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研究：书信作者的传记素材

书信的传记资料价值，具体在哪些方面？笔者的认识是：

1.人物生年和生平中重要年代的资料

某些历史人物，生平中的一些重要年代，有关文献没有言明，或有记载而并不准确，然而可以从尺牍里考证出来。比如清初有名的明遗民徐枋，在《与葛瑞五书》云：“弟自二十四岁而遭家国之变，今忽已四十三岁矣。……而须发半白，齿牙摇落，筋骨关窍之间，自知有深入之病。”但是这二十年里著述甚多，有《通鉴纪事类聚》《廿史文汇》《读史稗语》《读史杂钞》《建元同文录》《管见》等。家国之变当指甲申（1644）明朝灭亡和乙酉（1645）南明宏光政权的覆亡，因他是苏州人，宏光之亡对他影响更大，所以可能是指的乙酉之变，即顺治二年。其时他二十四岁，则其当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明清易代后，他不与清朝合作，以著述而无愧于世。以后人们写徐氏历史，这封通信是重要依据，李元度作《囯朝先正事略》的徐氏传，就与此信有许多相同之处。龚未斋，浙江会稽人，一生作幕课，有《雪鸿轩尺牍》存世，而生平史料无存，靠其尺牍透露他的生年和一些社会活动情况。《答同学诸友》信云：“弟二十岁时，先君见背。……因家伯宰渭阳，奉命而往，经理署务。……戊子归家，重温旧业，摈斥龙门，庚寅、辛卯，复遭点额，今年已卅矣。”戊子，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庚寅为三十五年（1770），辛卯为三十六年（1771）。写信当在三十六年后的不久，可以假定为次年，即1772年，这一年三十岁，上推，当生在乾隆八年（1743），则乃父死在1762年。他去陕西伯父衙门帮了几年忙，二十六岁赶回原籍应试，落第，随后两次考试，也都失败了。科举不成，不得不外出幕游，并终身不能离此行当。

2.人生重大关节的资料

上述徐枋、龚未斋二人的生年与重大行事都在书信中揭示了，与此相同的是，许多人的信件对一生中的重要行动作了说明。清初王宏撰，陕西人，拒绝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同时不给大学士冯煦写祝寿词，对此，《与赵韫退大参书》叙述甚明：“宏撰以衰病之人，谬叨荐举，尝具词控诸本省抚军，转咨吏部，不允；嗣又奉诏严催，不得已，强勉匍匐以来京师，复具词令小儿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吴天寺僧舍，值卧一榻，两月以来，未尝出寺门一步，即大人先生有忘贵惠顾者，皆不能答拜。”既不能奉诏，更不能给大学士写贺词了。这封信，表述了王氏在博学词科中的活动，更把坚持遗民立场的态度委婉地表达出来。徐枋在上述书信里以下引一句话自励：“有一人之砥行于一世，而失节于临时者，辄以自验吾不能不如是否也。”王宏撰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以重大关节的事情，证明他是能终身砥节励行的。

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顺治十八年（1661）出任广西罗城县令，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职守，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设衙门于破庙，仆人死亡星散，只身将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与友人论罗城事书》，对赴任及任内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以著作《马氏文通》闻明于世的马建中（1844—1900），留学法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写《上李伯相（案：指李鸿章）出注功课书》，报告考试课目及其试卷取得法国舆论的好评，但深知这是法国人不了解中国人，是鼓励中显示出看不起，因此立志继续努力学习；法国教师劝他考法国学位，亦未采纳。他的留学生涯，于此可见一斑。

3.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资料

大学士于敏中（1714—1780）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兼充《四库全书》正总裁，乾隆帝关心四库全书之修辑，不时询问于于氏，于氏又问及与修人员，这种商讨过程，在于氏的《于文襄公敏中手札》保存了许多记录。某日信云，乾隆帝召见，“询及历代访求遗书之事，何代最多，最为有益？”因此要求下属，“即详细查明，于十七日随报发来”，又说“蒙问修《永乐大典》事，《明史》曾载否？一并查明”。关于“二十四史”君臣间的对话，及表彰有功人员，于氏在信札里颇多涉及：“《旧五代史》进呈后，业已蒙题诗。札子亦俱发下，暇时欲请述旨意，以便刻入卷前也。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案：指邵晋涵，1743—1796，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采辑之功；并询系及邵君原委，亦将其受恩之故奏及矣。”像这样的事情，在一般人就是大事，而对于于敏中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事务了。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1687—1763），委托居住在南京的袁枚（1716—1798）帮助他出售灯画，大约是急等钱用，两次写信催问是否卖出，袁枚回信告知卖不出去，说“金陵人但知食鸭肫”，哪里懂得绘画。于此可知金农生活之不富裕。姚鼐（1731—1815）《复孟兰舟》叙说七十九岁时身体和子孙情形：“鼐行步尚如故，口中落一齿，目已昏，然尚能作此手书，惟时有脾疾，饮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尚可度过，此则难知矣。三子四孙。今年鼐大约在江宁过冬也。”似此内容，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屡次出现，不赘述。其晚年生活情景，鱼素透露不少。

