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史资料及其研究

古代、近代历史上外国人来到中国，以与中国人迥异的文化形态来观察中国社会，常能敏锐地发现中国人社会生活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既新鲜又奇怪，于是书于笔端，无意中保存了古代和近代中国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资料。还须指出，有些生活习俗，乃至制度、观念，在某一个特定时代，为当时人所熟知，当时人认为那是常识，不足成其为学问，往往加以忽略，不屑笔录。可是时过境迁，失去传承，后人反而不能知晓。外国人进入中国时间短，只要同他的民族相异的，什么现象都是新奇的，故而有可能就自身的感受予以记载。这样一来，倒替中国人保存了一些中国人漏载的社会生活现象，因而外国人的笔录又有特殊意义，即不仅是对事物看法的差异，还有补充空白资料的作用。

早期来华的东、西方人士记叙中国历史的文献，笔者愚陋寡识，所知大约唐时有一点，元朝以降逐渐增多，而以《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为最著名，下面以文献作者的地域或国别作分别的说明。

1.中亚人的文献

《苏烈曼游记》，是今知最早的中亚人中国游记，时在唐朝后期。苏烈曼，阿拉伯商人，到中国、印度经商，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用阿拉伯文撰成东方见闻录，1845年法国人莱奴德将它及阿曼人阿布赛德哈散的著作合译出版，并附《游记》阿拉伯原文，书名《耶稣纪元第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闻》。《苏烈曼游记》记载唐代中国一些生活现象，如官员等级鲜明，常平仓灾年放粮施药，死者停尸不葬，饮酒、饮茶习惯，崇拜佛教习俗等。^[13]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波斯王米尔咱·沙哈鲁于1419年派遣使团到中国访问，团员火者盖耶速丁在旅行中书写日记，同时期宫廷史家哈菲兹阿不鲁将它润色，收入《历史精华》一书。1934年拉合尔的辛格学院波斯语教授麦特列将它译成英文，同时刊出波斯原文。何高济据此译成中文，北京中华书局将之收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与《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记》合为一册，于1981年刊行。该书另有张星烺据英文翻译的本子，载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此书对明代中国城市建设、宫廷典仪、警报制度、佛教、音乐、舞蹈、杂技、饮食、使节待遇等方面均有涉及，如写在肃州受到官方宴请，边吃饭边欣赏杂技演出：“演员奉命表演多种无法形容的杂技，其中一个是，他们用纸板制成世上各种野兽的面具，并把面具戴在他们的脸上，从耳边看不到其中缝隙，有如这跟他们扮演的野兽连成一体，然后按中国音乐的拍子起舞，使人眼花缭乱。”

2.西方人的文献

《鲁布鲁克东行记》，著者威廉，法国鲁布鲁克村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1253年5月至1255年8月有东方之行，在和林受到元朝宪宗（蒙哥汗）接见，事后写成此书。中译本由何高济翻译，主要根据1900年伦敦出版的柔克义的《鲁布鲁克的威廉行纪》英译和注释本译成汉文，北京中华书局将之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合刻于1985年。书中保存了一些元代蒙古人和畏兀儿人生活习惯的资料。^[14]

