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的智慧与启迪作用：史料学研究成果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主要是统治者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治理国家和教化百姓，民众也从历史书中得到知识，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专制独裁的制度越来越不得人心，从史书中学习统治术的功用也随之愈来愈弱。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历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明白做人道理，认识社会趋向，实现美好人生。所有好的史书都能给人或多或少的智慧启迪，有关人物传记的史籍，因为会令读者更感到亲切、生动、具体，就更能使读者受到教益，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讲，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些古人学习人物故事的实例，然后总结出几条道理。

1.古代文献推崇的人物及后人对他们的学习

启蒙读物代表作之一的《三字经》表彰了许多历史名人，得到人们的认同，从而学习模仿，做出新业绩，度过有意义的人生。《三字经》里的人物故事有：孟母三迁——“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孔融让梨：“融四岁，能让梨”。孔子与《论语》：“《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周公“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孔子“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三王”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迹。孙敬的“头悬梁”，苏秦的“锥刺股”，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朱买臣的“负薪”，李密的“挂角”，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的苏洵，八十二岁中状元的梁灏，七岁神童的刘宴，“能辨琴”的蔡文姬，“能咏吟”的谢道韫，等等。从圣君、圣人到辅宰，到平民发家的官员，再到女性。这些人中，三王、周公、孔孟事迹不必说了，苏秦倡合纵说，配六国相印；刘宴是唐代理财家；苏洵列入唐宋八大家；李密为隋末群英之一；蔡文姬、谢道韫是当代文学史、女性史必然论述的人物。

《三字经》赞扬的人物，早已通过其他书籍的传播深入人心，这里提出《三字经》，乃因它是普及的、通俗的读物，易为人知。古往今来人们学习其中表彰人物的事例很多。东汉高士、学者、医学家皇甫谧，二十岁了还是一味玩耍，不务正业，一次用瓜果孝敬嗣母任氏，任氏说《孝经》讲孝道，不只是讲求奉养，能安父母的心才是真孝，你早到成人年龄，还不能务业，我真担心啊！她又自怨自艾，悔恨没有学孟母三迁，选择芳邻，有益于他学做好人。经过这一番开导，皇甫谧折节改行，成为学者“玄晏先生”。后人言必称三王、周孔、孔孟，以他们的行为为楷模、言论为行事准则。以“卧薪尝胆”而闻名后世的越王勾践，在吴越之争的困境中，大夫文种向他讲商汤、周文王分别被夏桀、商纣囚禁，晋文公出逃，经历磨难，成为圣君、霸主。他们君臣二人学习先贤坚忍不拔的精神，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政策，最终击败吴国，北上争霸。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是实行胎教的典范，《史记》说她怀孕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之“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后世宫中讲究胎教，就以太任为例，民间亦复如此，乃至史家范祖禹讴歌太任“家邦隆彤史，青编永垂鸿”。明代正直的政治家王恕与贪官污吏坚持不懈作斗争，被同僚比作西汉名臣汲黯，可是仇家诬告他自比伊尹、周公。其实他不会那样比附的，而是以伊尹、周公为楷模，要把政事办理好。文天祥遇难后，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他的座右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孔孟成仁取义之说深入他的骨髓。南北朝时期，前秦的太常韦逞，他的母亲宋氏生活在乱世，没有兄弟，父亲教她阅读《周官》，并说这部书是周公著作的重要文献，我们家世代研究它，成了家学，不能失传。宋氏领受父教，在逃难路上背着《周官》，给幼小的韦逞讲解这部书。苻坚发现太学没有开设《周官》课程，而只有年已八十的宋氏可以讲授，女人又不能进太学讲课，于是在宋氏家中设立学堂，她为120名学生授业。这是一则佳话，有“周官学”，周公不朽！创造“诛十族”的暴君明成祖朱棣也宣称效法周公。他攻入南京，让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认为他所谓的“清君侧”是造反，不给他写，朱棣遂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方氏说既然辅政，那么“成王”何在？弄得朱棣无话可说，只好耍无赖地说，谁做皇帝，是我们朱家的事，与你无关。

