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传记资料全方位解析

记述康熙帝的史籍甚多，诸如官修的起居注、实录、本纪、玉牒、圣训等，私人的文集、笔记也有一些。这些文献记叙他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较多地保存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历史资料，而他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他对生活是什么态度，其人个性如何，这些文献所能供给的史料就很有限了。他的诗文集、上谕、朱批奏折可以多少弥补这一缺憾，而“图咏”能够反映他喜好游猎和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反映他好运动的个性，以及动中能静、动静结合的品格。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喜爱游猎历来被视作荒唐的行为，为舆论所不容，被认为是不遵守帝王规范，是荒淫之君，如《明史·武宗纪》批评好微行的明武宗“耽乐嬉游”，朝鲜《李朝实录》抨击康熙帝游猎无度。康熙帝确实爱好游猎，南幸、西狩、东巡频频进行不说，他在京畿，往来于白洋淀、古北口。以巡幸白洋淀来说，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三十二年二月，三十三年二月、五月，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九年正月、四月、十月，四十年二月、四月，四十五年二月，四十八年二月，五十八年二月，五十九年二月，六十一年正月，多次成行，有时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去的目的虽说是视察永定河工程，但从事渔猎占着很大成分。对于这一点，时或侍行的皇四子即后日的雍正帝的诗歌——《雍邸集》中颇有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避暑山庄的建设为他满足这种嗜好创造了条件，所以说山庄设置本身证明康熙帝的游猎癖好。

传统的否定游猎的观念，对康熙帝的圣君形象不利。康熙帝不满意传统游猎观，但又不可能消灭它，于是给它以新的解释，或者说赋予新的内容，以说明他北狩的合理性。他在“山庄记”文中强调，他的游幸休闲是为思考政事和建立太平盛世，他说：“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笤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避居山庄之概也。”原来他乘山庄游憩之机会，思索裕民安邦的大事。这种观念在他的山庄诗里多所披露，如第一首《烟波致爽》诗云：“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北控远烟息，南临近豁嘉。春归鱼出浪，秋敛雁横沙。触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康熙帝认为他在山庄避暑，造成北方安宁、热河开发和民生发展。他又在《云帆月舫》词中咏道：“阁影凌波不动涛，接灵鳌，蓬莱别殿挂云霄。粲挥毫，四季风光总无竭。卧闻箫，后乐先忧薰弦意，蕴羲爻。”他身在避暑胜地，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谋划国事。休息与理政本来是两回事，怎么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康熙帝在游幸中观赏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品味他们生生不息的缘故，联系到人类社会，从中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并运用到政事的处理上。他在“山庄记”中总结这个道理，写道：“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见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他用比兴的方法，由物及人，由观察自然界而分析人类社会，得到启示，用于行政。揆叙等人在“跋“中也说康熙帝到山庄休养一段时间后，“圣容丰裕，精神益健”。又说他“凭台榭则见茅茨不剪之意，观溉种则念稼穑之艰难，览花莳则验阴阳之气候，玩禽鱼则思万物之咸若。……皇上敬天勤民与覆载同流之气象，可以昭示天下，万世永永无极矣”。他们君臣同一论调，说明康熙帝热河休憩与勤政爱民并行不悖。事实上，康熙帝是勤于政事的君王，通过游憩，更精神饱满地从事政务，自然不是耽于游乐的昏君。(www.xing528.com)

“图咏”不避讳康熙帝的游佚，或者说康熙帝不在诗文中隐瞒避暑山庄优游的事实，因此说“图咏”是康熙帝旅游、休憩生活的历史资料，反映康熙帝热爱生活、喜好游猎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