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苏霖的“报告”，内有徐日升、安多奏疏：“臣徐日升、张诚赐恭领职衔，差往俄罗斯二次”，说的是徐日升和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以参领职衔担任中俄尼布楚谈判的翻译，他们对1689年7月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起到斡旋作用：当会谈处于僵持状态时，他们深知清朝愿意订约，有允许俄国到北京贸易意向，乃衔命到俄国使团驻地交涉，俄方本意在获得一些已占领的土地和中国允许俄商到中国内地贸易，因此他们就将条约内容谈妥，两天后中俄双方钦差大臣签字，订立尼布楚条约[25]。张诚在谈判期间及成功之际，多次给欧洲同教写信，如1689年9月2—3日写信给法王路易十四告解神父拉雪兹（Francois de La Chaise）、耶稣会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莱布尼茨也描述了信件递送过程：“就在条约达成两三天前，张诚神父就给一些法国朋友写了一些信件。他把这些信件交给俄方代表团带去，然后经由布兰登堡的政务官，再由普鲁士国王的国务秘书转交。”1695年，莱布尼茨得到库努寄来的张诚报告的第一部分，并将张诚写给拉雪兹信的抄件寄给维利乌斯，1697年1月，收到张诚给拉雪兹和维利乌斯的信[26]。
《中国近事》收录的张诚信件，记叙的是中俄两国在边境的冲突与愿意和解，清朝使团的组成，徐日升、张诚的地位，从北京出发前往尼布楚的路途，双方代表团的实力与签订条约。张诚书信部分内容被收入《中国近事》，说是“节选”或“摘录”均准确无误，但是笔者还注意到，莱布尼茨在有些部分以介绍的口吻转述原信内容，开篇就是“张诚神父与葡萄牙人徐日升神父被中国皇帝派遣到东部鞑靼两次”，中间还有“中国特使团决定由张诚和徐日升神父担当翻译”，“就如张诚神父所说”[27]云云。写信人张诚不会一再自称姓名，这是莱布尼茨在叙说了。莱布尼茨选录的信，是张诚讲亲身经历，并没有道及自身在谈判中的积极作用，据此可以认为他是忠实叙事的，提供的是第一手资料，至于莱布尼茨则是因着自己的需要作出选录。(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