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清代前期史料全方位记录

《中国近事》虽是篇幅颇小的书，但说的是自家眼见耳闻的事，就反映出清代前期的各种各类事情，当然多系蜻蜓点水式的，情节简单，唯有对康熙帝的描述较为丰富。

（1）政治史资料和清朝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认知

对于清代前期政府施行的各项政策，社会出现的重大事情，诸如职官制度、民族关系、社会救济、清朝是怎样统一中国的，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政体，传教士们都有着墨。

白晋关于清朝职官制度及政体，是如此描写的：“中国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君主专制政体，惟独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在一个城市里，只有府道一人有权决定这个城市的所有事务；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只有督抚有权决定本省的所有事务。这种政治体制本身是十全十美的，但它要求代表君主权力的各城市和省份的最高官员如总督必须是廉洁奉公、不为贿赂收买、拒绝出卖正义的刚直不阿的官员。”^[72]明确指出清朝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级官吏在辖区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但是都得秉承皇帝意旨。

白晋对君主专制内涵，除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之外，就是对官吏的任用和监察。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学问作为任用官吏的准则。”^[73]对官吏的监察，白晋写道：“康熙皇帝煞费苦心地从各省总督中选拔重臣，耐心细致地监督官吏们的行动，他为此所做的努力，可以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74]又说：“皇帝的习惯是：对所有值得调查的事情都要搜集大量的有关情报；与六部的公开调查相反，他委派各种身份的人秘密进行调查。”^[75]白晋观察到康熙帝因重视吏治而加强对官员的考察。所谓六部公开调查，是吏部主管对官员实行三年京察“大计”的考核，兵部则有五年一次“军政”，朝廷特设与六部并列的都察院，专门监察、弹劾官吏，康熙帝不放心这些正式渠道考核的公正，亲自派人秘密调查官风民情，以便整饬吏治。白晋讲到的靳辅、金仕途命运就是康熙帝考察官员的事例。当然，任用官吏和对他们的考核，是为收揽人才、吏治清明和实现重满轻汉国策，归根到底还是为巩固皇家政权。中国实行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传教士的共识。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2）就中国官办的“邸报”向爱梯埃尼·苏西埃报导：“中国政府是很完善的君主专制，全国各地事无巨细都要向他汇报，这种邸报在指导各地方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告诫文人和老百姓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76]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论到中国政体：“中国政府是完美的君主制。它要求治理国家的各级官员的绝对服从，达到一种无可比拟的秩序……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在这样一个绝对的政权之下，如果治理百姓的官员们滥施权力的话老百姓是无权说话的……教他们（老百姓）尊敬顺从君王，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做的事。”^[77]传教士把皇帝看成是君主集权制的体现者。

在职官制度中，传教士们对钦天监官员的处境尤为关注。钦天监官员俸禄低，升转限于本衙门，没有大前途，南怀仁于九年（1670）向康熙帝请求改善他们的出路和待遇：汉员增加俸禄，满员制定升转方法，赐予天文生顶戴。康熙帝接受建议，给汉员增薪，给予天文生从九品顶戴^[78]。莱布尼茨向钦天监监正闵明我提出的三十个问题，有一个是关于钦天监官员的：“中国的天象观察不是特别可信，（因为观察者）属于雇工那一类人，这些人观天是为了金钱与面包，而不是为了荣誉与真理。”^[79]科举出身（正途）的官员有前途，钦天监官员是非正途的技艺人员，升到钦天监监正不过是正五品的中下级官员，又是清水衙门，所以不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故而那里的人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去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80]这就是清朝科技不发展的一个原因。

