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嘉定府志》：乾嘉考据学成果与文化资源

清代四川嘉定府，治所在乐山县。今之省属乐山市辖区，基本上是清代嘉定府境。

嘉定府有完整的府志，始见于清朝嘉庆八年（1803），由知府宋鸣琦主修，全书48卷，35万言。笔者见到的是它的续修本，写作于咸同之际，先后三任知府主持其事，依次是文良，旗人；史致康，举人出身；朱庆镛，进士出身，以吏部主事外放为知府，他于同治三年（1864）完成府志的编纂，协助他的有（协修）乐山县令、举人刘仰祖，举人、嘉定府学教授龚应阁。20世纪80年代后期，乐山市市志办编写方志，决定重印同治《嘉定府志》，乃聘请同治府志的协修龚应阁的孙子龚啸风担任校印工作，啸风精心核实校对，然于1991年故世，乐山市市志办坚持其事，终于在2003年将其重刻线装本问世，笔者所见即为此刻本。

同治《嘉定府志》是一部好的志书。它好在三个方面，一是体例严整，二是内容丰富，三是主编对修志有识见过人之处。该志体现了乾嘉考据学风，值得称道。今日修志，方法论上有可从该书借鉴的地方。

同治府志的编纂者遵循嘉庆府志的体例，成书48卷并卷首1卷，现将其目次过录于下：

卷首：序，修撰人，凡例；

卷1星野；

卷2—7方舆：沿革，疆域，山川，古迹，风俗，礼俗，物产；

卷8—17公建志：城池，公署，学校，祀典，坛庙，水利，津梁，铺递，兵制，寺观；

卷18—20赋役志：田赋，盐茶，铜政，铁政；

卷21—24职官志：文秩，武秩；

卷25—31选举志：进士，举人，贡生，武进士，武举人，藩府，封荫，应例；(www.xing528.com)

卷32—33宦绩志：政绩，边防；

卷34—37人物志：行谊，列女，流寓，仙释；

卷38—48艺文志：宸翰，赋，诗，文，典籍附金石，祥异，杂著。

笔者不厌其详地抄录目录，乃因它的体例详瞻和具有强烈的乾嘉考据遗风。说它详瞻，是方志体已然史书体化，具有纪传体的全部内容，“沿革”，就是大事记，书写本地方的大事，相当于史书的“本纪”；方志的各种“志”，相当于史书的“志”和“传”，我们从同治《嘉定府志》的目录可知，其“志”种类多，有纲有目，首先交待嘉定的地理环境，次则物产，再则行政、城市、学校、祠庙、交通等基本建设，复次为赋税、职官、选举等制度并及人物传记，其宦绩志、人物志则为人物专传，最后是艺文志。这样的纲目就把嘉定府的历史、地理基本上记录出来。说它具有乾嘉考据遗风，乃因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在关于方志定位方面出现一场争论，就是方志是属于历史学的，还是地理学的，同治嘉定府志体例来源于嘉庆府志，从体例来看，府志是强调记录地理学内容的，从它将“风俗”隶属于“方舆志”可知，这样的从属关系，是认为风俗的产生是根源于地理因素，而不是历史社会因素。笔者在这里不是讨论“风俗”放置在方舆志的利弊，而是以此为例，说明嘉庆《嘉定府志》是乾嘉考据学成果，同治方志流衍其遗风。至于详瞻的纲目与内容，更是体现了乾嘉考据学的实学精神。对于乾嘉考据学，后人有过不公正的评论，认为它将学人引向故纸堆，钻象牙塔，脱离政治。乾嘉考据学者，在清朝满人君主专制制度高压之下，不敢接触满汉冲突及满人统治问题，在这方面不得不脱离政治，然而在其他方面就不是这样了，与前人一样总结历史经验，而其考据学的方法颇具科学性，一直为后人沿用，到20世纪与西方实验主义结合，形成实证史学。所以乾嘉考据学的历史功绩应当得到尊重，歪曲就是对前人的亵渎，严肃的学者似乎警惕为宜。

体例完整，才有可能令内容丰满，同治嘉定府志的编纂者们是群极认真的人，细致搜集材料，分门别类编写出来，使得府志含量丰富。笔者不拟在此罗列资料加以印证，仅从康熙降香峨眉山一事的记载来看。府志卷38《艺文志·宸翰》记录：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康熙帝在畅春园召见峨眉山卧云庵僧照玉等人，赐卧云庵《金刚经》《心经》《药师经》各一部，同时赐峨眉山光相寺《药师经》一部。11月15日，康熙派遣内大臣郭齐哈（葛其哈）、头等侍卫海清、乾清门头等侍卫五哥、兵部员外郎德其内，到峨眉山降香，赐给各大寺院御笔字联和佛家经典。皇帝降香，峨眉山僧众喜出望外，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在今清音阁附近有“接王亭”，又名“接御亭”，由名称可知，颁赐御书字诗、楹联、佛经是在这里进行的。

