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所叙述的同一事情，同一上谕，核对之后，发现有许多条文字上变异了，而意思上并没有差别，这种变动，又有多种情形，不妨以例说明之。
雍正五年（1727），六月初八日，议政王大臣就隆科多私藏玉牒一事提出处理意见，认为他正在蒙古边境同俄国使臣谈判，等办完此事，再将他革职问罪，雍正帝因之发出上谕，《起居注》写道：
“尔等所议，俟隆科多办完鄂［洛］斯之事，再行拿回，甚非朕意。朕从前［差］隆科多前去，并非不得［办理鄂洛斯事件之人］，以其能办而［差往］之也。鄂［洛］斯事件［系最易完之事］，特给［以］效力之路，［令其赎罪］，［而］隆科多去后，看［伊］奏一应事件，不但并不稍改伊之凶心逆行，［竟］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标［］者为不同之处）
《实录》变动较多：
“尔等所议，俟隆科多办完鄂［罗］斯之事，再行拿回，甚非朕意，朕从前［派］隆科多前去，并非不得［其人］，以其能办［理］而［使］之也。鄂［罗］斯事件，［最易料理］，特给［伊］效力之路，［以赎前罪］。［乃］隆科多去后，看［其陈］奏一应事件，不但并不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并］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全无愧惧］。”
鄂洛斯之“洛”改书“罗”字，是译音不同所致，没有关系，其余的变动，使文字有所减少，而读来流畅，如“并非不得办理鄂洛斯事件之人”句简化为“并非不得其人”，完全合理，因前面已经说隆科多去办俄国事，何必紧跟着重复。这是摒弃烦芜，使文字通顺。
《起居注》二年（1724）闰四月十四日，记雍正帝上谕一则，谓其敬书康熙“戒急用忍”的训饬。悬于居所“以警观瞻”，《上谕》则为“以观瞻自警”，于是文通意明。(www.xing528.com)
《起居注》同年（1724）十二月十八日记雍正帝说“外官养戏，殊非好事”。《上谕》作：“外官蓄养优伶，殊非好事”。他禁止地方官养戏班子，《起居注》写法是按口语，省简一些文字，后人不易看懂，而《上谕》把“养戏”是养优人说清楚了。这种文字变异，使叙事完整明了。
允禩在雍正帝继位之初晋封廉亲王，亲友往贺，其妻谓不值得庆祝，《起居注》四年（1726）正月二十八日记载说她说：“何喜之有，不知头落何日”，《实录》将“头落”写作“陨首”，前词为口语，后词为文言。
《起居注》三年（1725）四月十一日记雍正帝关于天人感应的一段话：“内省行事之过愆，详察政治之阙失”，变成“内省”“外察”，成了对仗的句子。这一类文字的变异，使文字摆脱口语的俗气，而朝着典雅方向变化。
雍正帝于五年（1727）闰三月初四日讲绅衿参加看棚支更杂役事，《起居注》记载他的上谕：“恐单寒之士无人供役，几致告累”，“几”字在此表达意思略微费解，《上谕》书之为“转”字，于是说得简易明了，即若要单寒之士打更，可能造成他们的困难。此等变动，使用语准确，叙述清楚。
雍正帝在五年（1727）五月内初四日为禁止奢华而讲士农工商的本业，《起居注》写道：“今若于器用服完［之物］争为华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趋而为工。”带［］号的字、句在实录中没有，“以为之”等字之汰是去芜杂，而“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一句，倒把意思叉开了，是枝蔓语，去掉了干净。此类删改使意思凝炼了。
上述《实录》《上谕》之不同于《起居注》，《实录》之不同于《上谕》，变易虽繁，而意思都没有出入，只是把文字理顺了，繁芜淘汰了，枝蔓清除了，语言准确了，是做的文字润色工作，不是改变史料原意，使记载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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