清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满族为统治民族，《中国近事》就有民族关系的内容，前述“对官修史书讳言满汉矛盾的披露”即为揭示满汉不协调关系；书中多次提到康熙帝对厄鲁特的战争，白晋讲了一个事例：“厄鲁特蒙古族酋长、西鞑靼一个君主，率领一支部队侵犯中国边境，康熙皇帝的舅父在与这个酋长交战时不幸阵亡。康熙皇帝要在其舅父的墓碑上雕刻表彰其生前功勋的碑文，便下令起草文稿。”^[81]阵亡的康熙帝舅父，就是参加《尼布楚条约》签订的佟国纲，他是以内大臣公参赞军务身份参战的，那次战争发生在二十九年，也即康熙帝亲征因病先期回京那一次。

赈济灾民、难民、贫民，是政府应有的政策，康熙帝赈济八旗贫民。白晋书中记五年前发生的抚恤八旗贫丁事例。在北京的大多数八旗兵欠债，沦为赤贫，康熙帝给予同情，为他们还债；又替对负责禁卫的下级文员清偿债务^[82]。白晋说的这类事，在“康熙实录”有着相同记叙。二十九年（1690）十月初三日，“谕大学士等曰：闻满洲兵丁家贫者甚多……致有称贷不能偿还，遂致穷迫，今将满洲兵丁旧日债负作何清结，俾各遂其生计，俟出征兵丁回日，酌议之”^[83]。即使不再查资料，康熙帝关爱八旗贫丁的事，中外文献各自所叙业已合榫了。

《中国近事》还有对清朝统一中国和某些重大事件的记载。清朝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白晋说出了一种原因：“当时鞑靼人实际上是在汉族人自相残杀、他们中最骁勇的将领投降鞑靼军转而攻打本国军队的情况下，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以统治中国的。”^[84]爱新觉罗氏的满洲族以区区几十万人能够统一人口过亿的汉人，为什么？白晋说的汉人自相残杀，又有人投敌反转屠杀本族人，即吴三桂领清军入关，其时明朝已经灭亡，中原群龙无首，各种军事集团纷争，给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良机，白晋说得有道理。

（2）天主教史资料

苏霖的“报告”，无异于顺康间天主教简史；安多的书信介绍在容教令实行后天主教的迅速发展；南怀仁、白晋的文字说明康熙帝在传教士科学知识传播影响下实行允许传教信教的原因；张诚的通信表明传教士在清朝外事活动中的参与及其重要性；闵明我与莱布尼茨的书信往还显示来华传教士与西方人士、国家、教会的密切关系；至于俄国使团行经路线，则表达新教徒开辟陆路到中国传教的愿望；这些文件还反映来华传教士对西方教会和国王的建议，如多派传教士，多予经费以便举办救济事业。不必多说，《中国近事》就是天主教于清代前期在中国的传教史，同时也是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

《中国近事》中的南怀仁、张诚文字，是从《西方天文学》、张诚几则尼布楚通信选录的，莱布尼茨在《致读者》中说他在编辑之前看到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这三则信息表达出17世纪后期西洋传教士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文书，同《中国近事》一样，为研究清代中国历史、清代天主教史提供了宝贵史料，这里不妨罗列一些原著及近年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浏览。

清代西人关于中国的资料性文献由两种人撰著，即宗教家、外交官及其他人士，后世研究者著述颇多，稍微具体地说：（甲）可以视作资料性的传教士著述：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六卷），安文思作《中国新史》，李明著《中国近事报道》，杜赫德撰《中华帝国全志》，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庄士敦的《儒学与近代中国》，［德］李希霍芬著《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奉天三十年——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乙）外交官和其他人士的作品：马戛尔尼著《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巴罗《巴罗中国行记》与马戛尔尼《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合刻本），亨利·埃利斯作《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克拉克·阿裨尔著《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俄］B.C.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一卷（1803—18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70—1906）》影印本。（丙）近世西人研究性而颇多资料的专著，如［法］蓝莉撰《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比利时］高华士著《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美］魏若望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引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俄］特鲁谢维奇作《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法］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美］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美］班凯乐的《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等。

上列著作都有了中译本，有两个机构致力于此，一个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编译组”，组织编译和出版，至2016年6月已印行六十七种图籍，另编辑《清史译丛》，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多种，如2013年问世的第十一辑是《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专辑；另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译著，并与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合作。