《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来到中国，可能在元朝政府任过职，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此书有很多版本，中译本有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印行；张星烺译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发行；陈开俊等译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梓刻。全书四卷，第一卷叙述蒙元西征及政治，第二卷记录忽必烈的事业及中国各地历史、现状、居民生产及生活，多方面保留了南宋、元代交替时期中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史资料。如记叙契丹人祭拜神灵仪式：“其人是偶像教徒……各人置牌位一方于房壁高处，牌上写一名，代表最高天地，每日焚香礼拜，合手向天，扣齿三次，求天保佑安宁。”又写云南永昌人男子“坐月”习俗：“妇女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40日。卧床期间，受诸亲友贺。其行为如此者，据云：（妇）素任大劳，夫当代其受苦也。”还写永昌地区没有文字，以刻符记事：“土人缔约，取一木枝，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划二三符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即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又记淮安及其邻近地区火葬习俗：“居民是偶像教徒，焚死者之尸骸。”该书叙述到镇江基督教堂：“居民是偶像教徒……且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两所”，建于1278年，系信仰聂斯脱里派的地方官马薛里奇思所建置。该书对宋元之际临安城记述尤多，又讲家庭人口与成分结构：“每户至少有10人，中有若干户多至20人、40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然亦有仆役不少，以供主人指示之用。”记载浴池的情形：“城中有浴所三千，水由清泉供给，人们常乐浴其中，有时足容百余人同浴而有余。”叙述出生记录与用途：“此地之人有下述之风习，若有胎儿之产生，即记其出生之日时生肖，由是每人知其生辰。如有一人欲旅行时，则往询星者，告以生辰，卜其是否利于出行，星者偶若答以不宜，则罢其行，待至适应之日。”记述在户门上面书写人口财产的事：“当有一事须言及者，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书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内诸人之名于门上，牲畜之数亦开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则除其名；若有一儿生，则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数，大汗皆得知之。蛮子、契丹两地皆如此也。”记丧葬情景：“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可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15]

《鄂多立克东游记》。鄂多立克，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会士，约在1322年至1328年间在中国旅行，1331年初亡故。《东游记》系其在病中口授，由他人笔录而成。该书有几十种版本，何高济根据玉尔英译本译成汉文，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剞劂。此书涉猎元代中国政治和民风，如今人说“吃在广州”，《东游记》则讲到广州人吃蛇肉的情形：“很多蛇被提来当作美味食用。这些蛇很有香味，并且被视作为如此时髦的盘肴，以至如请人赴宴而桌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又记泉州佛寺及香火：“我在那里访问的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多偶像。……（偶像前）所有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气上升到偶像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的食品。”记福州，“已婚妇女都在头上戴一个大角筒，表示已婚”^[16]。

元代中后期至明代中叶前的一段时间，少有西方关于中国的记载。然在利玛窦来中国之际，1583年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拉丁文《大中华帝国史》^[17]，门多萨虽未到过中国，但综合西文文献，使该书成为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描述，颇有价值。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资料占有相当部分，如第一卷第八章、第九章谈到城市布局、建筑风格，第二卷第七章集中讲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婚丧习惯，第三卷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谈到宴会、寒暄礼节，第二十章专门说到妇女生活。

意大利人利玛窦于1582年踏入中国大门，1610年死于北京，在华近三十年，足迹遍布我国重要地方，晚年用意大利文撰著《利玛窦中国札记》，原意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情况和在华传教事迹。《札记》的整理者及拉丁文翻译者、比利时人金尼阁于1615年出版该书时在封面题字有云：“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18]明确指出该书特点之一是记录中国社会风情。利玛窦本人在书的开头就说，“中国和欧洲在风俗习惯上差别之大，正如在地理位置一样”，他“亲身研究过他们（指中国人）的习惯和法律”。

利玛窦在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十章全写的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状况，第七章《关于中国的某些习俗》，讲到人们相见时的作揖、跪拜礼仪，拜访的程式、名片、手折的形式和内容，馈赠金钱，见客的礼服，待客中的就座、上茶、送客，宴会的仪式，请客中的请柬及反复递送、客厅陈设、敬酒礼节、餐具质料、座次的安排、主人的入席、饮酒姿态、开始就餐的举箸、席间的交谈和欣赏音乐戏剧、菜肴与上菜、行酒令、换杯。这一章还讲到君臣礼仪，过元旦、拜龙亭、朝贺，皇家服饰，器具的颜色，纪年，封赠，进贡，谒陵，尊贵长吏礼仪，官员离任仪式，父子关系与礼节，丧礼、停丧不葬习俗，祭仪，婚姻仪式，过生日，行冠礼，拜年，灯节习俗，将君臣、官民、父子、友朋各种交往关系的礼仪都进行了说明，而且交代得特别详细。

