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年谱研究成果：《史料学研究》书评

1996年夏天我到扬州，与王章涛先生一起出席学术研讨会，王先生惠赠宏著《阮元传》，并云正在继续搜集资料，编写《阮元年谱》，倘得脱稿出版，希望我能撰写序言。倏忽之间六年过去了，2002年10月王先生给我函件及《阮元年谱》校样的大部分复印件，重申前言，要我作序。真是不巧，我在外教书，迟至2003年2月初回到天津才看到信件和样稿。现在虽仍在旅途，为不辜负王先生的厚望，也为他“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所感动，写此数语，祝贺他的新作问世。

如果说年谱这种传记体裁在宋代形成，历经元明清三朝及20世纪的发展，它的特征明显：以人物传记的别体面貌出现，主要功用是保存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而不在于评论人物的功过得失。它的体例日臻完善，编年体的表达方式，已成为铁定的法则。纲目体和注疏相结合的写作方法的运用，即叙事以年为纲，以月日为目，每年有概述，月日有提要，并以注释方式表达具体的或详细的内容；或者采用直叙与注疏配合的方法，不对每一年的事情作出概述，直接写于月日之中。对谱主的先世和家庭成员的纪录，为年谱的应有之意。写作的内容上出现由简略到详明的趋势，早期的年谱字数有限，千百言而已，18世纪后半期以来将官文书资料大量容纳进来，有的年谱已达一二十万字，及至20世纪下半叶，《孙中山年谱》多达155万言，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字者屡见不鲜。文字的增加，在于谱主史事的背景资料的融入，谱主诗文的大量采用，有关谱主的完整传记资料以附录的形式汇编入谱，说来这些都是体例问题，仍在讨论和完善之中。

以背景描写而言，谱主生存、活动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谱主与时事、与他人的关系，要不要写，如何写？有人主张不要写，即使写的话，也应尽量从简。如何简法，当然难度很大。是以我看到，有的年谱写与谱主有关的政事、人物，不加控制，枝蔓扩张，以致喧宾夺主，与谱主若即若离了；也有的谱，一点也不交待历史背景，令人不明白谱主活动的社会背景与意义。

谱主诗文要不要掺入或如何融入年谱？有的谱主有诗文集，诗集往往是按年编辑的，因此从一个人物来讲，年谱如果大量引用诗文集资料，岂不重复！故有人主张节减，不必过多的移置。但是从年谱的完整性讲，诗文资料的引入又是势所必然的。所以引用量度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

现行的年谱附录，多系辑录谱主较为完整而又简单的传记资料，如小传、事略、墓志铭、逸事等，以便读者对谱主有个梗概的了解，也反映年谱的某种资料来源。这类文献之辑入年谱，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年谱为主，传记资料为辅，故为附录，是依附于年谱，而不是独立存在，更不可与年谱本身并驾齐驱，等列起来。

年谱的创作状况和讨论的事项就写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王先生的《阮元年谱》。就我所读到的部分来讲，感到其有三大特点，也是优点和成功之处。

