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研究-明清奏折制度的起源

奏折是官文书的一种，而且产生较晚，欲明了其特质，从与其他官文书比较中而易获知。

在奏折产生以前，地方官有事报告皇帝，凡系地方公事，用“题本”，加盖官印；若系个人私事，则用“奏本”，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因此在皇帝阅览之前，已有有关官员观看过它的内容，因此它们是公开的奏疏，不是只为皇帝拆阅的文件。这样的文体，造成官员对某些事情不便上奏，也不能上奏，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不利于下情的上达。题本与奏本制度原行于明朝，清朝继承下来，皇帝因这一文本了解某些事情的不方便，希望产生补救的文书。据学者研究，顺治朝出现秘密奏折，但无实物留存，不能证实这一见解，不过至迟在康熙中期它确实诞生了。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苏州织造李煦奏报当地得雨、粮价及民情的折子，康熙帝阅后，朱笔批复：“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1]由此得知，不得让第三者知晓的奏章，是秘密的，不是题本、奏本，而是康熙帝两次说到的“奏帖”。十年后，康熙帝在江宁织造曹寅于四十三年（1704）七月二十九日的折子上朱批：“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2]这里管这种奏章叫作“密折”，又谓为“奏折”。从康熙帝的朱批可知这种折子，始曰“奏帖”，继称“密折”“奏折”，名目的变化，反映它在出现之初，人们还没有对它形成专用的名词，到称为“奏折”就固定化了。奏折的书写人苏州织造与江宁织造都是皇帝的家奴，是最亲密者。康熙四十年（1701），江苏巡抚宋荦的奏折，由李煦代呈，可见写奏折是一种权力，而不在于官阶，事情视写折人同皇帝的关系来定。(www.xing528.com)

康熙帝于五十一年（1712）对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副都御史等官说，题本、奏本见不到的事，常令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将军在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因此命令这些聆听上谕的官员也在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并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3]看来请安折亦可以密折言事，与奏折有同样的功能。以上表明奏折还没有规范化。

关于奏折的出现和制度，在康熙朝，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奏折作为一种官文书的体裁业已产生，并已形成专用名称；具折人为皇帝派到地方上的家奴（亲信）和朝内外的高级官员，是特定的少数人；它渊源于奏本，开始具有两种形式，即奏帖和请安折，似乎尚未统一；奏折的关键之处是它言事的秘密性，要求具折人亲自书写，内容不得让皇帝以外的人知道，“密折”实系它的形象表述；奏折主要是报告吏治民情，让皇帝获取较多的信息。总之，奏折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但很不完善，功能上颇为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