李调元（1734—1802），进士出身，官道员，博学多才，在给其三弟墨庄信里问收件人：“今年考差如何？官本虚名，此为实惠，所望在此，而不在彼也。”其弟大约是在清朝翰林院做事，但很清苦，所望在得学差，以接受馈赠，弥补生活。因是私人通信，他毫不掩饰地说出心里话；若在公众场合作这番表白，就要为众人所不齿了，那是绝对不会讲的。由此可见，家信实能反映真率之情。《春在堂全书》的作者、浙江人俞樾（1821—1907），自河南学政罢职后，为生活，历主书院，为觅职业，给上任的江苏巡抚、同年李鸿章写信，要求在南京获得一馆职：“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时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接着说，以浙江人而在金陵常住的，原来有袁牧，享了几十年的福，但他能够在那里久居，是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谥文端）的照顾，“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端万万矣”。这是给李鸿章戴高帽子，希望得到青睐。这多少有曲节求人的味道，反映谋事之难。

吴汝纶（1820—1903）对世俗的抵制西医颇为不满，通过书信，多次倡扬西医。如《答萧敬甫》：“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住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痒，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看来，吴氏接受外间事物较快，而且认识到了就要宣扬出去。孙中山忙于反清，不能顾家，眷属生活费全靠人资助，难于定期得到，影响家人生活，己身也有后顾之忧。因此写信给邓泽如，请其筹一妥善解决的办法。孙氏让人资助，情非得已，亦见后顾之忧必须解决。(www.xing528.com)

4.家世、家人关系的史料

这类材料，在家书中屡见不鲜，而且比较具体翔实。大学士、江西高安人朱轼（1665—1736）《与族人书》，以真挚的感情述说了个人与家族的关系：入学塾读书，族伯就对塾师讲：“此吾家千里驹也，为我善教之。”二十岁进学，举族相贺。三次乡试，许多族人送米送鸡。北上会试，送行的人“慰勉叮咛，依依不忍舍”。中进士后十年归里，全族各家一一请酒，以后归省三次，两次丁艰，族人敛钱助喜助丧。而自己在外做官三十年，却对宗族毫无帮助。只是由乃父倡捐祭田，还要族人出力管理。他说他所能做的，是劝谕族人互助，“尝书此以自警，并示诸子弟，以动其恻隐之心，今以劝勉族之伯叔昆季，较金帛之赠为何如也”。可以称为政论家的康雍时期的兰鼎元，曾经入过巡抚张伯行的幕，后来张氏连续招聘他，辞谢不就，写《上张大中丞书》说明原因：幼年丧父，靠祖父和寡母抚养成人，如今祖父九（十？）岁，祖母八十有二，家里又穷，妹妹已过了结婚年龄而无力出嫁，弟弟成年还不能自理，父柩久停而未葬，因此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弟妹，不能只顾自己痛快而离开他们。他把自身的家世及生活环境和盘托出。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关于生子、教子的见解，在家书中表达甚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五十二岁得子，认为是幸运，可是不久夭折，仍希望生个儿子，并认为只有郭嫂能给他生子，然而郭嫂不愿意到他身边，遂写信给四弟，要他去劝说：“今儿子又死，非郭奶奶不能为我生儿也。……我历观史书，有儿无儿，自有大命。郭奶来，或可望；若再买丫头，作死作业，亦属可笑尔。”认定了郭嫂能生子，故要设法勉强她到潍县衙门，但不愿意买妾作孽。看来他是妻丧而不再娶，既不纳幼妾，又想生儿子，在婚姻上也是个怪人。

