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先师郑毅生（天挺）指导下一度查找满洲兴起史资料，知道前贤孟森、吴晗发现并重视朝鲜《李朝实录》的有关中国史料，与中国史书比勘，从事满洲兴起史（当今学者或谓为“先清史”）研究，前者藉以完成他的《明元清系通纪》一书[32]，吴晗撰写《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论文[33]，后来又辑出《朝鲜李朝实录的中国史料》资料集[34]。他们之向《李朝实录》索取史料，乃因深知清朝皇帝忌讳暴露满洲在关外臣服于明朝的历史，官修《明史》就抹去这段史事。笔者阅览《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到康熙帝常常在冬季到长城根内外、畿辅（主要是白洋淀周围）活动，而不言出行原因，这当然不是北狩、南巡，究竟目的何在，不知道，只好纳闷于心，及至阅读《李朝实录》，豁然开朗，原来康熙帝是去打猎。游猎本来是正常活动，但自东周以后，人们逐渐改变看法，将帝王之狩猎视作怠于政事之举，是淫逸的表现，故而“实录”避讳，不提康熙帝出行原因，免得他落个荒淫皇帝的恶名。笔者费此数百字的笔墨，无非一句话：外国人的史书补充、揭示中国帝王避讳的历史。那么《中国近事》弥补中国史书之不足何在？
（1）对清朝皇帝天主教政策提供最重要的资料
清朝对天主教政策及其后果很少有记载，只有发生教案，官方处理的档案才有保存，而正史基本上不予著录，如容教令这样重要的诏令，从它于康熙三十年（1691）十二月至三十一年（1692）二月制订过程、内容、通告施行，在《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毫无相关内容。上节笔者描绘容教令出炉的细节，之所以能够做到，凭借的是《中国近事》正文和附录的素材。众所周知，“容教令”不单是苏霖的“报告”记录了，在《熙朝定案》、教徒何文豪及张星曜等《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张星曜《钦命传教约述》、黄伯禄《正教奉褒》等书均有著录。《熙朝定案》一书，据韩琦、吴旻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前言所述，是“一部没有定本的著作”，是随着事情的发展即时刊刻，初刻不晚于康熙十七年（1678），四十四年（1705）仍有刻本，内容随时增添。所汇集的文献，“大都是康熙时代的奏疏、上谕、碑文和纪事等，多与传教士和钦天监的活动有关，主要涉及历法之争、天文仪器的制造和天文学著作的编纂、造炮工程和康熙南巡接见传教士等”。可知提供的是康熙朝天主教传教与朝廷政策互动历史的资料。
这本书的编辑者，因为不断地续刻，必是多人，究竟是谁？韩琦、吴旻认为：“此书初刻南怀仁应参与其事，因此有人把它归于南怀仁的名下。”此书印出之后，西洋传教士赠送康熙朝理学名臣陆陇其（1630—1692），更多的是传到欧洲，是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看来此书为传教士编印，似乎应有中国教徒协助印刷。上列诸书都对容教令着意过录了。而这份重要诏令，在自古以来极其重视史书和档案保存的清朝政府却没有保留原件，只有一份从天主教堂抄录的文件，即《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一年碑文》[35]。由此可知，是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汇集保存了康熙朝天主教活动与朝廷政策的历史资料。
中国传统重视历史学，康熙帝亦不例外。就在容教令制订过程中的三十一年（1692）正月丁丑日，“康熙实录”特书康熙帝向《明史》纂修臣工论述修史态度问题：康熙帝审阅《明史》纂修官进呈的明太祖和明宣宗本纪，见到对他们訾议甚多，颇为不满，康熙帝说，明太祖是“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现在的“本纪”对他们“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36]。可见他关注史书载笔，留意于维护帝王尊严，不许史臣恣意乱评。