在出版机构方面，大象出版社梓刻的图书颇受读者欢迎，该社刊行的“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包含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三种，《中国近事》即为其较早出版物。商务印书馆印行海外汉学书系（如前述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域外汉学名著”丛书，《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俄］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美］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美］孟泽斯《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央编译出版社［瑞典］斯文·赫定《帝王之都——热河》，上海人民出版社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复旦大学出版社［美］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英］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天津古籍出版社［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教育出版社［美］怀特、托马斯·阿鲁姆《清帝国图记》，山东画报出版社［德］朗宓榭《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大学出版社［德］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岳麓书社［俄］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美］雅克·当斯《黄金圈住地》，等等。(www.xing528.com)

当然，天主教在华传播和清朝政策的历史文献，清朝档案也有一点，比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六册，中华书局2003年）；又如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汇编的是中国官方文书流传到西方的，如今“出口返销”回来了，如果国内这类档案多，就不劳学者远赴重洋搜求了。不管怎么说，西方文献对于研究清代中国天主教史更重要，尤其是清朝官修史书禁忌的内容。

（3）清前期中俄关系史，有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细节资料

康熙帝与俄国人签约的先决条件，是相信俄国会遵守条约，他是怎样具有这种意识的，《尼布楚条约》签订细节如何，《中国近事》与其他传教士、西人对此有记载。张诚给拉雪兹的书信似乎回答了疑问。他写道：“我们的钦差大臣明天或后天就要在俄国人的教堂中，在祭台前或在耶稣苦难十字架前，宣誓谨守和约条文，让基督徒的天主见证他们的忠诚；他们将确保和约的实施，随后再与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互表敬意，这一切都是根据皇帝的谕旨进行的。中国皇帝看到了我们对自己宗教的忠贞，看到了我们对天主圣名的崇敬，所以他认为俄国人在天主台的发誓之后，必定不会再违反和约。”^[85]是像张诚说的在教堂、天主台前签字订约的吗？“张诚传”的作者依据西人记录对谈判和签字处所是这样描述的：“俄国人为谈判支起了一座帐篷，里面铺有豪华的地毯，挂满了图画，还有一张巨大的欧洲式书桌，帐顶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镶有宝石的十字架，它是俄国人的崇拜物。”签字是在另一个帐篷：“双方决定只架设一座营帐为签订和约的场所，营帐中间设一张桌子，四周摆放座椅，铺着装饰华丽的座垫。”^[86]谈判是在俄方控制地区进行的，两座帐篷均系俄方搭盖，帐篷内陈设，无疑亦由其安排，谈判帐篷里有标志天主教信仰的巨大的十字架，签字帐篷并无宗教信物，与张诚信中的文字并不吻合，因为他的信是在签字前一两天写的，不能断定他是刻意为之，但总是基本上不合事实。说是“基本上”，是考虑到谈判是在装饰天主教信物环境、氛围进行的，这一点张诚没有说错。看来，倒是像张诚说的，康熙帝相信基督徒对天主忠诚，在天主台宣誓签字，必定会遵守和约。张诚的通信对于签约还有细节描写，如记叙了谈判双方为显示实力，出动可观的军力，清朝使团有八九千人，五十门大炮，一万二千匹马、三千骆驼，俄国人数略少，“但在气势排场上双方势均力敌”^[87]。

《中国近事》选录的张诚尼布楚通信和其他欧洲人的文献相结合研读，就能在中国文献之外，将《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原因、谈判细节梳理清楚一些。

