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的《锡金识小录》：史料学研究成果

黄卬撰著的《锡金识小录》，作为官修县志的补充文献，以新鲜的资料、与众不同的见解，成为一部有特色的高价值的志书。这个结论来自于对它的解剖，也是同当地官修志乘及同类型的私家著述比较得来的，在类比中，想到史志的修纂方法，附带写来，供有兴趣的学者参考。

黄卬，字尧咨，江苏无锡人，生于康熙中，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家境贫寒，成年即授徒为生。乾隆六年（1741）乡试不第，遂弃举业，课徒之余，潜心学术，用十六年功夫，写出《读易质疑》。晚年为贡生。乾隆十六年（1751）地方政府纂修《无锡县志》，搜集材料有限，黄卬为弥补其缺失，穷搜文献，广为采访，撰为一书。因其不能列入官修的正史之林，以“野史”自喻，命名《识小录》，又因无锡县在雍正四年（1726）被分为无锡、金匮二县，故全称为《锡金识小录》，又名《酌泉录》。书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同年三月，顾奎光为之作序，未刊刻。后有所增润，如卷二《祥异补》叙事直到作者逝世的那一年。全书十二卷，头两卷《备考》，书写有关国计民生的县志应载而未载或述而未详的事情，卷三《旧迹》、卷四《司牧》叙该县政事，卷五《补传》、卷六—八《稽逸》为各种人物的传略，卷九《科名》载科甲遗事，卷十《前鉴》叙述应引为鉴戒的事情，卷十一《纪异》记叙怪异现象，卷十二《语隽》《杂言》书谣谚、诗词。

黄卬在《例言》、按语及叙事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他的史志观。他认为志书的写作方法和叙述内容是：

第一，主张“直书”。秉笔直书，为人称道，但这样的史家并不多见。特别是志书，对地方行政及名流，多取隐恶扬善的态度，所谓“志乘之例，书善不书恶”。那些列在《名宦传》里的多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入了《宦迹传》的则是“惠泽乡里”的官绅，那些层出不穷的贪官劣绅，对不起，几乎都给“隐”去了。也不能全怪方志的作者缺乏史德，对主持其事的地方官员及其前任们，对武断乡曲的绅衿及其先人，怎敢揭露他们的阴私呢？地方的弊政，往往涉及到朝廷，体制攸关，岂敢不回避？而他们所依据的资料，一部分来自传主后人提供的谀墓之词，哪能道出实情？黄卬看到并分析这种情弊，他说县志人物的写作“凭于家传，扬威隐慝，考核斯难，况循于子孙之请嘱，震于权位之弹赫，未必尽无曲笔”。（卷四《综考》）他为了避免这个毛病，给自己规定了写作原则：“是书记事纂言，务在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其彰人善者，固足为后人矜式，间有纪恶之条，或犯人所忌者，亦并书无隐，招怒取怨，有所不辞。”（《例言》）他表示要善恶并书，揭发权势者的劣迹。他清醒地估计到，这可能招来官绅的嫉恨，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他把这种利害置诸度外。善恶并书似乎无足称道，其实不然，真正提倡并实践的人很不简单。黄卬不遵从隐恶扬善的流俗，敢于披权势逆鳞，勇于向恶势力挑战，这种精神和认识实有高明过人之处。

第二，主张资料充实，反对公式套语。黄卬说：“人物传但宜叙一生事实，不必虚作谀辞。至学问语，尤不当轻为许可。”（卷二《备考·人物传私论》）看来他有近于“寓论于史”的观点。他认为多写传主生平事迹，读者自可从中得出结论，作者不必不摆事实，径作谀词论断。他举例说：明朝人陈幼学任确山知县，积粟二千石以备荒，垦莱田八百余顷，给贫民牛五百余头，核黄河退地三千余顷，授里妇纺车八百余辆，建屋千二百间分处贫民，建公厩八十间居六曹吏，节公费六百余两代正赋之无征者，栽桑榆诸树三万八千余，开河渠九十八道。作其传者，把这些一项项写出，“观者始信其实而有真”。可是乾隆十六年（1751）的“县志”只说：“积粟储备、垦莱田、核退地、给牛头、授纺车。”他批评这种写法，有类“州县政治套语”。陈幼学还将布政使刘浑成弟灿成害人按律治罪，捕治署理太仆寺卿陈耀文的犯法家人，“县志”对此不作具体说明，仅讲“治豪右，犯者一以律”。黄卬指出这样的叙述不过是“虚语”，“全失事实”（同上）。摆事实，进而作出评论，这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黄卬的主张是同于这一方法的。套语、虚语、谀词之作，不讲事实，不能反映历史状况，读之味同嚼蜡，这样的书为何还要作它？黄卬与之反是，他的书必然没有这个毛病。