他本人也是极为关爱自身名誉及史书的评价，对此，苏霖注意到了，故云康熙帝“考虑到，他的声誉会在中国历代的史册中永远流传下来”[37]。恰恰是在天主教事务上对传教士宽容，造成康熙帝圣名受损。如同雍正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对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白晋等人所说：“朕的先父皇屈尊俯就，让你们居留外省，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大受损害。”雍正帝还表示他从中得到启示：“先贤之法不容任何更改，朕绝不容许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什么把柄。”[38]他也是极力维护自己的身后名声——史书的毁誉，不会允许天主教传教。前述索额图与礼部官员辩论“接受一种外来的宗教乃是一种羞辱”的论题，官员认为允许传教是中国耻辱，“有失大清帝国之光彩，最大、最古老、最光辉的中华帝国还缺少此种教法，要从外国人那里乞讨。皇上若如此行事被记录在册，会成为大清帝国的羞辱”[39]。索额图以居高临下地位，令对方只好隐忍，其实，正是这种深根蒂固的中华文化中心观念，造成文人非议康熙帝天主教政策，使他的威望下降，雍正帝害怕这种情形在自己身上出现，因此对天主教不仅不宽容，而且严格禁止。允许传教信教，使得皇帝声名受损，历史形象欠佳。如果史书记录下来就不相宜了，这就是雍正朝编纂的“康熙实录”不写容教诏令和有关天主教活动的原因。
康熙前期天主教活动与朝廷政策的历史，清朝官书留下的空白，《中国近事》及传教士的其他著述以及中国教徒的文献就起到了弥补的作用。
（2）对官修史书讳言满汉矛盾的披露
满族爱新觉罗氏君临天下，对汉官实行相当程度的歧视政策（中央官员满汉复职制，总以满员为首，即内阁首辅必是旗人，后来的军机处领班亦然，六部尚书满人为第一“行走”），而汉人又在文化上歧视满人（汉人民间俗语中的满洲官员“孔雀翎，马蹄袖，衣冠禽兽”）。这是客观存在，然而朝廷又讳言，作为外来人的传教士一方面是目光敏锐，另一方面是切身感受——儒家思想支配下的汉人士大夫排斥天主教，他们观察出满汉不协调的关系，并予以记录。
在容教令制定过程中，传教士知道皇帝支持他们，但是礼部的汉官反对，于是试图绕过汉官，希望皇帝压抑汉官。不赞成将浙江事情公开化的传教士，就是怕走正式程序被礼部汉官阻挠，所以主张私了，赞成者也懂得走正式程序，题本“会回到汉族文官的手上”，“再次为礼部公布禁教法令提供可乘之机”，不过徐日升等人“寄希望于皇帝身上”[40]。康熙帝把徐日升、安多十二月十六日奏疏发交礼部议奏，果然不出徐日升们所料，礼部重申先前禁止民人信教法令，康熙帝乃采用亲贵满人插手其间的具体办法，写成礼部同意自由传教、信教奏章。在这中间康熙帝用满文给传教士写密谕，而徐日升、安多的奏章也是用满文书写的，可见康熙帝与传教士之间配合是多么密切。(www.xing528.com)
容教令实际上包括康熙帝谕旨和礼部奏疏两部分：康熙帝二月初二日上谕：“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礼部等衙门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有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作乱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值得留意的是礼部没有将上谕录入奏章，似乎允许传教是该部主张，康熙帝就来个朱批：“依议。钦此。”于是，对于康熙帝来说，容教令的产生只是批准礼部请求而已。他知道绝大多数汉官汉民反对天主教传教、民人信教，他采取批准的方法就是免得直接发上谕让臣民不满，至少是“腹诽”。
对于汉文化，说康熙帝精通绝不为过，他之致力于汉文化，白晋的认识是：康熙皇帝若不能“精通学问就不能与汉族的大皇帝相比美。可能皇上正是为了在这一点上亦成为民族的精英，所以必须努力钻研汉族的文学和科学”[41]。说白了，为治理汉人，为令汉人佩服和服帖，需要掌握汉文化。从容教令制订过程及康熙帝在满汉处理上的讲求艺术，微妙地体现出满汉关系不正常。后世研究者能够得知，正得益于传教士当时书写的资料。
（3）康熙帝生理缺陷和喜好渔猎的记录