康熙帝赐物甚多，具体为：赐伏虎寺“离垢园”三大字，御书诗一章：“宿世身金粟，初因社白莲。瞻依神八万，接引路三千。果结菩提树，池分阿耨泉。无生能自悟，雨似散天花。”御书十字对联：“到处花为雨，行时杖出泉。”另赐金字《心经》《金刚经》《药师经》各一部。赐善觉寺《金刚经》一部。为大峨寺书写十字对联：“洗钵泉初暖，梵天晓更晴”。赐洪椿坪御书“忘尘虑”三大字，十字对联：“锡飞常近鹤，怀度不惊鸥”，并赐《金刚经》《药师经》各一部。赐白龙洞御书对联：“挂衲云林静，翻径石榻凉”，又《金刚经》一部。赐御书毗卢殿诗一章：“钓艇去悠悠，烟波春复秋。惟将一点火，何处宿芦洲。”赐雷洞坪御书二大字“灵觉”，又《金刚经》一部。御书赐铜殿藏经阁三大字“玉毫光”，及十字对联：“绝顶来还晚，寒窗睡达明”，并《金刚经》一部。赐卧云庵御书“野云”二大字、“卧云庵”三大字，御书诗一章：“何问新津梁，行行到上方。天香飘广殿，山气宿空廊。石漱泉声细，林穿鸟路长。疏钟沉片雨，坐觉俗情忘。”赐光相寺四大字“慈灯普照”并《药师经》一部。

这样的记录，基本道出了康熙帝派遣使者峨眉山降香及赐书字、赐佛经的史实。康熙帝派遣的人员全是满人，他们的职务，除兵部员外郎之外，均是皇帝的管家、侍从，类似于家人。如此看来，皇帝的降香，具有私人活动的性质，是以《清圣祖实录》不载此事，郭齐哈等人的历史，《清史稿》《清史列传》二书亦未提供任何信息。赖有同治府志的记叙，使后人能够明了康熙帝与峨眉山的深厚佛缘。今日峨眉山旅游业以此为文化资源，吸引游客，其资料来源即是同治府志。所以详实内容确是府志的特点，值得称述。

同治《嘉定府志》成于朱庆镛之手，他还撰写了一篇序言，今天读来，既感到亲切，又感到特别富有警示作用。朱氏指出过往修志有五弊，需要克服。五弊之一是：“就前人之书，略为增减，遂谓远迈前人。”这种毛病我们实在见得太多太多了，做一点事就自负了得，视前人为蔑如。之二是：“攘窃前人，遂为己有。”昧着良心，剽窃前人的成果为自家的创造。此类事什么时代都有，不过人们对待的态度大有不同。在先，对剽窃行为人人痛恨，剽窃者遂不齿于士林，可哪里想到，今日之剽窃行径，出现频率甚高，人们倒有点见怪不怪了，甚至宽容到照样当他的学官，照旧“为人师表”，痛哉！之三是：“矜奇立异，炫己之长，诋毁前人。”人各有长处，后人比前人有进步，本不足骄傲，因此而诋毁前人，实乃自暴其短：妄自尊大，修养极差。特别是在朱庆镛之后，自从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各种革命论传入以来，后人总以为古人愚昧、落后，而自身了不起。须知后人超过前人，是本分，不必沾沾自喜，更不能妄议、贬低先人。之四是：“有可疑之处，或偏袒一方，或任意删削，昧圣人阙如之意。”对待疑难问题，应当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就是不知，承认就是了，而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妄自判断，闹出笑话。之五为：“掠美市恩，瞻徇情面，于职官则滥称名宦，于人物则谬赞贤良，弄月吟风之句辄入艺文，索引行怪之谈诧为仙释。”这里讲的是因心术不正而在人物评价方面犯的错误，即为了讨好官员、地方头面人物，不尊重事实，谬加颂扬，使方志不能成为信史。这种弊病，历来有之，今日尤其值得警惕。朱氏的五弊，抓住了志书修纂成功与否的要害，它主要是讲修志者的观念、品德问题，只有谦虚谨慎、恪守社会公德、尊重并继承前人遗产和具有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才能编写出合格的方志。同治《嘉定府志》成为上乘之作，就是朱庆镛及其合作者，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努力实践考据学风的结果。后人纂修方志，应以朱庆镛所说的“五弊”为戒，关键是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摒弃长官意志，杜绝弄虚作假，令所修纂的志书成为信史。

（2007年10月2日草就，原名《由（同治）〈嘉定府志〉说到方志编纂的方法与态度》，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编《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