第三，注意反映国计民生的大事。黄卬在《例言》中说：“县志”对关系“民俗利病”的事，有的碍于政令而不详载，如汇追始末、漕弊兴革。社仓、乡约、保甲、关栅诸事，有的因求文字简单而没有说清楚，如田赋民役的事，而这些应该是叙述明白的，因此写作《备考》两卷，“补志之缺，订志之讹，于民生艰窘之故，尤惓惓焉”。他写备忘录，实际是希望当局清理弊政，解除百姓的痛苦，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所以他的好友顾奎光说他：“于民生艰窘之故，每三致意焉，深识远虑，非仅识诸轶事者所能见及也。”（《叙》）此确乎是挚友知人之言。

黄卬以这种可贵的认识从事著作。把无锡、金匮的地方行政、民生经济、绅衿活动、风俗习惯，都写在《锡金识小录》中。具体地讲是以下内容：

记录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资料。《锡金识小录》对当时社会经济多有涉及，记叙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货币与交换、赋税与总甲制度，指出农业生产，除稻、麦、豆外，开始种西瓜、甜瓜，城乡兴起了菜园业，农民家庭纺织业大发展——“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使无锡成为“布码头”，（卷一《力作之利》）米价及乾隆间的上涨，米价变动与田价的关系，雍正间汇追逋赋及其对田价的影响。对明代的土地占有状况、主佃及主仆关系，有生动的记录：邹望有田三十余万亩，僮仆三千人，别墅三十九个，与官至尚书的顾可学争夺新安庄，打了几十年官司，又把顾的两个宠童弄到手，气得顾呕血几死；顾有宠姬打死婢女。婢父恰是邹家的佃户，邹欲借此治顾，顾用盗换尸身之法，反而获胜。张谅豪取地租，逼得佃户王韶卖子。曹怀买旧佃户真姓的两个儿子做优童。王某有家奴五百，俞某有一百余，“无不绮衣鲜食”。（卷十）

披露清代地方行政的弊露。黄卬本着善恶并书的原则，以“本朝邑令之优劣具在人口，有不可掩者”，几乎逐个评述了无锡的知县：韩文焜民间言其“残酷”。徐永言、李继善各任职十四年，徐以贪墨著称，罢职后留住县城，绅士秦某与李结交，凡县里打官司的事，必须经过徐、秦二人，李对他们亦惟命是从，所以当时有“一县三官”的说法，康熙四十年间，清官张伯行担任江苏巡抚，无锡人向他告发李继善，呈词上有“十三年奇贪极酷，亿万民负屈含冤”的话，及至李被革职，县民高兴，“多担水泼县庭，谓之‘洗堂’”。他的后任林涛、徐钟俊、章频“皆庸庸，而要不失为长厚”。李枚“以悍挚酷烈为治，民之死于刑罚，绅士之破家累累，然暴敛迹，凡包揽词讼，侵蚀钱粮诸弊为之一洗”。无锡、金匮分县后，金匮令王允谦“任胥吏为心腹，纳贿不可胜计，善逢迎上官，得不败露，以升任去”。（卷四《司牧·国朝邑令》）黄卬还举了王允谦贪赃枉法的一个例子：在办理社仓中，“北郭袁某者以社米盘取重息，为监生朱姓者所发，佐证具甚。邑令王允谦得袁重贿，力为弥缝，首者坐以诬告律，佐证咸被斥责，而所费盖至万矣”。（卷一《备考·社米》）王允谦如此颠倒黑白，竟能升官，岂非咄咄怪事。县官多劣迹，可是“保留”的丑剧却不断地演出，黄卬对此亦有揭发：“康熙中邑令或有故去任，邑人每公叩上宪，联名保留，大概绅士之出入公门者，迎合县令意而为之，未必出于公爱也。”（卷四《司牧·保留》）黄卬对当时的显宦也不留情。嵇曾筠，雍正朝大学士、太子太傅，其子嵇璜在黄卬作书时为户部侍郎，后亦升大学士。嵇曾筠于雍正中回籍料理母丧，耀武扬威，作恶乡里，黄卬写道：“嵇宫傅母杨太夫人之丧，奉旨赐祭，诸家奴横甚，颐指气使，视县令蔑如也。勒索诸物，威烈如火，有芦席行某者，卖一女以应，不足，又卖一女，不足，乃自缢死。宫傅盖未必知之也，而平时不能严戢，亦可知矣。又见其自崇安寺迎御祭文归，路经学宫，以芦席堵塞庙门，己乘八人舆径过。宰相之尊，加于先圣，此何典礼也。”（卷十《时宦仆横》）通过这些事实与议论，使我们可以明了：地方官吏以营私舞弊为务，勾结绅衿，结交势要，形成官绅一体的统治集团，有恃无恐地压榨百姓，致使吏治败坏不堪。