如讲请客要下三次请帖：“当一个人被邀请去参加一次隆重的宴会，那么在预定日期前一天或前几天，他就收到一本我们已经讲过的那种小册子（指手折），那里面署有主人的姓名，还有一种简短的套语，很客气而又文雅地说明他已将银餐具擦拭干净，并在一个预定的日子和钟点准备下菲薄的便餐，通常宴会在晚间举行。……同样的请帖送给每个被邀请的人。在预定举行宴会的那天早上，又给每个人送一份请帖，格式简短一些，请他务必准时到来。就在规定的宴会开始不久前，又送出第三份请帖，照他们的说法是，是为了在半路上迎接客人。”三次请柬的内容不同，各有用意，作用则一，总之，不嫌麻烦，要恭恭敬敬地将客人迎到府中。

接下去的入席节目又是一番繁琐举动。且看利玛窦的描写：“主人为客人安排好在桌子前就座之后（前？），就给他摆一把椅子，用袖子掸一掸土，走回到房间中间再次鞠躬行礼，并把第二位安置在最重要的客人的右边，第三位在他左边。所有的椅子都放好之后，主客就从仆人的托盘里接一个酒杯，这是给主人的；主客叫仆人斟满了酒，然后和所有的客人一起行通常的鞠躬礼，并把放着酒杯的托盘摆在主人的桌上。这张桌子放在房间的下首，因此主人背向房门和南方，面对着主客席位。这位荣誉的客人也替主人摆好椅子和筷子，和主人为客人安排时的方式一样。……大家都摆好椅子和筷子之后，这位主客就站在主人旁边，很文雅地重复缩着手的动作，并推辞在首位入席的荣誉，同时在入席时还很文雅地表示感谢。”^[19]这样就把主客一一入席的顺序座次，坐席方向，主客又是如何谦让，一项项写出来。读者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想象出主次客、主人与客人的一一神态。这么细致入微的描写，笔者在中文文献中尚未见过。很可能明朝人以为他们都习惯于那种仪式和动作，不需要记载，因此倒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现在只有利用利玛窦的材料来补充了。

《札记》第八章“关于服装和其他习惯以及奇风异俗”、第十章“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具体讲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生活和服饰习惯，与前引资料一样生动，这里不事征引，以免太占篇幅。明清之际天主教东来传教士写了许多书信，汇集为《耶稣会传教士关于国外传教的有教诲性的和有趣的书简集》（《耶稣会士书简集》），1780—1783年巴黎新版为26卷，其中第16卷至第24卷是有关中国的书信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等计划把这部分译成日文，取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970年出版了第一卷。日本学者认为该书“直接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即清朝初期的宫廷、政治、社会、文物、民俗、工艺以及一切其他情况，是在中国（本国）的书写所不能见到的”^[20]。笔者虽无缘见到《书简集》，书此似备有心者查找利用。但其关于华人社会生活的记载，想来会像《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样精彩。

法国人樊国梁于清末为北京教区主教，撰著《北京考略》一书，“专记北京佚事，而于中国历代之兴亡、民情之变迁等事，亦莫不旁涉一二”^[21]。又以中国还没有教会史，遂从中摘出有关内容，译成汉文，取名《燕京开教略》，由救世堂于1905年刻印，部分反映华人教徒的宗教生活。

俄文里也有一些中国社会史资料，是到过中国的俄国官员、教士和学者写的。如《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工作报告第一卷就有中国人信教的“骗局”：“在中国，曾见在北京，只有几十个中国人受过俄国教士的洗礼。大部分是挑水夫，他们是奉命给特使寓中挑水的，在俄国人逗留期间，他们自称是基督信徒。但是，谁看见或听见有人带着十字架，确无一人，这只是骗局。”在维谢洛夫斯基辑《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1900年彼得堡出版）、马克著《黑龙江旅行记》（1859年彼得堡出版）、阿尔谢尼耶夫撰《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1914年巴哈罗夫斯克印行）等书，当能找到俄国人眼里中国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素材。

