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史书的分类及其重要性

对于事物的分类，是为了认识它，把握它，并按照其本身状况去说明它。进行传记史书的分类，是为了加深对这种史书的认识，更好地利用它的资料。

古代传记书籍的分类，涉及到全部图书的分类、传记图籍内部的分类，即它在所有书籍的归类如何，它的内部还有没有分类的必要和如何分类。

认识古代传记图书的分类，需要遵循古代文献分类法，实即运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这个方法奠定于《隋书·经籍志》。在此以前，《汉书》有《艺文志》，它根据刘歆《七略》分类，将图籍区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七略实乃后世的经、子、集三部，它没有给史部书设立专略，而将它们分散在各略中了。如此分法，是学者还没有到认识史部书的重要，也是史部书少并地位高的缘故，诚如业师郑天挺教授就史部的一些书列入“春秋家”内所指出的：“这一方面反映史籍还不如诗赋、兵书之多，也反映当时史籍的地位和六经可以相比。”^[38]不过这样的分类，也表明人们对史书的重要性尚欠充足的认识，且使史部书不好寻找，对读者甚为不便。自《隋书·经籍志》把所有图书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对七略作了归纳，特别是区划出史部一类，使史部书有了归属，将传记专著都分在了这一类，传记的零星文献大部分也在这一类，从而为了解此类图籍提供了方便，但是也还有含有传记资料的文献归属于经、子、集三部中了。《隋书》而后，正史有《经籍志》或《艺文志》的，如新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以及《四库全书总目》都采用了四部分类法。

史部书很多，传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了解史部分类才能把握它。《隋书》将史部区分为13类，即：正史（纪传体）、古史（编年体）、杂史、霸史（霸主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及簿录。这种分类，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自然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为人们所遵循，“两唐书”及《宋史》均仍分13类，只是将几个名称变动一下，如把“簿录”改称为“目录”。到《明史·艺文志》作了一些归并，分成10类，为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和谱牒，^[39]起居注本来就是编年体，这时与古史一起归类于正史。《四库全书总目》又作了调整补充，分成15类：一正史、二编年、三记事本末、四别史、五杂史、六诏令奏议、七传记、八史抄、九载记、十时令、十一地理、十二职官、十三政书、十四目录、十五史评。^[40]毋繁赘言，清人的分类法比前人大有进步，因为史评、时令的分出，确有必要，它便利归类和查找，其后《清史稿》又在此基础上增加“金石”一类。

传记类的书籍，在史部分类中，无论叫作“杂传”，或“杂传记”，或“传记”，在其内部还有再作分类的必要，以便识别。《隋书》未作分类。但在著录书目时有所归纳，我们从书目中可以看出，那时有六类传记图书：一地区人物合传，二分类人物合传、三家传、四个人传记、五像赞、六志怪。《旧唐书》明确地将杂传记区分成12类：褒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史、高逸、杂传、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及列女。^[41]这12类中有名为“杂传”的，不奇怪，因为它是属于“杂传记”里的。从类别标目看，它以人物社会属性为区分的唯一准则。遗憾的是《新唐书》《宋史》《明史》都未给传记图籍作分类，至《四库全书总目》则区分为五类：一圣贤、二名人、三总录、四杂录、五别录。该书对如此区划的解释是：“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即书的内容是叙述儒家圣贤历史的，体裁则是年谱类的。“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这类书是名人自撰或他人替名人而编辑，体裁为奏议的汇辑。“总录，列女传之类。”系许多人物的传记集结在一起，也就是人物合传，与前两类单独个人传记不同。“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珪《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这些书并不标明是传记专书，但内容是叙述人物历史的，不过其体裁不像传记那样严谨。所谓别录，“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犹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42]。记载叛逆人物的著述，归于此类。这样的分类原则，比《旧唐书》进了一步，因为既注意到人物社会属性，即以圣贤、名人、叛逆等人物类型作区别，将关于他们的传记区划出不同类别，又考虑到文献体裁的不同，使传、碑传、年谱、事略等各自为类。