记叙清代绅衿作风。士为四民之首，对于搢绅衿士的活动，黄卬作为士的一个成员，自然在他的著作中给予较多的注意，除前述揭示官绅勾结，还有专条叙述。卷一《衙棍》条讲生监中的棍徒：“生监之出入县庭，把持官府，鱼肉乡民者，在顺治、康熙初曰‘十三太保’，时有‘正十三’‘拗十三’之称，康熙中曰‘州衙七棍’。盖此辈上以邑绅之不肖者为靠山，下以各乡之土棍为爪牙。乡民有讼事则土棍牵引，令投此辈为之主，先以甘言慰之，而阴量其家之厚薄，产不垂尽，事不得结也。有殷实畏事者借端恐吓，不遂其欲不止。大约最易指陷人者莫如漏税一事……又有包揽税粮，窃其余以自肥者，俗谓之‘仓老鼠’。”同卷《邑绅》条比较了明清两代搢绅的不同作风：“本朝邑绅居乡较前明远胜，风雅自命，工于诗词者有之，谨饬自守不入县庭者犹间有之。其下者，亦不过持筹握算，蹙额忧贫，或饱食无为，呼朋纵博，至吊丧不拘良贱，远近博取折帛舆金，斯其甚矣，君与闻讼事，关说得财，则康熙中为甚，雍正中绝无之，近日虽稍通往来，而不至狼藉，于乡里未为有害。如前明之沉酣声色，广取艳奴妖童者，无有也，多收豪仆，人号‘平分’‘白夺’者，无有也……第前明一代，人物载于《明史》者，大抵多以气节胜，昌言正论，杖戍贬黜，累朝有之，即理学名儒，前如文庄，后如端文、忠宪，未有不以气节表著者。今科名日盛，列谏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余年来，从未有抗权幸，除疾苦，谔谔不回者如古人者。虽谨慎小心，不敢放纵，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固其胸中，久不知‘气节’二字矣。”黄卬重气节，实反对权幸之乱政害民。他对清代士人的治学，在《士习》条中有进一步说明：“国朝邑中未遇之士，以志节学行表现者，较诸邑绅似反胜之，如顾宛锡祖禹、黄守中庭、华霞峰学泉、刘言洁齐、钱禹田仲选、高紫超愈、顾畇滋培、吴卜臣之畇诸先生，或负经济，或著清操，或狷介不为诡随，或硕德见推乡里，或闭户穷经著作垂后，或远踪前哲讲学淑人，洵后学之仪型，末俗之砥柱，求诸缙绅中，殆无此等人物也。”清代学术发展，黄卬此说得以验证；士人不讲气节，反映了清朝思想控制的严密。

记叙清人风俗习惯。历史研究应当包括社会史的内容，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时令节日、各种风俗人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黄卬惩于县志叙述时令风习的简陋和讹误，特地写《补订节序》。备载一年中人们的节庆穿着、饮食和各种祭祀神鬼的仪式，如讲到庙会、祈神赛会，“男女杂沓，喧哗扰攘”。清朝统治者对此深为不满，康熙中江苏巡抚汤斌为此“毁淫祠”，雍正间一度禁止祈神赛会。黄卬对此另有见解，他认为这是农民藉以娱乐：“盖终岁勤劬，不敢休怠，欢乐嬉遨，止此数日，一张一弛，当亦王政所不禁也。”统治者若识及此，就不那么顽固禁止了。