雍乾时期湖南衡山人聂继模，儿子在外任知县，不让其常写家书以免分心，耽误公事；又因儿子处于事简辟县，但要求他像理繁务一样，晚睡早起，以养成习惯。校雠家卢文弨（1717—1795）《与弟文韶书》，讲述如何修养待人的一件事：乃祖从一个贱民借银子，贫不能偿还，那人义而不取，乃祖因而教育子孙不要忘记人家的好处；后来那人的儿子中进士做官，有个同乡京官因贱民之子不能读书出仕，但拿不准对方的身份，询问于卢氏，以便得到确认后揭发他，卢氏认为那人有德于乃祖，而且富贵贫贱也是无常的事情，遂以不知道回答询问者，实际上帮助其遮掩过去。他的感思在于讲究忠厚之道，不做刻薄的人，教导其弟“积德培福”和自立。

李兆洛（1769—1841）在外做官教书，乃兄在乡理家，不析产，及至本身年过半百，见乃兄操劳太过，不忍心，乃分家，紧接着又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居另过，并根据他们的资质，不要求他们读书扬名，只要本本分分生活就好。他的分家过程和设想，写在《诫子书》中。李氏晚年在江阴执掌书院，“束脩虽薄，而居处自适，朋侪之乐亦复不乏”，所以不乐意就他处之聘。可见其家庭的和睦，其心性和追求。裘琏《诫子书》用自己的经历教导其子精诚葬母，说出自身历史的片段：四岁丧父，赖嫡母魏氏维系家庭，二十岁时其亡故，因自己不成熟，丧礼办得不够诚敬和丰厚；二十六岁生母谢世，比前懂事了，但因财力不足而欠丰厚；如今经济厚足了，妻子亡故，由儿子经理丧事，但看他不甚懂得敬谨从事，故特别予以教育。他的故事表明他的成长过程和对孝道的讲究。

湖南湘乡曾国藩（1811—1872）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西武宁县的曾氏族人携带曾氏谱局公启，行程二千余里到南京找他，要求联宗续谱，曾国藩不明究竟，于同治十年（1871）初五日写给乃弟曾国荃等，让他们了解处理，同时给来人写匾和对联。曾氏事繁，而处置这类族务之事虽不多见，但也还是认真的，于小事亦可见其为人。同年十一月初八又给弟弟书信，讲自己的家事，即儿子纪鸿自愿将己子过继给长兄纪泽为嗣子，曾国藩听说后很赞成，并要把它促成，“本月拟即写约告祖，不作活动之语。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不如李少荃（案：即李鸿章）抚幼泉之子作呆笔耳”。自己房内的事情，也要雁足传书，可见曾氏家族观念的强烈。

郭崑焘通函乃兄郭嵩焘，说明觅求休致后闲适居处之难。仕宦在外的社会上层人士想到晚年的生活，早作安排，为研究历史上老年人生活所当留意的。俞樾的夫人死于苏州家里，但俞氏将墓地选择在杭州右台山，并预定将来也葬于此，这种后事的安排，在《与亡室姚夫人》悼告信中表达出来，从而透露俞姚夫妇感情的深笃。

5.女性人物的生平资料

女子传记资料较男性少得多，尺牍中也是如此。这里为强调女性史料，故单独立个子目来表述。女子本人的尺素是其生平的真实记录。陈尔士（1785—1821），十七岁与钱定庐结婚，二十三岁时乃夫任户部主事，二十七岁主理家政。她的二十九通家书，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四年（1819）七月十二日写给乃夫的。在此期间，乃夫自北京送母柩回浙江嘉兴原籍安葬，她留在京师守家，故有此通信。信中叙述，自送婆母灵柩后，如何谨守门户，处分下人；如何督子读书及课程进度；在子女生病时调治及药方的改变；如何理财，维持家用；关照丈夫保重身体，特别是痔疮的防治；报告自家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形；报告妾的安分守已；询问坟茔之建设，并抒发己见，以子妇而不能与葬，甚疚；略言时事，自觉不当；祈请乃夫规劝娘家二兄不要出来做官，以便在籍侍养七旬慈亲；对丈夫要把亲戚携带来京抚养，表示同意。由这些内容，可以知道陈氏的一些经历、见识、为人理家能力和健康状态。她只活了三十七岁，读其鱼素，知其拖着病体，竭力要把家务理好，亦会感到她将享年不永。

从上面的诸多事实，读者不难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的传记史料价值：至少可以提供写信人的历史片段素材，乃至关键的、重要的人生情节。这表明鱼素对写信人的传记史料意义，那么，它对收件人的价值如何呢？为此，请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