在史部的传记类之外的类别里，还有传记专书，或包含传记资料的著作，对于传记的研究同样重要。《隋书》史部旧事类著录有《大司马陶公故事》《郗太尉为尚书令故事》《桓玄伪事》，题目就揭示出这些书是分别叙述陶侃、郗鉴、桓玄的历史，只是书中突出一些事实，不是前面那类完整的人物传记。还著录有《晋八王故事》《晋四王起事》《晋东宫旧事》等书目，^[43]西晋出现有名的“八王之乱”，这些书无疑是记载司马氏皇室内乱史事的，它是以事为纲，以人为目，不是传记专著，但具有大量传记资料。《宋史·艺文志》故事类载有《司马光日录》、赵概《日记》，以日记体裁记录人物史料；又录有《吕丞相勤王记》，^[44]在别史类著录《中兴小传》《宋实录列传举要》，^[45]这些书专收传记文。《隋书》《旧唐书》《宋史》《明史》的书目分类中，史部里都有谱系类，《宋史》著录谱系学、姓氏学著作达110部，^[46]《明史》记载的少一些，只有38部，是没有著录单独家族谱的原因造成的。^[47]谱牒是家族史专著，家族成员的个人历史资料即在其中了。地理类，《明史·艺文志》著录471部，其中有《长安客话》《金陵琐事》《真定府志》等书。^[48]方志是地理类的一种，它定型于宋元，^[49]明清大为兴盛，且为官修。方志的体裁是志、传、表、图，“传”占相当大的部分，因为传记人物多，因而又分出若干种类，分目叙述。以上事例表明史部传记类之外，旧事类（故事类）、谱系类、地理类著作都有传记文，纪传体的包容更不必说了，其他编年、杂史等类也有有传记的，如编年体的《宋实录》《明实录》就有许多官员小传。

学人都承认“六经皆史”，经书包含着大量的史料，当然会有人物资料。诸子百家的子部书，阐发作者思想观念，往往借用历史上及当代的人和事去作说明，那些事例留下了人物历史材料，今人研究先秦两汉历史人物离不开《诸子集成》，就是这个道理。集部书多系文学艺术作品，所写的故事是虚构的，人们从不把它们当作、也不可能当作历史读物，也就是说不会将它们用作人物传记的史料。可是，自从史家创造以诗证史的方法后，就可以有条件地使用文艺作品的材料于史学研究和传记研究。同时，集部中的别集、总集包含着许多传记文和碑传文，而这是人物传记的直接资料。集部中的诗话、词话，于讲解诗词中论述其作者，因而留下了那些人的材料。在《宋史·艺文志·集部》有文史类，著录的司马光《诗话》《续诗话》、魏泰《隐居诗话》等以“诗话”为题的书就有12部之多。^[50]《明史》也有文史类，著录48部书，主要是明人著述的诗话。^[51](www.xing528.com)

有关古代人物传记史籍的认识，从利用的角度大约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在古代目录学分类上，传记史籍大部分归为史部，且多为专著，分在经部、子部、集部中的也有，但基本上不是专著，而是含有零碎散篇的片段传记资料的著述，然而不能因此而忽视它们，特别是对文集。

第二，传记史料图书在史部内部分类中，主要隶属于传记类，其次是正史、地理、杂史、谱系、旧事等类。

第三，对传记类史书同样进行分类，无论是6类、10类，或者是13类，以符合于传记史籍存在的实际情况为好。在这方面，《四库全书》的分类显然比前人合理，因为它有两条标准，比只依书籍反映的人物社会属性这一条准则好。笔者以为，有文体的标准很重要，体裁决定传记史料的内容、性质和容量，因而有不同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考虑，笔者倒认为在传记文献分类上，内容和体裁两方面，应当侧重于文体。如是分类，更便于传记图书归类，因而也就便利于读者寻觅。

第四，分类再科学，对于应用者来说，还是要根据具体的研究课题来选择图籍。一般地说，资料主要在史部，又主要在传记类，但是有些课题的史料，可能主要不在史部，而会在子部，或在集部。所以很难划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