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翰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对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方面的研究，都能提供某些素材。兹作简单的分别说明。
从书法角度看书牍，许多人的鱼雁手迹、飞洒流畅、遒劲浑厚、布局严谨，是一幅幅书法艺术佳品，其实，不少作者本来就是书法家，写信的时候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故而使信件成为艺术品，也是研究清代书法史的可贵资料。
从文学角度读尺素，有很多是非常漂亮的散文，或诗味十足，用典贴切而耐人寻味，辞藻华丽而不显雕琢，读之实为一种享受。如以尺牍范本著称的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阅览令人欣快。兹举《谢朱松溪借银》为例。信写在京临别时借钱，水行遇风浪几乎丧生，到目的地又碰上东家亡故，失业在即，真是一事未了又添一事，欠债只好待诸异日筹措。作为幕客，本来就是漂泊不定，命运在人家手里，而诸种不顺自身恰恰全遇上了。信件把自身的沮丧心情和对收信人的感激之情，以略带轻松的笔调表达出来，不让朋友太为他担心。其原信录后，与读者共同赏析：
雪泥鸿爪，游辄无凭。五六年来，徒深契阔。昨于都门把袂，真为意外之缘。而足下意气殷拳，无间畴昔。濒行（辄？）以旅囊告匮，致叹穷途。尤承惠借朱提，得免琴囊留滞。私衷感戢，何日忘之！别后由潞河买棹而返，浮一叶于洪流急湍中，自分置身鱼腹，欲继青帘招饮，绮馆烹鲜，恐此乐已成隔世，幸荷吉星遐照，得庆生还。记弟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馆，敝东于二十九日逝世。甫离蛟窟，又失鸠巢，而宾主多年，一朝永诀，未免人琴之感。计日交案完竣，即拟东返。如山左不遇，而仍作燕市闲人矣。挪项另容措缴。
明清之际江南社团史。钱谦益（1582—1664）《牧斋尺牍》致吴伟业（1609—1672）《论社》函，针对明清之际江南社团活动，论述中国社团史。
清初明遗民史。“宁都三魏”中最有名的魏禧（1642—1680），悼明朝之灭亡，隐居不仕，《寄兄弟书》云其辗转流离的生活：“日转穷山辟兵，所住僧屋，先后十有一处。”信中特别讲到山中居民和僧侣的生活，能令人了解清初山民社会历史。钱塘人而定居南京的袁枚（1716—1798），不忘故乡，愿子孙仍能与原籍保持联系，故不在南京着籍，可是为培养儿子的社会生活能力，令其在金陵考秀才，此事引起当地人反对，向政府控告他冒籍，袁氏乃不让其子与试。他的弟子为他抱不平，他却心绪平静，并致函堂弟，说明原委。这件事表现了土著与客民在科举上的利益冲突，而户籍制度乃原因之一。
关于传记、方志编写的一些讨论，常常在尺素中看到。如钱维城（？—1772）任学政时写的《与熊中丞论志书书》，议论方志中传记编写的差误。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向人借传记书而不得，他分析原因，可能是书中有“嫌讳”的地方，不便让人阅览，或者是认为借阅人不配读这种书：“非其人不可妄传”。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忠表记）书》中对此进行辩难。然而不难看出，清人对于撰写传记的认真。传记中的“行述”，其体例如何把握，雍乾时期巡抚陆燿《与钱巽斋论行述书》，对此展开讨论。周天爵（1772—1853），官至总督，在安徽庐风颖道任上，地方发生大水灾，他这时的通信，多讲灾情和救灾的事。这些尺素，收在《周文忠公尺牍》。此书有同治七年（1868）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第20辑第194号。
对嘉道时期的文风，姚鼐在《复贾艮山（声槐）》函中讲：“近时文体，坏敝日甚。”表示了一种看法。他是桐城古文派集大成者，他的意见，似乎应当引起文学史史家的留心。
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廷财政状况。吏部尚书许乃普（1787—1866）、江苏巡抚许乃钊（1799—1878）兄弟的散佚书信，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清朝政府财政之衰竭、吏治之腐败、军事之无能为力，均有所反映。
涉及戊戌变法、义和团的资料。太常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1846—1900），写于戊戌变法至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书牍，讲述了时政和自身见解。信函汇为《袁忠节公昶手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第576号。
清末士人对报纸的关注。丘震在上海，要订阅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写信给出版《时务报》的汪康年，请其代订，可见新信息多么受人欢迎。丘宪把在扬州瓜洲所见到的税卡向小贩横征暴敛的情形，写信告诉汪康年，希望能够介绍到报纸上披露。
信札提供人物的传记和社会历史资料，不仅在于有一定的数量，还在于它比较真实可信，因为通信人之间往往是家属、亲戚、好友，能谈心里话，不需要掩饰什么，如同前述李调元给乃弟写的那种内容。还有对于社会政治、社会风俗的看法及感情的好恶，有时可以在亲朋至爱的书信中交流，而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如钦差大臣胜保（？—1863）于咸丰九年（1859）被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打得大败，却胆敢奏报获胜，陈玉成撤军，又报胜利。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看不顺眼，又不能向朝廷举报，乃在给其下属的信中议论：“胜帅本是大败，乃转以捷闻。方告急求援于朝，狗（案：指陈玉成）即夜驰往江浦矣，又以捷闻，均见奏章。”见于奏章的官方文书有的很不可信，而尺牍所记录的历史倒是可靠的。尺牍史料的真实性，是一个特点。当然，尺牍在刊布时被人做手脚，则当别论。(www.xing528.com)
参考文献：
姚汉章等编《分类历代尺牍选粹》，中华书局1920年。
王文濡编：《清代尺牍》，上海文明书局1927年。
《古今尺牍大观》，中华书局1928年。
屈守元等编：《华夏家书》，成都出版社1990年。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至今出版。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原载《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原版本中的注释，应排版缺漏和错误，现已无法补注和恢复，仅整理出部分参考文献备查阅，尚祈读者谅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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