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雍正帝及雍正朝档案的重要发现

1980年秋冬到馆里查阅雍正朝史档案，看尚未印行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由于馆里研究部正在为后一书的出版而进行整理，所以只看到雍正六年，后几年的实在怕影响馆方整理，不好意思再要求提阅了。这时我看到雍正帝“朱谕”，一包包的，小包装，每包有若干件，每件是裁得很小的纸片，宽不过寸许，长不过三寸，不写收件人姓名，也不署年月，我从内容上仔细分析出大约何时写给哪个官员的，这样确定每一份朱谕的史料价值，同时看了《上谕内阁》《上谕八旗》等书，以及内阁全宗、军机处全宗、宗人府全宗的一些档案。军机处全宗的某些文件，在1958年被按内容性质区分成十八大类，依类检索，查找同一内容的档案是方便了，不过将同一个人的档案拆散了，同时形成的档案也不管时间的因素被分散了，我要利用的是年羹尧西北战事的档案，按类提出的卷子，大多与此不相干，令我有点失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阅读《宗室玉牒》。玉牒没有存放在“一史馆”藏档楼内，是收藏在皇史晟西配殿，我要阅览，由管理员侯先生蹬三轮平板车拉到利用室，他先后拉了两次。玉牒开本很大，宽近一尺半、长约三尺，每册厚度不一，厚的有半寸。玉牒是十年一修，实际上是隔九年编纂一次。我查阅了顺治十八年，康熙九年、十八年、二十七年、三十六年、五十四年，雍正二年、十一年，乾隆七年所修的横格本、竖格本玉牒。我还想检索乾隆七年以后所编修的，深知太麻烦馆方了，总让侯先生蹬车去不合适，于是请求自己到皇史晟库房查阅，得到允许，在采访部王道瑞先生陪同下去了库房。其时库房因封存年久尘土弥漫，玉牒一摞摞地放置在架上，我按要检索的玉牒年份去找，找到了，因被压在下面，想抽出来又抽不动，只好将上面的玉牒暂时移放他处，于是尘埃飞扬，也顾不得了，忙着去查看所想获得的资料，阅后将玉牒放归原位。室内灯光暗淡，虽是上午，阅读仍有困难。这样我们停留两个多小时，就停止了查阅。康熙四十五年也修了玉牒，侯先生没有找到，我在库房同样没有发现，然而特别想要见到，保管部主任鞠德源先生给我出主意，让我写信给辽宁省档案馆，请求提供有无康熙四十五年玉牒的信息，并愿意以“一史馆”的名义转去，我很高兴，就写了信。玉牒正本有两份，一份藏在北京，另一份送藏盛京，因此辽宁省档案馆可能有保存。我之所以热衷于查阅玉牒，原因在于想解决雍正继位之谜的疑案。前辈学者孟森没有机会阅览玉牒，但是认为它可能会反映康熙帝对继承人的意愿，他的见解刺激我努力查找和阅读玉牒。另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看“康熙遗诏”，这是王道瑞先生提供信息而得见到，我细致阅读，抄录原文，并获准提供复印件，我对照“实录”等文献研究比对，终于对它有所认识。

1980年初，在北京找旅馆是麻烦的事情，不过许多单位在办公楼内开辟几间办公室作为客房，供外地来京办事人员居停。我和我的南开大学同事在70年代后期编写《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就住宿在人民出版社办公楼里，1980年我到“一史馆”看档案，原想利用老关系，到那里投宿，未能如愿，还是鞠德源先生帮忙，介绍到位于西四的国家档案局客房住宿。留宿并不交费，周末买饭票在机关食堂用餐，几天可以洗一次澡，甚为惬意。内心感谢鞠先生，自不待言。而且在那里认识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万仁元、陈兴唐二位先生，我参观“二史馆”就是万先生盛情指引的。话说回来，在“一史馆”查阅档案，中午因故宫博物院的朋友帮忙买饭票，在该院食堂就餐。顺便说一下其时我也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借阅清朝一些则例和帝后像，还得到许多康熙帝、雍正帝及其后妃的画像翻拍片。我本来还想查阅内务府全宗档案，到年底，南开大学进行职称评定工作，我被召回，遂未能进行，多少有点遗憾。(www.xing528.com)

我在未去“一史馆”之前，围绕着雍正史的问题，已经认真阅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清实录》《清史稿》、“清三通”等有关部分的资料，用“一史馆”前身故宫文献部所公布的一些档案文书，写出两篇论文，此次去“一史馆”目标有二，一是普查档案中的雍正帝全面资料，二是搜寻关于雍正帝继位的史料，前述查看康熙遗诏、玉牒、宗人府档案均为此目的。我在“一史馆”期间，白天阅读档案，晚上消化那些资料，集中思索雍正帝继位的历史疑案，产生初步意见，就在12月的晚上和周日写作《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论文，完稿后投给《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在1981年第3期）。离开“一史馆”回到学校，即撰写《康熙十四子胤改名考释》，主要是利用玉牒资料，文成后投交“二史馆”刚刚创办的《历史档案》，被采用于1981年第4期。接着书写《清世宗不叫胤祯，叫胤禛》一文，以顾真的笔名刊登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上。随后我综合各种文献的史料，于1982年底撰成《雍正传》书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故宫博物院搜集的帝王画像被利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