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书简的史料价值，以史料学研究为例

清朝人写了很多书信（尺牍），当时就有出版的，民国以来人们又不断地给予关注和印行。

写信，用《历代名人书札》的编辑者吴曾祺在《例言》中的话说是“言事达情”，即写信人训己身，述他人，谈时事，论学术，表感情。在写作的当时是为实用，过后则具有学术价值，特别是传记史料价值。

书信叙事，免不了要说到自身、家庭，以回答戚友的关怀，而在家书中更会回忆家务，所以函札中有自己的历史资料，且不说写信本身是生平记录了，冯琏为《秋水轩尺牍》写序，说尺牍作者许思湄（约1769—约1856）的信，“或自述生平，或畅言事理”。注意到尺牍对其作者生平的表达。梅曾亮序姚鼐（1732—1815）的《惜抱轩尺牍》，谓姚氏的书信，“与亲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王韬（1828—1897）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说自家的通信，“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穷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告诉人们，他的书信记录己身行事和思想。郭崑焘在《云熙山庄尺牍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结集此书，不是为显示当年写作的费神，而是为“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很明确，是为将来保存历史资料。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编辑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尺牍》后，又看到吴氏与陈介祺（1813—1884）的相互通信九十五通，于是利用它们编写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希望以此反映吴、陈两位古文大家的历史，并且很高兴地在编年表的题记中说：“吴陈两君半生行事大概见于此矣。”谢氏开创用书信资料编写历史人物编年史的先例。这些事实表明书函可以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素材。但是，书信的篇幅一般较短，如何天柱在《三名臣书牍·例略》中比较书信与奏疏不同时所说：“尺牍尚简，书疏尚详”，简短的文字涉猎的内容不会太多；一般人不可能天天写信和致力于函牍，所以就一般人讲，信件的数量终属有限；即使写得多，因是给人家的，回收不易，收件人有的妥为保存，有的则漫不经心，随意毁坏，这种客观状况决定了函牍难于大量保存。这些因素注定书信很难提供一个人的完整传记史料，而只是局部的、片段的素材。(www.xing528.com)

书牍不仅具有人物资料，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里着眼于它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史料意义，就中，又侧重于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传记资料价值，而对书信的其他学术意义亦作简单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