对人们居常服装，黄卬就亲眼所见写道：“康熙时衣服冠履犹尚古朴，常服多用布，冬月衣裘者百中二三。夏月长衫多用枲葛，兼用黄草缣，今则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为新色，北郭尤甚，兼有老成不改布素者，则指目讪笑之。冬月富者服狐裘、猞猁狲之属，服貂者亦兼有之，若羊裘则为贫者所服矣。马褂昔皆营兵衣之，当康熙末，有富家子为此服者，众咸以为怪，甚有为俚语嘲之者，至雍正间服者渐众，然惟游荡子弟耳，今则由少年至老成，由仆隶至绅士，无人不服，乡僻亦效之，游行街市，应接宾客，不烦更衣，习俗移人，方领矩步之风，不可复见矣。”丧服也有变异：“遭丧之服，若期年以内，袍套俱白布，不下缉，小祥后始用黑春布为套，大祥后始俱用黑，近则七七外皆用黑，无白衣者。推所由来，盖出仕者在任闻讣，或有事见上官，色忌白，故仿墨缞之制，后在籍者效之，后则士人效之，庶见素衣，惟在村农牧竖，难望诸衣冠之施矣。”儿童衣帽，发式亦随时在变化：“昔童子十岁以上犹簪发为髻，裁绸布两片，前后合缝为帽，露其顶，盖古未冠时饬为此，至始十三四去顶发垂辫，从时服焉。今则甫三四龄，辫辫发戴冠，与成人无别，或加金银水晶顶，著补服，以为华饰，此则亵名器之尤者也。”女子的服饰：“近日反尚雅淡，昔衣裙多刺绣盘金，故善绣者每获厚值，今服绫缎，绣者绝稀。惟年长者尚老色，少者尚嫩色耳。冬月昔多置貂于首，谓之‘罨头’，昔以无为耻，今则以为俗。但以青黑纱止裹首，垂两角以取致。髻式高下大小，随时屡易，近多尚假髻，傅发髢而为之。”(www.xing528.com)

饮馔方面：“酒馆茶坊昔多在县治左右，近则委巷皆有之。传闻某处有佳点佳肴，远近走赴，良由游食之徒，不顾父母妻子，惟图口腹者众也。至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此则仅在数年以内。闻乡之老成人云，由赌博者多，故乐其就食之便。”说到赌钱，“此风盛于闺阃”，而“其原实在邑绅。绅，士民之望也，今之邑绅以赌博为公务，非此无以度余日。由是内则中阃效之，外则齐民效之，蔓延村邑，靡间晨夜，无足怪矣。”（卷一《风俗变迁》）恶劣的赌风，是搢绅倡导出来的。

综上所述，黄卬有胆有识，敢于暴露官僚、搢绅、衿士的恶行，时政、风俗的弊端及陋行，在《锡金识小录》中比较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无锡的吏治、社会经济、文化及风尚习俗的情状，给人们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面貌的印象。无锡在清代是经济发展、人文荟萃之地，透过它可以了解全国，所以《锡金识小录》是研究无锡地方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清史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锡金识小录》脱稿后，长期以来只有抄本，嘉道以降的锡、金志书倒常摘录它的资料，但却无人刊行。何以将它“抑久不彰”呢？王念祖指出是：“咸以所记淑慝并存之故。”（《锡金识小录·序》）它的善恶并书，为有财、权的人所忌恨，不容其出版。光绪二十二年（1896）它终于在王念祖支持下刊刻行世了，1930年又一次获得剞劂的机会。好的作品有其社会价值，总会被人们认识，它是绝不会湮没的，《锡金识小录》的命运不就是明证吗？

分析罢《锡金识小录》本身，笔者尚拟把它与无锡、金匮县志作点比较。清代以来的锡、金志书不下20种，官修的，笔者检索过康熙《无锡县志》和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两种。康熙志由中博学鸿词科的严绳孙纂，42卷。它用了4卷的篇幅（卷27—30）讲户口制度、赋役法则及其施行情况，叙述较详细清晰，是其他志书所不易做到的。光绪志由知县裴大中监修，候补道秦相业主编，40卷，相当多地记录了太平军在当地的活动，又对“名宦”“宦望”“儒林”等方面下功夫，名宦中写些“抚民以慈，待士以礼，邑人爱之”的话（卷18《名宦·郭如传》），真如黄卬所批评的，是些套语、谀词，令人生厌。这两部官修的县志，虽有其价值，但它们隐恶扬善，缺少《锡金识小录》揭露社会上层丑恶面孔的资料。

