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是受南怀仁举荐、由闵明我往澳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接到北京，次年出任钦天监监副，他和徐日升联名向康熙帝上疏，促使容教诏令的形成。他的信讲述了容教令问世立即产生的影响——天主教迅速发展。他在信中报道：皇帝允许准备就任北京主教的耶稣会士罗历山（Alessandro Cieero，1639—1703）留驻朝廷，允许耶稣会士法圣学（Antonin Falfa或Faglian，1663—1706）离开京城去外省传教；“有两位亲王领洗入教……很乐意在礼仪中协助神父”；罗斐理（Filipo Caroccio，1614—1696）“给很多新教徒付洗，以至于累得无法再举起胳膊，不得不找一些会友帮忙”；樊西元（Bayand，1662—1725）在短期内，为儿童、成年人各千余人施洗，为已故皇后的姐姐之子、亲王施洗。康熙帝本人当面对闵明我、罗历山、徐日升、张诚说，他们是他“特别喜欢和特别尊重的臣下”。信的结尾，安多说天主“光荣在中国越来越显扬”[22]，反映了在容教令下达后大好形势下他的愿望，或者说是奢望。
安多的地位能够获得传教士在各地活动的情报，所作的陈述应当是准确的。莱布尼茨关注安多的有关信息，约在1696年2月得知安多1694年2月10日发自北京的“赞扬中国皇帝对基督教怀有好感”的信件，同年8月，法兰克福的东方语言专家鲁道夫（Hiob Ludolf）答应寄给他安多一封信的抄件。李文潮根据下述事实推测莱布尼茨在1697年3月23日得到安多的信：这一天莱布尼茨收到明斯特城的耶稣会士克雷夫寄来的“苏霖的报告，另外还有‘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一封信’，可能就是收入《中国近事》中的安多的信”[23]。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莱布尼茨公布的是鲁道夫寄来的安多书信的抄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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