧洲不同，清朝皇帝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有为之君的康熙帝高度关注农业生产，讲求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在宫中丰泽园和避暑山庄种植水稻，培育优质品种，发给江南官员试种推广。对于海洋贸易始则因东南地区的战争实行迁海政策，后来严厉控制商民出海贸易。使得中国在社会形态的发展方面踟蹰不前。在这种社会情况下，人们只能受传统思想控制，认识不到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弊病[108]。
到了民国时期，学者才有近现代学识，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专制政体时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白晋们有关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见解，始知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才有与时代合拍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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