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研究：清代一史馆传记档案的人物传记史料

我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书中特辟一章，曰《历史档案中的人物传记史料》，绍述档案传记的形成，档案传记文献的类型，具体说明履历档、题名录、名册的史料价值，对国史馆传稿、内务府族谱、宗人府玉牒，也都一一作出交待。我为了这一章的写作，于1994至1995年，先后去“一史馆”两个月。我常常是星期一早上从天津赶到馆里，隔周的周五晚上回到天津，平日住在教育出版社的半地下室的招待所里，因为这儿离“一史馆”很近，步行进故宫神武门，再走不到十分钟就到馆里了。

在馆里，开始是提阅履历档，那时这部分档案已制成微缩胶卷，尚未印制成书，提供胶卷给读者阅览，可是屏幕上雪花屡现，影响阅读效果。我的阅览重点是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因而要求提调这一部分的原件，并翻拍一些资料片，得到馆长徐艺圃先生、秦国经先生允准，遂能如愿进行。为了解档案中的传记史料状况与特点，我不仅注意档案的内容，同时留意它的形成与形式，以及“一史馆”的保存、编目、编辑、出版状况。一般的情形是阅览厅开放时我阅档案，中午关闭时我到目录室翻检目录，确定下一步搜集资料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理解和认识“一史馆”的编目方法，以便按图索骥，获得快捷利用的方法。比如“一史馆”将引见履历档分为“宫中履历片”“宫中档案履历单”和“宫中履历引见折”三大类，分别编制目录，成《宫中履历引见官职索引》《官职履历引见折人名索引》，从中查找某个官员的履历非常方便。读后，我写作《清代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论文，并提交给1995年“一史馆”召开的馆庆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履历档的史料价值，逐渐为学者认识，如黄十庆先生、秦国经先生等先后发表专题论文，如果将它整理印刷出来，是造福学术界的事情，我同秦国经馆长谈及此事，得知他们已经整理，只是与出版社没有谈妥。我的同学吴恩扬先生时任天津教育出版社社长，我将此信息告诉他，他颇想接手出版，我遂将这个信息转告秦氏，不幸的是吴氏旋患绝症，心愿未了而谢世。1997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看到这30册的巨著，内心充满了喜悦，感谢“一史馆”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合作。如今再利用“一史馆”的履历档，一般不必跑到馆里，人力、精力、财力不知要节省多少倍。由此我想到后来人（读书人）真是有福！

这一次我还查阅了内务府全宗的各种花名册，如嘉庆十六年（1811）的《清字收掌誊录官履历清册》，道光元年（1821）的《庆丰司造送司官清册》，五年（1825）的《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造送职名册》，光绪二年（1876）广储司的《逾岁官清册》，等等。我特别阅览了内务府属人族谱数十种，如《泰陵应差正黄旗易州红罗厂居住园头张顺承呈报家谱图》《镶黄旗沙河居住屯领催毡匠申庆旺呈报家谱图》等。清朝制度，内务府下属人员要定期呈报家谱，我看的是光绪、宣统年间形成的，呈报人的职业，确切地说是差役、职务，有庄头、蜜户、苇户、百长、领催、毡匠、投充、革退投充等。家谱反映这些家族居地、差役和生育人口状况。我利用这些家谱，写出《光绪宣统朝内务府庄丁家谱简介》（收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编《漆侠教授纪念集》，2003年），试图说明它的利用价值。(www.xing528.com)

“一史馆”清朝国史馆全宗的传记档案，也是我此次的搜查目标。我的关注点在于传记是如何形成的，即立传和写作制度，并将“一史馆”所藏传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作些比较。皇帝下令将某人宣付史馆，就是要给他写传记了。史官为纂修传记，广泛搜集素材，一面从官书摘取有关传主的材料，一面要求有关部门及家属提供相关文字（事迹册、事实清册、行状、行述、哀启、讣告、祭文、咨文、甘结、履历片、出身清单、政绩、奏折、文集、年谱等），写成之后，并不能成为定稿，往往经由另外的史官修饰，数易其手，始能通过。传记的传主，不仅有达官贵人，还有义行懿行的普通人，如“国史馆全宗·编纂类”下有孝友项、列女项，我提阅了嘉庆十一年（1806）云南《蒙化直隶厅儒学造报乐善好施姓名事迹年份清册》、嘉庆十五年（1810）《浙江孝子义夫孝妇各事实册》等。我依据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的传记，并检索该馆出版的《清代文献传记传稿人名索引》，与“一史馆”保存的传记作出粗浅的对比，模糊地认识它们各自收藏的传记的特点。我将所阅览的各个全宗的档案传记材料及其分类编目知识，综合地写进《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的《历史档案中的人物传记史料》章中，希望给读者提供查阅“一史馆”传记档案的某些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