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古方志学与中国古方志学对比研究

1996年夏末陈教授将他的宏著《清代台湾方志研究》惠赠于尔康，时间不过一年，陈教授又以新著《东亚古方志学探论》贡献于学术界，令尔康十分敬佩他学识的鸿博和热诚治学的勤奋，也为他的学术建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与《东亚古方志学探论》是陈教授方志学研究成果的姊妹篇，是方志学界研究领域扩展的标志，也许可以说是方志研究史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们的问世，弥补了台湾方志史和域外方志史两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陈教授在《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引论中，指出了中国方志对东方诸国的巨大影响，他写道：

宋元学者所制定的方志义例，不但成为日后千年以下中国方志学的规范，同时也先后传入亚洲邻邦，使韩、日、越南等国家争相仿效，以中国文字、中国书法以及中国方志义例来修纂该国全国性或地区性方志。李氏朝鲜在公元十五世纪成宗之世即以《大明一统志》、祝穆《方舆胜览》与方象之《舆地纪胜》等书为范本编制全国性志书《东国舆地胜览》，并且在此后的四百年间，无论官修私撰的邑志，仍多以我国旧图经体为主要分类纲目，修书的宗旨也极富经世致用的思想。日本在江户时期，即我国明末以后的二百多年中，由于德川幕府推崇儒学，发扬朱子所宣扬的三纲五常、君臣主从等政治道德观念，“辅治之书”方志便为当时日本政界及学界重视，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以《大明一统志》体式为依据而编成的方志为数甚多，而其中也有不少是以汉字写制的。越南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也相当久远，从元代到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书，处处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此可知：中国方志文化自宋元以后，不但影响全国各地修方志，也影响我们亚洲邻邦修方志。

陈教授的这个精辟见解，或许就是他的新著《东亚古方志学探论》的总纲。

陈教授对于东亚方志学的独到见解，来源于他的精心研究，他多次主持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及中琉关系史国际学术会议，多次撰写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东方国家方志学的论文，阐述这些国家所受中国方志学影响的各个方面。尔康拜读过好几篇，其中有关朝鲜方志的两篇，为《中国方志学东传朝鲜略考——以〈东国舆地胜览〉为例》（载《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台北）和《朝鲜〈中京志〉》研究》（载《第三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年份不详，台北）。

这两篇论文，叙述了《东国舆地胜览》和《中京志》的作者和写作过程、内容、特点，特别说明它们同中国方志学的关系。读竟，令尔康增长了许多从不知道的新知识，相信有的读者也会有新鲜感，因而高兴地陈述于次：

一、李朝朝鲜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制作方志的？陈教授引用《东国舆地胜览》的总裁官卢思惯和徐居正等人的呈文、序言，表明他们仰慕中国地志文献完备，特别是《大明一统志》的丰富内容，成为他们修志的契机。说白了，仿效中国进行志书写作，完善李朝本身的文化建设。

二、朝鲜志书的体例如何？打开图书一看目录，映入眼帘的是序例、地图、疆域、建置沿革、城郭、山川、官员、姓氏、户口、田制、土产、风俗、宫殿、官廨、学校、祠坛、关防、兵制、职役、邮拨、古迹、陵墓、寺刹、人物、忠臣、孝子、烈女、题咏、附录等，熟悉中国方志的读者立刻产生何其相似乃尔的印象，陈教授说朝鲜人的体例是从中国志书脱胎而来，确系道出实情。

三、框架如此，行文又如何呢？如果将《东国舆地胜览》卷一“京都”与《大明一统志》的“京都”条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遣词造句和行文思路完全相同，由此陈教授说它受了明代志书的影响。

四、行文中关于中国知识的运用和中国文献的引用。朝鲜人消化了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和历史知识，将之移用于修志，在志书里对于中国经、史、子、集各类资料信手拈来，以至一部书中征引不下数十种，于是志书内容丰富了，因而陈教授从中看到了朝鲜方志与中国文化的“另一层关系”，也从这一侧面认识两国文化的某种源流关系。(www.xing528.com)

五、朝鲜志书的名称，在中国人看来似曾相识，徐居正推崇中国的《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书，而其书名曰《东国舆地胜览》，何以这些书名那样相近，陈教授道出其中的奥秘，原来徐氏书名是借取那两部中国地志书名配合而成的。

