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密奏命官员互相监督，总不忘强调保密，在允许鄂昌书写奏折的朱批中云：“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假若借此擅作威福，挟制上司，凌人舞弊，少存私意于其间，岂但非荣事反为取祸之捷径也。”[40]在巡视台湾御史禅济布奏折的朱批讲到的保密原因最透彻：“至于密折奏闻之事，在朕斟酌，偶一宣露则可；在尔既非露章，惟以审密不泄为要，否则大不利于尔，而亦无益于国事也。”[41]奏折内容只对皇帝负责，家人父子兄弟叔侄亦不能相告，否则对具折人大为不利。这种保密的需要，除了政务的机密性，就是因为它的告密性。这种密折告密，令人人有自危之感，怎能不小心谨慎，忠实于皇帝。
奏折制度，就其密察官员讲，也是一种告密制度。告密，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做的，因为它是不正常的行为。康熙朝初行奏折制，具折人少，保密程度也高，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雍正帝的大为推广，就出现反对力量了，杨名时违规将朱批里的话叙入题本，雍正帝责备他，说他所以这么做，是“其心中以为不当有密奏密批之事耳”。[42]这透露出不满奏折告密力量的存在。雍正帝死后一个月，谢济世为伯爵钦拜代草《论开言路疏》，发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的呼吁，而所谓言路之弊就是奏折告密。疏中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因此，“请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告密”。[43]谢济世和钦拜的发难，是乘雍正帝之丧，代表反对奏折告密势力要求取消奏折制度。据说该疏得到新君的首肯，然而乾隆帝实际坚持实行奏折制，并于十二年（1747）停止奏本的使用，进一步维护了奏折制度。奏折制下官员互相告密，使他们本身具有某种特务性质，但这种制度把官员秘密言事变为做官的职能，成了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专业的特工，而是把特务的职任寓于一般官职之中了，这是奏折制度下官僚政治的一个特点。(www.xing528.com)
雍正帝需要奏折有着多种原因，讨论政策，一般地了解官员，是通常的理由，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不可忽视的。康熙朝遗留的储位斗争的延续和变异，造成雍正帝掌握官民动向的迫切性，加大对官僚控制力度的迫切性。密折言事，在官员的正常职责之外，令他们互相告密，迫使他们彼此监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肆，不敢擅权，因而对雍正帝更存畏惧之心，做忠顺的奴才，而雍正帝则从奏折中窥见臣工的思想、心术乃至隐衷，因之予以鼓励、教诲或申斥。这样在君臣之间增加联络孔道，上下通情，皇帝就能在更大程度上制御臣下，坐牢他的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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