《三字经》以外的历史人物，为人们学习的事例更多。

东汉班超步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尘，二人成为通西域的杰出先驱者。张骞以平民身份应招，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远至大月氏（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功封博望侯。班超早年为政府抄写公文，不甘心以此终身，乃扔下笔说：大丈夫应有大志，再不济事，也要像张骞那样立功西域，博取封侯。这就是“投笔从戎”的故事，以后真的立功西域，官拜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吕蒙学习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立志做有作为的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出自三国吴国的吕蒙。吕蒙早先依附于军官姐夫，被人贱视，他从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中得到教益，决心从军，因功升任中郎将，孙权开导他用心读书，他就认真阅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史记》《东观汉纪》等兵书和史书，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鲁肃因此说他不再是当年的“阿蒙”。他成功地智取荆州，使得威震华夏的关羽败走麦城。江夏太守蔡遗屡次向孙权揭发吕蒙部下的不法行为，可是吕蒙却推荐他，说他是忠于职守的好官吏，孙权因之高兴地说吕蒙是学习东周晋国大夫祁奚，专门举荐仇人，大气度。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吕蒙是“国士”，而非武夫，应该说是中肯的。

陶潜学习王霸处理隐士的家庭关系。西汉、东汉之际的太原人王霸，不愿做汉光武帝的官，隐居乡里，儿子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夫，见到父亲朋友的官员儿子来访，自惭形秽，王霸也感到对儿子有愧，妻子却认为，不做官是一种清高的高贵，不必为儿子改变自己的人生之路，经过这一番劝解，王霸也就释然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隐居不仕，他的儿子与王霸之子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务农不能出仕，陶潜熟知王霸的故事，早早地写出训子词，用王霸的事例教育儿子，表白自身行为的有理，让儿子不要像王霸之子那样追求世俗名位。

长孙道生崇尚霍去病先国后家精神。北魏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清廉自守，衣着朴素，食不兼味，居处矮小。一次家人趁他去外地，修缮房屋，他回家后拆毁新屋，回复原状，并教导子弟：霍去病为了打匈奴，不建设家园，要效法他处理好国事。由于他的廉洁奉公，人们歌咏出“廉如道生”的话，他是真正的清官廉吏。

寇准提倡公仪休廉洁精神。春秋时代鲁国宰相公仪休嗜好吃鱼，客人送给他一包鱼，公仪休拒不接受，因为设若收下小礼品，大财物也就不会拒绝了。他生活简朴，自家菜园只种植一般的菜蔬，别人给他种了细菜（所谓“葵”），他就拔掉，改种普通菜。北宋名相寇准在成安知县任上，给贡士出了“公仪休拔园葵赋”的试题，可见他推崇公仪休廉洁奉公精神。

范仲淹从政以诸葛亮为榜样。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的范仲淹，高贵品德的思想渊源，来自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政事的成败，不是个人能够把握的，我只是学习诸葛亮不计成败利钝，诚心去做。他主持的庆历新政，限制官员荫子出仕，对官员实行严格考核制度，裁汰冗员，触犯大官僚利益，被贬出京，死在路途。

欧阳修学习韩愈改变文风。欧阳修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他得到韩愈的遗稿，读后非常崇拜，对当时崇尚太学体的文风极为不满，立志寻找改变文坛风气的道路，创造自己的写作风格，欲与韩愈并驾齐驱。他主持科举考试，坚决不取太学体的文字作者。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欧阳文忠集》《集古录》，均为不朽之作。欧阳修与韩愈实实在在并驾齐驱，均为“唐宋八大家”人物。

宋祁、司马光、年羹尧等人以唐代政论家陆贽为榜样。唐朝朱泚作乱，陆贽追随逃跑的德宗，建议并为他起草了罪己诏，获得了人心，击败了朱泚，德宗回到长安，陆贽正直为官，为佞臣所不容，为庸臣所嫉妒，屡次遭到打击和排斥，即使官至宰相，也遭贬黜，但是他的《翰苑集》问世以来，引起上自帝王下至学子的普遍关注，宋祁、司马光、苏东坡、年羹尧等尤为留心，从中汲取政治治理经验。宋祁在《新唐书》中称赞陆贽：“讥陈时弊，皆本仁义，炳炳如丹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绍述陆贽的政治议论。清朝大将军年羹尧编辑《陆宣公奏议》，进呈皇帝，雍正帝赞赏，并表示要撰写序言，年羹尧说早就代皇帝拟好了。他是没有学到家，最后被赐自尽。

