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朱批奏折对改善地方行政管理,教导官员,整饬吏治,能够起到积极作用。雍正帝君臣实际做法,从多方面体现出来。
1.上司考核属员
考核地方官吏,本来有例行的大计制度,三年一次,州县至府、道、司,层层考察其属员事迹,造册申报督抚,督抚写出评语,报送吏部复核。雍正帝在大计之外,常常要督抚对某些属员作出考评,通过奏折秘密奏闻。如浙江巡抚李卫折称仁和知县纪逯宜,“过于拘禁”,不能胜繁剧之任;候补官朱永龄,如上谕所指出,人去得,确系诚实勤慎,但因系北方人不熟悉南方民情,恐怕难以承担仁和县(首县)重任;另外述及浙江知县张坦熊、云南知州张坦骢、张坦让三兄弟居官情形。[23]这种做法,一般来讲为正常行为,而下一类型则不然了。
2.官员间互相监察
皇帝特别指示地方官中的平级、上下级之间互相写密折,报告或评价对方。湖南布政使朱纲深得雍正帝信任,让他查访他的顶头上司湖南巡抚王朝恩,在他的二年(1724)五月初九日奏折上朱批,讲到对王朝恩陛见的印象,并要朱纲深入了解他:“观其为人,于地方吏治颇为谙练,但才具微觉狭小”,“汝其事事留意,看其居心行事,倘稍有不妥处,密奏以闻”。又怕他密察上司有顾虑,指示道:“如稍隐匿,不以实告,欺弊之咎,汝难辞也。”[24]雍正帝在王朝恩的奏折上朱批,让他报告朱纲的行动:“朱纲行止,舆论不一,依朕观之,似欲速成者也,然否?据实奏来。密之!”[25]此乃令臣下背对背地互相揭发。雍正帝要求重庆镇总兵官任国荣留心当地文武官员的口碑,后者于七年(1729)六月折奏:四川学政宋在诗“公而且明,声名甚好”;川东道陆赐书“办事留心,人去得”;永宁道刘嵩龄“人明白,身子甚弱”;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平常”;漳腊营游击张朝良“操守廉洁,谙练营伍,但不识字”。雍正帝对这些人也分别写出评语:“谨慎自守,小才气”;“为人老成,才情未能倜傥”;“观其人甚有长进,于引见时不似有病,为何如此”;“原系甚平常人,且有孟浪多事之疵”;“其人优劣,前此未知”。[26]君臣间对那些人的看法有同有异,朱批的写作,无非让任国荣继续观察,写出报告。
3.讨论用人和任用
君臣运用奏折和朱批讨论用人的标准和具体人选,雍正帝与鄂尔泰的朱批奏折就此所作的交流具有典型意义,并且对德与才的标准问题讨论相当深入,具有认识高度。鄂尔泰在四年(1726)八月的奏折上写道: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至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要因事择人,不能因人派差事。雍正帝为此朱批云:
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27](www.xing528.com)
提出用人要用有才之人的原则。他特别看到,这种人未免恃才傲物,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是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掌控他们。在这里尤需注意的是“惜之、教之”的见解,这是因为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毛病,也应爱惜,不能摧残;爱护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其才智。鄂尔泰见到朱批后,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办事,不是为养官,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将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职位给有能耐的来做。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雍正帝重才并加强教育的用人方针,雍正帝阅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28]他们君臣的用人原则,一定要让官员的才能与职务相当,有才而不肖,贤而无才,取前者而舍后者。他们还提出实践中用人的原则。四年(1726)六月,鄂尔泰折奏云贵两省大小文武各官的情况,雍正帝作出的批语是:
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览汝所论之文武大吏以至于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览卿之奏,非大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为国得人不能如是,非虚明觉照不能如是,朕实嘉之。但所见如是,仍必明试以功,临事经验,方可信任,即经历数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29]
用人是为政的根本大事,而观察官员,是看其实际行动,还要看他的变化。掌握这种方法,皇帝与疆吏才能用好人才。
4.教导官员
根据官员的素质及各种具体情形,使用朱批教育他如何做人和任职。田文镜刚被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图报心切,可能会急躁办坏事,雍正帝顾虑及此,在其奏折中朱批:“豫抚之任,汝优为之。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朕不虑不及,反恐报效心切,或失之稍过耳。”[30]在另一折子上,就田文镜处理一事失当批示云:“大凡临事,最忌犹豫,尤不宜迎合,设一味揣摩迁就,反致乖忤本意。……今后勿更如是游移无定,随时变转,始为身任封疆重寄,临大节而不可夺之义相符也。切记勿忘!”[31]让他不要迎合而是要正确理解皇帝意向,方为大臣立足的根基。这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发的,此类事情很多,如在李秉中的一个折子上批道:“今将尔调任苏州织造矣,勉力供职,惟当以顾惜颜面为务。”[32]在他的另一奏折上朱批:“竭力保全颜面,莫负朕任用之恩,但尔等包衣下贱习气,率多以欺隐为务,每见小利而不顾品行,辜恩者不一其人,即尔奏中矢公矢慎之语,朕亦未能遽信,试勉力行于朕看!”[33]顾颜面之说,叮嘱至再,乃因其人出身的关系,也算有的放矢。
5.了解地方绅民社会情形
六年(1728)三月,李秉中奏报苏州春雨调和,油菜、小麦长势良好,物价平稳,小民乐业,雍正帝朱批让他进一步打探过往官员、商人情况:“览雨水调和情形,深慰朕怀。凡如此等之奏,务须一一据实入告,毋得丝毫隐饰。”“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34]同年,雍正帝在广西学政卫昌绩的奏折上批示:“地方上所闻所见,何不乘便奏闻耶?”[35]要求他报告当地民情,他随即上奏折:“粤西风俗之恶薄有宜整齐者,绅士之强横有宜约束者”,[36]让雍正帝获知该省百姓,“畏乡绅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举人阁老,秀才尚书’之语,其畏官长也不如畏绅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绅士石头在’之语”。[37]七年,署理直隶总督刘於义折奏:赵州隆平县民李思义等妄称跪拜太阳,可以禳灾避难,接受信徒,骗取钱财,但是没有党羽,请将李思义发遣边疆,信众枷责。雍正帝批准,并指出折中未言明到发配地后的管束事项,命写题本时叙述清楚。[38]两广总督孔毓珣等奏报广东龙门营千总刘贵在巡查中遭遇抢匪,被杀身死,业已将犯人捕获,议请正法,且自请处分疏忽之罪。朱批奖其据实奏闻,免予惩处:“地方上凡遇此等事件,但要据实奏闻,何罪之有?若隐讳支饰,则反获罪于朕矣!”[39]就是这些奏折,使雍正帝及时地掌握了各地民间情形,作出决策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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