（4）丰富的康熙帝传记资料及评论、同时期人物的片段材料

白晋关于康熙帝的描述，基本上刻画了他的前半生历史，除却相貌、禀赋、喜好西方科学、懂得医学和音乐欣赏，对祖母孝庄文皇后的尽孝与对皇子的教育，能够自我约束，富有行政能力和事功。白晋说他不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还愿意了解西方社会，“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风俗习惯与欧洲诸王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新闻”。白晋等人乃讲述路易十四的故事、业绩。为了便于交谈，康熙帝命白晋等人坐在龙椅台上：“皇上竟让我们坐在置放御座的坛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两旁。除皇子以外，皇上从未将如此殊遇赐予过任何人。”^[88]白晋还特别赋予康熙帝集开创与守成于一身的历史地位评价，说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至此，“维持了其对整个中华帝国的统治”，“即使说康熙皇帝比顺治皇帝的辅佐人和叔父、大名鼎鼎的多尔衮征服中国的事业赢得了更大的荣耀，那也绝非夸大之词”^[89]。对康熙帝的讴歌，在传教士中几乎是有口皆碑，苏霖盛赞康熙帝是追求正义的君主：“康熙，少年老成，英明精干，以自己的仁德努力寻求并宣扬正义。”^[90]张诚看到康熙帝战争中获胜的社会影响，认为“康熙皇帝那么智勇双全的君王”，而打败强敌噶尔丹更为人敬服——“皇帝自从打败噶尔丹以来，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91]。巴多明在1723年（雍正元年）5月1日给法国科学院信中赞扬康熙帝是：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样非凡人物之一、伟大君主，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热爱科学和艺术。^[92]莱布尼茨转述闵明我关于康熙帝好学和远见的颂词：“除了赞扬他公正无私、仁民爱物、温和有节等等外，闵明我还强调说康熙皇帝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93]这些赞美都是自身感受所得，所凭藉的资料是后世研究者所珍贵的。在有关康熙帝传记资料方面，笔者以为关于康熙帝的个性与人格魅力最值得留意，是写作人物传记不可多得的素材。

除却康熙帝史，《中国近事》谈到权贵和大小官员，如关于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大学士索额图、明珠、巡抚金、侍卫赵昌的只言片语，交待他们与传教士的往还，而这在清朝官书中是难得见到的。涉及皇太子业已交待，关于皇三子，传教士颇有称赞之词。白晋评论允祉：“皇上亲自把几何学原理教给皇三子。当时这位皇子十七岁，不言而喻，他是个具有种种优秀品质的人，皇上从他身上看到极其适合于研究这门科学的天赋。”^[94]当代美国学者撰著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讲到允祉的历史：康熙帝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建立了一所由三皇子允祉负责的独立学院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这位皇子非常擅长西方数学，因为安多曾教过他”^[95]。张诚1691年随同康熙帝前往多伦诺尔的游记，特地对允祉记下一笔，五月十四日，康熙帝与众臣练习打枪，他“打了三十次单发，并数次命中目标”。“皇三子打了两枪，一次命中靶心，而大臣们无一人命中。”几天后的二十日，康熙帝与两位皇子、一位额驸及一些侍从习射，“年约十六岁（按，中国计算年龄方法允祉时年十五岁）的皇三子大显身手，多次中靶”^[96]。侍臣不能命中，可能是不敢表现出来，以便凸显皇帝神武，而允祉确实有武艺，否则怎能两枪就有一枪中靶心。允祉接受康熙帝、安多的数学知识传授，武艺又出众，自然是康熙帝爱子，故而设立蒙养斋馆，由他主持编纂成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律历渊源》（康熙帝赐名，含《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历象考成》）。不必说，对允祉其人，康熙帝识人，白晋、张诚亦有眼光。