苏轼少年立志学习范滂为人。东汉后期有“党锢之祸”，清流派反对宦官专政，出名的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俊”是人中英杰，为李膺、杜密等八人，“八顾”是以德行为人称道者，范滂即在其中。范滂得知被缉拿，自动投案，县令佩服他为人，要同他一齐逃亡，范滂说我逃跑了，要连累许多人受害，也会殃及我的母亲，我不能为自身逃走。他的母亲赞赏他的为人，说他与李膺、杜密齐名，人生无憾，支持他的行动。苏轼少年时代阅读《后汉书·党锢列传》，表示要以范滂为楷模，询问母亲是否同意，乃母高兴地赞同。苏轼真是讲气节，与范滂相同。他在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中，坚持己见，反对新法，也不同意旧党一概贬斥新法，因而两边受打击，不时地被流放，但他始终不改初衷。

文天祥崇敬欧阳修。欧阳修、文天祥都是江西庐陵人，少年文天祥在乡先贤祠看到欧阳修画像，极为倾倒，欧阳修谥号“文忠”，文天祥乃立志尽忠，做受人尊崇的人。他以英勇就义实现了宿愿，成为享誉千年的伟人。

王政学习杨震的“四知”精神。“关西孔子”杨震，在荆州刺史任上举荐王密，及至改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时任昌邑县令的王密于夜间怀揣十斤黄金来送礼，表示感恩，杨震领情而不收礼，并说我们是老交情，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也应当知道我啊！可是王密仍要杨震收下，还说黄金是我夜晚揣在怀中带来的，没有人能够知道，杨震却说，怎么不知道？天知神知，你知我知。终于让王密羞愧而去。杨震的“四知”之说，为后世廉洁奉公的官吏奉为圭臬，成为拒绝贿赂的思想武器。王政在金朝初年任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管军队物资，时值战乱初定，军需管理制度不健全，官员乘机贪污盗窃，也查不出来。而王政账目清晰，保管完善，自身穷困，他回答别人的询问说：我不是不能贪污，是杨震的“四知”教我自律，宁肯清贫，不拿公家财物。

杨溥建议明仁宗学习汉文帝。杨溥任职洗马，辅导太子明仁宗，劝谏太子学习汉文帝，将汉文帝事迹汇编成册，供明仁宗阅读。后来杨溥成为名臣“三杨”之一，明仁宗与其子明宣宗当政，被人称为“仁宣之治”，与汉文帝、汉景帝父子的“文景之治”相媲美。(www.xing528.com)

其他，被推崇的古人也多得很，比如讲民族气节则讲文天祥、史可法；讲精忠报国则讲岳飞，家族活动家就以九世不分家张公艺为说辞，女性就以《列女传》人物为楷模，当代学人对明末清初的谈迁更是亲切，他著作的《国榷》手稿被盗，他坚忍不拔地重新搜集资料，最终成书。许多学人的著述、手稿在“文革”中被焚毁、遗失，改革开放后再次撰述，令谈迁精神大放光芒。

更可述说的是华人学习先贤的精神流传到国外，影响人们的行为。明清之际，清太宗打败李氏朝鲜，将其世子作为人质押解沈阳，世子在路途接受赠品棉布，乃父仁祖得知后不满地说：当了人质，怎么能像在宫中那样享受，应当学习苏武吃苦精神。苏武牧羊的故事竟然为朝鲜李朝仁祖所熟知，并希望后人学习，奋发图强。

2.学习前人的做人精神、智慧与追求事业成就

笔者在这里似乎是在讲故事，其实也是希图理出这些人物故事的共同点：他们究竟显示了什么道理，能为我们接受和享用？笨拙的笔者认识到，有成就的古今人物，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业绩、他们的毅力与为人，告诉我们做人的原则和追求是：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强的办事本领，事业上做出贡献。