皇帝的身体状况，包括面貌，“实录”有所着墨，如《圣祖仁皇帝实录》开篇：“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宏，循齐天纵。”[42]使用最高级的赞美辞藻形容康熙帝的伟人形象。白晋在《中国现任皇帝传》中为康熙帝勾勒了一幅肖像：“仪表堂堂，身材匀称，举止不凡。他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比一般中国人的眼睛稍大，鼻子略呈鹰嘴形，鼻尖隆起。虽然脸上有几粒瘢痕，但丝毫无损于他个人的美好形象。”[43]不忌讳说出康熙帝脸上有出天花留下的几颗麻瘢，这是清朝史官绝对不敢写的。不过说起康熙帝的天花留痕倒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故事——他能继承皇位的决定因素即是出过天花，不会夭亡。对此，德国人魏特的《汤若望传》记叙甚明[44]。
本节开始，笔者提到康熙帝狩猎的事。康熙帝的北狩，自家说是讲求武备，史家则给出政治意义的解释——联络蒙古王公，其实他爱好打猎也是重要因素。随从康熙帝北狩东巡的传教士的游记都会写到皇帝打猎活动，白晋说康熙帝“每年之中有两三个月要在鞑靼山区过整日打猎的生活，而且他还常常拜谒宗室宗庙，并在其附近狩猎十五或二十天”，为打猎，“在距北京约一（法）里远的地方，用高高的石墙圈起方圆十六里的园囿，专门饲养许多猛兽和各种可供猎取的动物。皇上尤其喜欢猎虎，为此在皇宫小小的内廷里饲养幼虎，待它们长大以后放入园囿，供狩猎之用”。如此说来，康熙帝捕猎成瘾了。康熙帝冬天到白洋淀区域活动，则与捕鱼有关。白晋亦提供相关信息：“皇上也喜欢捕鱼。他练习撒网，学习各种渔网的用法。他能够以高超的技艺撒网打鱼。他也常常到北京近郊的河边去钓鱼。北京城里的花园中有水塘，两个离宫里也有许多湖泊和河流，因此皇上有时也到这些地方去钓鱼。”“皇上有时还把自己钓的鱼赐给我们，这被视为一种破例的恩典。”康熙帝原来也是捕鱼能手，垂钓、撒网在大小河流、湖泊水塘都来得。康熙帝打猎捕鱼，在白晋眼中是高尚的活动：“为了便于摆脱各色各样的有害的娱乐，康熙皇帝从旅行、狩猎、捕鱼、赛马、练武、读书、研究科学等能够锤炼身心的活动中寻求高尚的乐趣。”[45]
前面说到传统观念中将帝王的渔猎活动视为荒淫行为，为打猎而饲养猎犬、鹰隼耗费国帑；臣工中必有宵小以此献殷勤，会购买或调教上等鹰犬呈献。五十三年（1714）冬天康熙帝出猎，皇八子贝勒允禩进献两头鹰，康熙帝因储位之争厌恶他，说允禩故意献将死的鹰，遂停他的俸禄。及至康熙帝驾崩不久，朝鲜使臣李枋等人就听到清朝人关于康熙帝游猎的坏话，报告国王：“康熙皇帝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朝臣若隶于臂鹰牵狗，则以得近乘舆夸耀于同朝矣。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云。”[46]朝鲜人和中国人观念相同，以君主打猎为骄奢淫逸，是败坏政事。不论其观念如何，所说清宫畜养禽兽与白晋不约而同，确属事实。因君主渔猎被视作远离仁政的荒诞政治表现，是以官书不见康熙帝这方面的活动，赖有像西人《中国近事》、朝鲜史书《李朝实录》来弥补。
因中国人历来看重史书编纂，故治人者尤其害怕史书的恶评，如前述康熙帝那样[47]，“史讳”就成为史官必备的学问，于是讳言特多，前述三个方面的禁忌，其中便忌讳记录对天主教的政策，免得让人对实行容教令的康熙帝不满，有损他的圣明形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国基本政治观念，康熙帝到曲阜孔庙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推崇孔子，雍正帝至国子监更屈尊向“素王”孔子行跪拜礼，读书人、科举出仕的官员统统尊孔，儒家的地位不可动摇，儒家思想正是抵制天主教文化和民众信仰天主教的思想武器。政府本来应该反对天主教传播，如若承认天主教为合法宗教，就与自身的指导观念相背离，因此当然以不记载这类事情为宜。于是，传教士和西人文献则对清朝天主教政策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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