资料详备的大型年谱。全书将近一百万字，是年谱中少见的。作者采取直叙与注疏结合的表达方式，以年为单元，按月日书写谱主阮元的活动及与其有关的史事，具体写法是先将一日之事用一句话概括出来，相当于题目，接着另行叙述事情本身，接下来以“按”的形式作出疏证，概括、按语多使用历史文献，从而令叙事清晰明白，考辨有力。如以年谱嘉庆七年（1802）阮元三十九岁，在浙江巡抚任上的活动为例，正月“撰《浙江图考》成”，注明此说依据《雷塘庵主弟子记》；“（阮）元七八年来，博稽古籍，亲履今地，引证诸说，图以明之，告学者请勿复疑”；按语进一步说明作书的历程及《浙江图考》的版本。二月，“纳妾唐氏”（《雷塘庵主弟子记》）；按云：“唐庆云，字古霞。江苏长洲人。生于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扬州画舫录》卷4、《国朝闺阁诗人征略》卷5）。三月初十日，“嘉庆帝谕军机大臣，就阮元奏禁偷漏火药、粮食事，复命阮元严缉”；下引《清仁宗实录》卷95所纪录的上谕原文。七月三十日，“文庙镈钟铸成，阮元属程瑶田撰文记铸钟之缘起。阮元为之铭”。下引阮亨《瀛舟笔谈》《考工创物小记》卷8程瑶田《杭州府文庙增铸镈钟纪略》《保甓斋文录》卷下有关文献资料。七月，“焦循客杭州。阮元出示所撰《浙江图考》，与焦循商讨有关条目”，下录焦循《雕菰集》相关内容。正月记叙阮元撰著《杭州图考》事，至七月因焦循到来，相与切磋，再行记录，就此一事，依照发生的时间分别记载，可见作者是严格遵循编年体的体例从事写作的。免得繁琐，事例我不再列举了，总之王先生的书汇集了阮元生平的巨量文献资料，我因不是阮元研究专家，不敢说对阮元史事纤细具备，然亦大致无遗漏了。(www.xing528.com)

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年谱，富有学术价值。传统时代的年谱对于像阮元式的人物（大学士、封疆大吏），多留意于谱主的事功和恩荣，教育、文化、学术、社会生活方面的事情常常予以忽略，可是对于后世的读者、研究者的利用，就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今日研究者著述新年谱，就需要对谱主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有个把握特征的总体认识，才可能使用文献材料将其特色描绘出来。所以年谱之写作虽是资料性编著，但不可缺少的是研究性的具备和研究者的史识。王先生之作恰恰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他出版《阮元传》的事实，雄辩地表明他具备撰写《阮元年谱》的充分条件。特别是他对阮元在学术上的贡献用力甚勤，能够掌握实际情况，道出人们一般不易了解的真相，如阮元主编的大型图籍，人们容易误解为他以大员身份主持其事，挂名而已，王先生则能通过叙述阮元的具体研究活动为我们揭示阮元作为学者的真实身份，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写作，其中《仪礼石经》校勘的情形是，阮元引用戴震、金辅之等人的研究成果，求教于钱大昕、王念孙等人，与刘台拱书简往复讨论，如此而形成他的见解。王先生对阮元作了如此精细的研究，在年谱中，就能很好地选择素材，将阮元平生重要的活动介绍出来，令这部《年谱》成为具有较强研究性的读物。

编写《年谱有关人物简介》，丰富年谱的体例。王先生在年谱中以阮元本事为主，兼述与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和著作，涉及了一大批人物，这些人怎么写？若在始见之时作全面的说明，续见时再写则重复，不写读者记不清前面的叙述，继续阅读会有困难，因此想出制作“简介”的方法，以便利读者。就我所知，有的年谱有人名索引，也是为便于读者查找。“简介”“索引”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面说过，年谱编写体例中的某些问题，在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各行其是，大可不必勉强统一，也不是人为能够统一的，不过可以探讨哪一种方法更合理一些。王先生的著作像任何图书一样，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以商讨的地方，比如背景资料的罗列如何做到详略得当，特别是在相关人物方面，我觉得有的是需要从简的，宜于紧紧扣住他人与谱主关系这一点，否则容易脱离主题；又如将此书分成三部分：阮元年谱、阮元著述、阮元研究资料，从目录上看，“年谱”不突出了，阮元有文集，这里的“著述”似宜简约，它同“研究资料”一起，以及“有关人物简介”，似乎俱可入于“附录”，使全书分为两大类，即年谱和附录，当然每类之下仍可细分；再如，大部头的书如何保持体例的完整落实，警惕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形。

年谱原本就是保存人物传记资料的史书体裁，王先生的《阮元年谱》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拥有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提炼的翔实资料，将是传世之作，不仅是研究阮元的必读参考文献，也是研究阮元时代政治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某些地方史的参考书。有鉴于此，很高兴地写了上述一番话，不知道是否着于边际，敬祈王先生和读者教正。

（2003年2月13日草于旅次，载王章涛编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