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霖神父关于1692年容教诏令的报告：史料学研究

苏霖（Jose Suarez，1656—1736年），字沛苍，葡萄牙人，1680年（康熙十九年）到达澳门，1684年至上海，次年在扬州^[3]。可能因为他善于制作眼镜，康熙帝（1654—1722，在位1662—1722）于二十七年（1688）征召其来京：“礼部速差员往江宁府天主堂取西洋人苏霖进京”^[4]。他在北京生活四十八年，直至亡故。书写“报告”时他是北京耶稣会院长，如［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所云：“1692—1697年间，为北京学院的本堂神父……使苏努亲王一家受皈依，1707—1711年任中国副省会长。”从他在教会的任职，促成贝勒苏努家族信仰天主教^[5]，可知苏霖是天主教在北京的领导层成员，传教业绩显著，必定关注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随时参与传教策略、方法步骤的制订，并能够了解清朝皇帝对教会的态度和政策，具备了写作这项报告的条件。“报告”由两部分组成，头一部分写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第二部分是苏霖亲历的容教令产生过程。

容教令是怎样形成的？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抚张鹏翮（1649—1725）发布禁教文告，被触动的浙江耶稣会院长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立即报告钦天监监副、耶稣会驻中国省的副院长徐日升（Tomas Pereira，1645—1708），在南京的传教士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1623—1694）写信告诉在京的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徐日升、张诚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清朝谈判代表团译员，与首席代表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1636—1703）有私交，因此请求索额图知会张鹏翮停止禁教，张鹏翮不予理睬。这种私下解决问题的路子未能奏效，在京耶稣会士“皆心痛如焚”（既然是“皆”，苏霖也不会例外），徐日升、安多等人遂采取求助康熙帝争取合法传教策略，数次向康熙帝陈情、上奏疏，康熙帝多次私下和公开表态，任用满人官员，绕过汉人大员阻挠，形成并公布容教诏令，满足了传教士的最大愿望。事情的细节如下：

1691年12月21日徐日升进宫，企图奏明浙江禁教情形，请求康熙帝干预，未得召见，请侍卫赵昌转奏，并呈报张鹏翮禁教的文件。奏请不是就事论事，还要求“废止禁教的旧法令”。康熙帝令官员询问传教士，这件事“是在私下马上平息，如两年前在山东那样^[6]；还是交付公堂”断决。传教士中一部分人以为私下处理稳妥，“另一些人认为，应该对簿公堂，因为，除非禁教诏令被撤销，否则迫害会天天发生”，还是在皇帝过问下一劳永逸地解决为好。徐日升对康熙帝表达了这种意愿，康熙帝答应公开处理。徐日升等人于是在赵昌约请的官员帮助下起草了奏疏，在12月28日晋见康熙帝时私下递交，康熙帝审阅，“对某些地方进行了修改”，1692年1月1日，康熙帝派遣赵昌到传教士住院宣读用满文写的密谕，令他们更加懂得康熙帝允许传教的意向，并令他们写奏疏，徐日升、安多就以钦天监治理历法人身份，于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692年2月2日）上奏疏，说明天主教在中国有治理历法、制造军器、被派遣为使臣的劳绩，而在杭州府的传教士被当作邪教遭到迫害，请求给予传教士安身之地，实即传教自由。因是公开奏章，康熙帝于十八日发交主管部门礼部议奏，礼部于正月二十日（3月7日）奏复，以康熙八年、二十六年旧章为根据，主张继续禁止民人信奉天主教。康熙帝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责备主管礼部的大学士。

3月12日（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要派遣在京一名传教士往澳门迎接医生庐依道（Isidoro Lucci 1661—1719）来京，而该传教士表示不能应命，因为浙江教徒在受难，无颜面去见澳门西洋人。此事刺激康熙帝，乃宸衷独断，加速解决允许传教事宜，正月三十日（3月17日），召见大学士，撤销康熙八年、二十六年禁止传教的诏令，说明西洋人有三个劳绩，明确指出：“在他们的宗教里，我们找不到什么不好。我们应让其自由传播。”二月初二日（3月19日），康熙帝召见索额图，“表示应给予天主教信仰自由”，索额图即去劝谕礼部官员遵行皇帝允许臣民信教圣断。

索额图以他所知的天主教“十诫”，说他认为天主教是“圣善”的宗教，“崇拜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服从皇上与长上，孝敬父母，不发虚誓，毋杀人，毋贪求他人之妻”。有官员提出疑问，在我们历史悠久的光辉国家，“接受一种外来的宗教乃是一种羞辱”，索额图回答说，为什么“乐意吸收历法、火炮与其他艺术品，智慧就是求事实，不管是从外面或其他什么国家来的”。又有人担心，“如果允许天主教，天下百姓很快就会归附它”。索额图回应说，若都信教，“那盗窃、淫乱、反叛都会停止”。(www.xing528.com)

就在允许信教问题辩论之际，索额图以口授的方式与礼部官员共同草拟允许信教的奏章，康熙帝审阅，删掉其中议论天主教与儒家互相诋毁的话及费解的文字。次日（3月20日）满汉大臣写成礼部遵旨会题的允许西人传教和百姓信教呈文，初五日（3月22日），康熙帝批准，下达内阁，容教令产生，^[7]随后礼部通告各省施行。

康熙帝批准了容教令，据苏霖说：“我们最早被皇宫的人告知，可想而知当时我们的快乐多么难以形容……昨天还是阴霾笼罩，天主教还被限制，如今，却云消雾散，吾教重获自由，我等皆大欢喜。”^[8]苏霖在喜讯的鼓舞下，以愉快的心情投入报告的撰述，将喜讯传给西欧的同教。“报告”第二部分“1692年在华传教自由之许可”，是作者参与其间的，也即梅谦立在《译者的话》里写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是苏霖“亲身经历了的”。无疑，容教令出台，苏霖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因此这份历史文献就成为史学研究者所说的原始资料，还是第一时间记录的第一手材料。

苏霖“报告”的西传，梅谦立告诉读者是在1694年由葡萄牙耶稣会士金弥格（金弥阁，Wiguel de Amaral）带到欧洲，辗转中，德国耶稣会士克雷夫（Johannes Cleff）受明斯特市主教顾问科亨海姆（Ernst von Cochenheim）委托于1693年3月27日寄给莱布尼茨。其时，收件人已从李明撰《中国近事报道》获知容教令的问世，及至见到苏霖的“报告”，认为：“及时发表这份准确叙述这一天赐良机的文献，并且用来与李明神父在他用法文所写关于中国情势的描述中提到的情况做比较，是有益于基督教事业的。”^[9]表白了公布苏霖“报告”的意图和决心。研究者说苏霖“报告”促成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1697年）。是的，莱布尼茨以获得第一手的准确信息为契机，以愉悦的心情完成了《中国近事》的编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