古今所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第一个目标，主流的观念是做人教育。首要的是进行伦理教育、修身教育，讲求忠君孝悌，仁义礼智信，追求道德高尚，有气节，为人正直、坦诚，没有不可以与人言的行为，对人友善，不做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事情，具体讲是要求做好人，做对家庭、社会、国家有益的人，做忠臣孝子、守法的良民，不做坏人、恶人。往高里说是做国家栋梁，做高官贵胄、贤人名士，对国家忠诚并能泽惠生民，为家庭家族光宗耀祖。上述事例中，太任的胎教，首先是要求自己不视恶色，不听淫声，不出傲言，即具有良好心态，营造生存环境，并令胎儿感受到。孟母三迁是为孟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并让儿子克服人类与生俱来的惰性，终使孟子成为“亚圣”。任氏忧虑儿子的未来，适时教导儿子做人，使皇甫谧终于成为杰出的人。王霸夫妇、陶潜用两种高贵观教育后人，特别是以清高、清贵，与主流的高官贵爵的高贵相对峙，令子孙人生选择多样化。范滂母子、苏东坡母子、方孝孺明辨善恶，为人正直，疾恶如仇，一身正气。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杨继盛“丹心照千古”的志趣，苏武十九年秉持汉朝节杖，舍身求义，给后人留下的是忠于国家、民族的爱国精神。杨震之所以廉洁奉公，敬畏天理人道，他的“四知”成为长孙道生、王政等廉洁奉公的精神养料。总之，这些名人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尊崇，是他们的为人行事表现出高贵品格，令人们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感召。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人来讲，德才难于兼备，德长才短是常见现象，才能也是靠培养出来的，磨练、经历（历练）出来的，上述古人中本领高强者，莫不如此。所谓有本事，足智多谋，谋而善断，具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实践知识，对现实社会有准确的认知，能够根据社会需要、社会发展方向，综合汲取、运用有益的知识，智慧地操办事业，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特别是同僚（同事）关系、友朋关系、家庭关系，一切通顺，或者克服一切困难成功了，无论是伟业或一般事业，都是成就。

经历“锥刺股”般苦读之后的苏秦，再次出发游说各国诸侯。到燕国，他知道燕国国境二千余里，拥有甲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储存几年食粮，而且多年没有战争，他问燕文侯何以能够，特别是如何能够保持国家的安宁、幸福？他分析燕国的处境与择交：秦国在同赵国征战，没有力量同时攻打燕国，而且距离燕国首都遥远，攻打不了，即使攻取几个边境地区，也不能长期守住；赵国与秦国不同，设若出兵进攻燕国，四五天就可以打到都城。由此苏秦得出结论，燕国要长治久安，需要同赵国和好，共同对付秦国。他实际上提出东方诸侯联合对付西方秦国的主张——合纵的政治战略。他的设想打动了燕文侯，委托他去赵国商谈燕、赵合作大事。苏秦见到赵肃侯，说辞与对燕文侯有所不同，他单刀直入，讲择交的重要性：要想保境安民，关键在于选择好友邦，共同对敌。他说赵国的处境，只有联合近邻的燕国、韩国，以它们为屏障，抗拒秦国。他还拿出地图讲解，东方六国地方大于秦国五倍，兵力是他的十倍，只要六国合作，秦国就不敢东犯。赵肃侯赞同苏秦的主张，派他再去联络其他诸侯。苏秦于是次第去了韩国、魏国、齐国、楚国。在各国，均就该国的地理形势、财力、物力、军力，讲明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对各个诸侯国的状况了如指掌，分析得头头是道，正中对方的心思，因此说服了他们乐于实行他的主张，六国诸侯乃聘请他为合纵约长，并各自任命他为相国。由于合纵的形成，秦国十五年没有出兵东方，合纵政治方略获得明显效果。苏秦的成功，就其个人来讲，能对各个诸侯讲述不同的内容，是他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历史、地理知识，各国现状、天下的政治生态，尽在他掌握之中，知识、智慧是他成功的根源所在。