六、关于修志的目的，陈教授指出中国作志是为了宣传朝廷盛德和教化民众，即为“资治”和“辅治”。在朝鲜呢？该国的一位总裁官说：“是编之撰，于圣明之政，亦不可谓无万一之补云。”陈教授据此认为朝鲜修志的宗旨，“有着中国儒家的思想，是想以表彰人才，崇厚风俗，达到辅治的目的”。

陈教授研治朝鲜方志，以及越南、日本、琉球志书，不是停留在对该志书的一般情况，即编写过程、卷目内容的说明上，而是同时论证它们同中国文化、中国方志学的关系。他论述《东国舆地胜览》的文章以“中国方志学东传朝鲜考略”为标题，介绍《中京志》论文的第五节题曰“《中京志》与中国文献”；在述说日本志书的论文中，有“中国古方志文化与江户方志”的子节目，在评论越南《嘉定城遖志》文内，列有“从中国方志学看《嘉定城遖志》”的子目，所有这些文题、节目，无不充分显示出陈教授的中国方志影响及于东方诸国的观点。他通过具体细致的研究、对比，即上面讲到的方方面面，得出结论：朝鲜修志在指导思想、体例规范、具体行文、主旨目的上，都与中国相同，即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方志为蓝本进行志书的编纂，可见是受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陈教授的结论，完全可以由朝鲜志书实物来验证，绝非他主观想象出来的。试看他阅览了那么多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志书，进行了潜心的研讨，才具有对那些志书的评论资格；同时我们知道他对中国方志学研究的杰出成就，他有充足的条件从事中国与东方诸国志书的比较探讨。这样，他的结论完全符合事物的真实性，因而使他的著作质量甚高，具有权威性。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怎不令人折服！经过陈教授的研究，愈发证明中国方志是“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瑰宝”（《清代台湾方志研究》，第217页），它被东方诸国所摹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中国文化、中国方志与东方诸国志书的关系，似乎尚无人作系统的深入的研治，陈教授的著作，无疑具有开创性，他拓展了中国方志学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向人们展示了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使人们把对中国方志学史的研究与外国方志学史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不能不说陈教授的新著是对我国方志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从中国方志的东传，论证中国文化对东方的影响，这或许是陈教授研究方志学的一个主旨。笔者阅读陈教授关于东方诸国志书的论文，有着这种感受；感受愈深，对陈教授肃然起敬的心情愈加强烈。过往，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有过盲目自信或妄自菲薄的时代，今天也还有着这个或那个方面的问题。对传统的中华文明自然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摒弃和有所继承，最重要的是应该使它发扬光大，以利中华民族的发展。尔康认为陈教授的学术研究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他以中外文化交往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令人们知道要自尊，但又绝不可自大。

朝鲜方志之于该国的价值自不待言了，对于中国学和中国史的研究有无意义呢？陈教授没有忽视这一问题，他指出，朝鲜方志“对于探讨中韩历史关系与中国文化东传等重要问题，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在关于越南志书的一篇论文的结束语中说，东方诸国的志书，“不能仅仅视它们为各该国的汉文珍藏，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整体中国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如果要了解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东亚各国的汉文古方志就应该一起加以研究，否则我们可能得不到全面完整的答案，终将是一项缺陷”。要想全面、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仅仅着眼于我国内部情况，仅仅依靠国内文献，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放宽视野，考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要扩大研究资料的范围，向世界各国、各种文字搜求有关中国文化的材料，域外汉籍应是重要的一项。陈教授以他成功的研究，为人们做出表率，并且证明这是中国文化史研究迅速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

陈教授命尔康为他的新作写序，对东方方志学，尔康全然无知，焉敢应承，然而相交有年，且为扬州小同乡，友谊乡谊情重，尔康不敢违命；再者，尔康忝充清代历史研究行列，也研治清史史料学和中国族谱学，因而荣幸地与陈教授同行同好，似不能违命；现在，趁此机会，拜读陈教授的宏文，一面增长东方方志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知识，弥补自身的缺陷，一面写出心得，以应陈教授之命。但是自知浅薄，仅以读书笔记的形式为文，权充代序。

（1997年3月4日写于顾真斋，载陈捷先著《东亚古方志学探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