3.东北亚人的文献

朝鲜与中国相邻，自古以来两国交往频繁，互有对方的文字记载。宋人徐兢著有《奉使高丽图经》，流传后世。朝鲜来华的文人很多，回国后也有其旅行纪录，或关于中国的文字，其中可能最早的一部是崔溥作的《漂海录》。崔溥任职弘文馆副校理，1485年正月因在济州岛遭强风漂流到中国浙江台州，被地方官送到杭州，经由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停留月余，出山海关经辽东于同年六月返回朝鲜，立即写出《漂海录》三卷，上报国王。崔溥在书中叙述在华经历和中国交通、地理、物产、文物、名胜古迹、民风、饮食习惯等事。关于明人服饰风俗是这样写的：“其服饰，则江南人皆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或着皮鞋、芒鞵，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首饰则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其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着短窄白衣，贫匮悬鹑十居三四。妇女首饰亦圆而尖，如鸡啄然。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山海关以东，其人皆粗鄙。衣冠褴褛。……人心风俗，则江南和顺，或兄弟、或堂兄弟、再从堂兄弟有同居一屋，自吴江县以北间有父子异居者，人皆非之。无男女老少，皆踞绳床交椅，以事其事。江北人心强悍，至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闾童稚，推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舟等事，皆自服劳。……江南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庙旌门者有之，常人略用棺不埋。江北如扬州等地起坟茔，或于江边，或田畔里闾之中。”^[22]

早在唐代，日本来华之留学生、僧，不少人汉学水平很高，与中国学士、诗人为友，想来会笔述中国历史和社会情景，唯笔者尚未请教有关专家，并不知情，然知清朝时期日本两部著作，颇有中国社会内容。一是《鞑靼漂流记》，日本商人国田兵右卫门等人于1644年夏天在海上遭风暴袭击，漂流到中国东北，被送至北京，转年冬天离开京城，取道朝鲜返国，于1646年8月写出此行经过，即为是书。刘星昌译成汉文，辽宁大学历史系于1977年出版《清初史料丛刊》，将之收入。著作者就亲身见闻记载中国人、尤其是满人生活和风俗习惯，如饮食方式、衣着装饰、过节、庙会、主仆关系等。另一部是《东鞑纪行》，作者间宫林藏于1808年两次到库页岛，一次到黑龙江下游，写出见闻，而成此书。《黑龙江日报》及黑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74年译成汉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梓行。该书记叙了中国清代东北少数民族鄂伦春、费雅喀、山旦、赫哲人的生产、生活和贸易，其资料可供社会史研究采择。

（写于2002年，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此系原文之节录）

【注释】

[1]《清史史料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89页。(www.xing528.com)

[2]张岱：《陶庵梦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张岱：《陶庵梦忆》，第45页。

[4]张岱：《陶庵梦忆》，第48页。

[5]张岱：《陶庵梦忆》，第70页。

[6]《四库全书总目》卷71《史部·地理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629页。

[7]《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19《户部》5《家产》。

[8]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聂崇岐：《重印太平御览前言》，《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0]徐珂辑：《清稗类钞》之谢国桢《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1]徐珂辑：《清稗类钞·迷信类·陕人背爷过年》，第10册，第4658页。

[12]《孔府档案选编》编辑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3]参阅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4]以上三书，由杨志玖先生提示信息，始得写出，书此特表谢忱。

[15]《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中册，第416—584页。

[16]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5—66页。

[17]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8]《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译者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9]《利玛窦中国札记》，第69—71页。

[20]参阅矢泽利彦：《日支本耶稣会士书简集解说》，艾廉莹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6期。

[21]樊国樑：《燕京开教略》序，1905年救世堂版。

[22]崔溥：《漂海录》。此书由韩国庆熙大学吴一焕博士提供，特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