前述陈寿指出吕蒙是国士，在战场上、在政治上他不仅是战术家，更是战略家。魏蜀吴三方征战，要想获取胜利，得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孙权图谋攻打曹操的徐州，询问吕蒙的意见，吕蒙说吴军的长处在于水战，而徐州是陆地，即使攻占了，曹操来争，我们也守不住，何况荆州是我们必争之地，设若东西两头作战，必然兵力分散，哪一方面也难如愿，不如专顾西头，集中优势兵力以赢得战争。他考虑的是整个战局，加之知己知彼，谋略是完全正确的，孙权予以接受，不去攻打徐州。当关羽北进与曹操争夺襄阳之际，吕蒙伪装生病，辞掉职务，使得关羽误认为吴国不会进攻荆州，遂将守军撤往襄阳助战，吕蒙乘机派兵偷袭荆州，轻易获胜。吕蒙处理与同僚蔡遗的关系，不是睚眦必报，而是懂道理，识大局，以德报怨，乃能“化干戈为玉帛”。国士，是智者，是用智慧谋国，取得成功。吕蒙充分发挥了智谋的作用。

越王勾践能够走出吴国宫城，亦是智谋的结果，他在吴王宫中服劳役，精心喂养马匹，妻子也跟着打扫马厩，夫妇表现出安分乐命的样子，吴王生病，勾践每天为他尝粪便，以便为他治病，以此麻痹吴王，使得夫差可怜他，放他回国。勾践脱离虎口，实行十年生聚政策，为多得劳动力和兵力，奖励人口生殖，减免婴儿父母徭役，深得民心。他是用智得到成功的。

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今人或许会讥笑他功名心太重，老而无耻。他多次参加考试，非中状元不罢休，终于达到目标。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可能坚持与试，没有出众的文采更不可能技拔头筹，关键在于梁灏的文字功力，是他的才智技能达到他人生的顶峰。

但凡成就大事业者、事业有成者，必定善于学习，善用智慧，也必定具有坚韧不拔的品格、大无畏的精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不怕挫折，努力奋斗。勾践的忍辱雪耻不必说了，张骞、班超在异域不怕挫折，张骞不止一次被匈奴俘虏，后逃脱虎口，却能勇敢地第二次进入西域，达到预期效果。寇准在澶渊之盟中减少宋朝的损失，宋真宗年间辽朝大军南犯，宋朝副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主张逃亡金陵或成都，寇准力排众议，促使宋真宗亲征御敌，鼓舞了士气，打败辽军先锋，但是宋真宗仍然惧怕辽朝，决心议和，愿意每年给辽朝一百万作为和谈条件，寇准不能反对皇帝，指示议和代表岁币不得超过三十万，结果是和议形成，宋朝每年给辽朝银十万、绢二十万匹。这是屈辱的和约，但若没有寇准的坚持抵抗和限定岁币数目，宋朝或将流亡，或输送更多的岁币。在皇权淫威下，经过寇准勇敢地抗争，取得一些成就，实在不容易。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杰出成就，是一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晚年修订早先文章，冥思苦索，绞尽脑汁，夫人薛氏心疼，劝他：上年纪了，何苦这么费神？又开玩笑地说难道你还和年轻时一样怕先生嗔道文章写得不好？欧阳修笑着回答：现在倒不是怕前辈老师，是怕后生看了笑话。文章千古事，欧阳修正是以这种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文学、史学创作，这才有不朽之作。

归结起来，今人吸收古代人物的精神遗产，大约有这么三条：

第一，人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懂得伦理，讲求修身践履，对家庭、社会有责任感，做好人，不做恶人；做正人君子，不做小人；出仕则要廉洁奉公，忠于国家民族，泽惠生民，为亲人增光，绝对不能贪赃枉法。

第二，具备高强的做事本领。善于学习并掌握丰富的书本知识，正确认识社会，成功运用书本、社会两种知识，智慧地从事政治管理、经营生产、文化教育活动，胜任或出色地从事事业。

第三，事业上做出贡献。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高强做事能力的人，如果能够发挥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一定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做出大贡献。

古人的人生追求、做人准则、励志精神、道德规范，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吻合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有其时代性、时代发展的局限性，与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发展自然有不适合以致冲突的地方，比如忠于皇帝、笃信专制主义皇权，又如愚孝，对天、神缺乏科学的认知，只有子民意识，没有公民意识（那个时代提不出这个问题），等等。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全盘继承它，而是需要分析，吸收其适合于今日需要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可忽视对传统文化的撷取，吸收其养料，建设新文明，如若像某个时期那样全面批判，就会出现文化无根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