（5）揭示中国人的谦虚谨慎与妄自尊大的矛盾性格

白晋写了不怎么通顺的如下文字：“他（康熙皇帝）天性骄傲，一向确信自己拥有对世界各国人民起启蒙作用的先进文化的中国国民……”^[97]讲的是皇帝和民人两种人思想状况，但意思是一致的，就是从皇帝到臣民都自视中国文化先进，讲究伦理道德，从而傲视他人。白晋还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所有外国人”，将朝鲜、日本、越南之外的邻国居民“视为极端野蛮无知的未开化民族”^[98]。白晋是平铺直叙，而法国人沙守信（Emeric Langlois de Chavagnac，1670—1717），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12月30日的函件里，就表示出强烈反感：“中国人最爱炫耀自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最有文明的民族……我们在这方面（按：指像中国人一样讲他们的礼貌）越是擅长，欧洲的科学就能够帮助那些大人物克服他们对来自外国的东西所持有的极大蔑视。”^[99]他又在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2月10日的通信中说：“中国人瞧不起其他民族……甚至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十分执着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学说信条，他们相信只有中国才配引起人们的注意。”^[100]讲的是中国人自大的两个方面：自诩文明所在与蔑视他人。沙守信、白晋的相同感受，确实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疾病。

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则高度赞扬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他比较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各自优长，认为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人们实践互相尊重对方利益道德的原则，他写道：“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中国人）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的确，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于谋求社会的和平与建立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以便人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给对方造成的不适。”他进一步说：“人类最大的痛苦是由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造成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与人互相为狼’这句话亦是再现实不过了。尽管我们已经面临着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人们还是要给自己添加苦难，这特别是我们这里的一件巨大的蠢事，然而全人类亦是如此。不管以何种方式，这种方式有什么不对，只有一个民族能找到这些邪恶的解救之道，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无疑取得了更好的解决方法。他们在其众多的黎民百姓中所取得的成绩，几乎超过了我们一些宗教修会的创立人在很小的范围内取得的成绩。他们如此服从上级，尊敬长者，以至于孩子对父母的关系就像具有某种宗教性一样。……在邻里甚至家庭成员之间，人们都恪守一定的外在规范习俗，所以他们能一直保持着一种长久的谦恭礼貌。尽管中国人也不乏贪婪，也有各种不检点之处和虚荣心……尽管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合乎道德的生活……然而，他们却减轻了人类罪恶所带来的苦果。尽管他们不能把罪恶的根源从人性中彻底消灭，但他们还是显示了，从罪恶特性中生长出的萌芽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被控制。”^[101]

在莱布尼茨的观念里（也包含他的愿望），中国人伦理道德高尚，为人谦恭有礼貌，特别是在人与人相处关系方面，本着不伤害、尽量减少伤害别人的原则，而其他地区的人们则是“相互为狼”损人利己，中国人做到的，比虔诚的教徒还讲道德。一句话，中国人伦理道德有益控制邪恶，有益于解决人性贪婪痼疾。莱布尼茨更将中国人的伦理观与作风，视作“实践哲学”。

当传教士和欧洲人反感清朝人自大及赞美清朝人高尚道德之时，中国人自诩为文明中心，又对被蔑视的西方人有防范之心，是矛盾心态纠结在一起^[102]。

写到这里，本拟讲说白晋及一干传教士、欧洲关注中西关系的学者在叙事中史实的一些讹误，予以纠正与讨论，但是文章已长，不能再多说了，仅就《中国近事》的清朝历史资料的价值作点概括，以结束本节。

从史料意义，看《中国近事》虽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然而含有清代前期政治史、对外关系史、天主教史、科技史、康熙帝传记的史料，能够反映清朝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统御臣民，处理国内外事务，实行骨子里重满轻汉的文官制度，在与蒙古族一支的厄鲁特征伐中力求全面统一中国，为瓦解隐隐约约中的厄鲁特和俄罗斯联盟，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对天主教发布宽容诏令。至于康熙帝传记资料方面，从生理面貌、聪明才智、性格爱好、西学修养、用人行政、关注吏治、倾听民意、御下有方、政治修明、武功赫赫的描述，给人形成他是“备受国内外民众的爱戴”“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的认知。应当说《中国近事》能够提供清朝前期范围较广的不可忽略的政治史资料，虽然是远非详细、远远不充分的，且有若干史实记载的讹误，但若同其他传教士、西人文献合并阅览，则大大减少了这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