与《锡金识小录》同类性质的方志中的“野史”，笔者也读过几部，其中属于锡、金地方的，有周有壬的《锡金考乘》。周有壬，嘉道人，入陶澍、林则徐幕，编纂图籍甚多，有《锡山文钞》《勾吴金石志》等，他约于道光末年撰成《考乘》14卷，立目同于一般志书，其用意在考核县志，以备补遗、核实、纠谬，它指出前志记事所缺略的、不准确的地方，可作参考，但多为琐肩细事，同《锡金识小录》一比，相形见绌。该书有环溪草堂校本，1931年锡城公司代印。锡、金以外的，有邓琳的《虞乡志略》12卷。邓琳是常熟人，曾任金坛县学官，道光二十年（1840）成书，同年刻印。这是关于常熟县的补志，作者在《小序》中表示，辑录前人的府县志及其他图籍有关本乡的资料，以补县志的不足。其体例一本志书，名《志略》，实因私家撰写，避官修之名。邓琳搜集了一些新材料，在《杂记》卷中录抗清事迹，为官志所不可能有，《星野》《风俗》部分收集民谚较多，可供研究农业生产参考。作者可能是小业主，多处为他们叫苦，反映了小业主的经济、政治地位。费善庆著《垂虹识小录》，垂虹是吴江县的一个桥名，不用说这是吴江县的志书。费是当地人，辑书于清末。是书为朱士嘉编的《地方志综录》所未录，笔者见的是抄本，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分装5册，其中3册分为4卷，另2册未分卷，每卷无卷目，唯第一、二卷有子目。内容大部分为人物传记，多录前人文字。这是一部未定稿。柳树芳撰《分湖小识》，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诗句：“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亦吴江之属境，清时设有巡检司。《分湖小识》成于道光末，6卷，《古迹》1卷，《列录》2卷，《人物》3卷，所记之人物平平，无甚可取，间有涉及社会经济的，又语焉不详。甘熙著《白下琐言》。白下，为江宁的别称。甘熙，道光进士，官知县、主事。是书8卷，续2卷，有光绪傅嵩生刻本，1926年甘氏重印刻本。甘氏亦为修县志提供资料而作书，故内容相当庞杂，有金陵出土文物，如谷种，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用过的铁锚，刻有“洪武三十五年”字样的石碑。对手工业、商业的记载，价值较高。金鳌作《金陵待征录》，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10卷，系辑前人文字，无新资料，然不录鬼怪，尚为有识之见。孙同光撰《永嘉闻见录》2卷。孙于道光七年（1827）起任浙江永嘉教谕，搜其县事，与府县志校读，凡有不合的、未录的地方，记下来，抒以己见，于十三年（1833）成书。是书既是“闻见录”，把作者也写进去了，读之有亲切之感。此书刻印数次，近年来杭州古籍书店再次印行。梁章钜曾与孙同光交游，评之曰：“摭拾坠简，辩章旧闻，与夫山川之显晦，祠廨之兴废，旁及方言物产，靡不广记而备言之。余粗为披寻一过，已如获至宝。”（《浪迹续谈》卷2《永嘉见闻录》）多予肯定。这些志乘，各有可取之处，有的（如《虞乡志略》）是较好的文献。但它们的作者，在史识上都赶不上黄卬，因而使他们的著作缺少了《锡金识小录》式的史实和评论，其资料价值也就相对降低了。

这样一比较，更可见《锡金识小录》鹤立鸡群，凌驾在同列之上。它实在是一部可宝贵的志书，值得费点笔墨予以介绍。

在阅读上述诸书的过程中，笔者对史志的编纂产生了一些想法：

其一，撰稿人力求要有刘知几所说的史家三要素——才、学、识。开始不具备不要紧，但要努力提高。特别是史识，写志书不是为写而写，要从国计民生出发，这就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还要敢于如实反映，不畏权势者的阻扰，不计自身的名利。没有这种精神，投合时尚，必然写不出好作品。

其二，要重视“识小录”之类的志乘“野史”。官修的志书品种多，数量大，资料丰富，要充分利用，但它在内容、观点上都有谬误和缺失。“识小录”“待征录”之类的私家志乘，不仅可补充官修志书的缺漏，纠正其误失，更重要的是有其所不敢和不能记载的内容，便于我们全面认识历史，因而应当特别珍视。在利用志书的时候，官修的以外，搜检一番私人的著述，乃是非常必要的。

其三，吸收有志于志书工作的人参加编书。政府纂修方志，官聘编写人员，一般人不得与闻。私人写的又不被承认，这就出现了“识小录”一类的书籍。这种不承认的作法，对修志讲是一种损失。设若黄卬参加县志写作，他的史观和掌握的资料就可能反映到县志里，岂不为之增色！有兴趣的人虽不一定是行家，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会成为专家，会对志书多做贡献。热心人总要比尸位素餐者好些，怎么能拒绝他们呢？

（原载《津图学刊》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