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著书要有学术规范一样，图书的图文配合也需要有学术规则。就其内容来讲，有些与平常撰文的规矩相同，也有些不甚相同，在一定意义上说，更有其复杂性。而且，学术与效果要求很高，是不可以马虎的。我开始在书、文中配图时，起初并不在意它的效果，今日再审视那些插图，就感到了不安，因为在选图、说明和印刷方面发现有不少毛病。故而在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生活在清朝的人们》“叙说”中讲到史学著作的插图时认为，“最重要的自然是选图与内容配合的得当，说明文字的确切和交代图片的出处，印刷的清晰美观，此三项缺一不可”。这就关涉学术规范的事情了。今天正式提出来，并谈一点关于配图学术规范的初步意见。
第一是选图。如同选择文献史料一样，选图应当是严谨的。首先，选图目的性要很强，是做史料用，还是辅助材料用，抑或其他用途（如从美学角度考虑，做审美之用），所以，要从行文的需要去选材。其次，要留意到图片内涵的多样性，从哪一个方面去择取它，用在什么地方最恰当。再次，材料应有典型性，不宜乱选乱用，因为一个文献材料所占篇幅少，而一个图片占据的篇幅会较大。最后，注意图片画面的静态性或动态性。比如，我在选择北京白云观山门图片，画面同时有旅行轿和游人，我是想表现白云观道教建筑风貌，当然愿意用素净的纯建筑物的原貌，而不是想说明白云观成为旅游景点，因此就不能要这种动态性的画面；同样，我拍摄清雍正帝泰陵神道及其后部的建筑群照片，意图反映泰陵的雄伟气势，然而游人络绎不绝，拍不到静态的场面，甚为遗憾。图是“死”的，用得要活。至于图与文具有内在联系，忌讳乱用、凑合使用，自是在不言中的规矩了。
第二是命题。命题是给一个图片定一个题。如同文章的题目，字虽不多，可是要做到画龙点睛，文约而内容涵盖量大，很不容易。它需要回答使用那个图片的目的，与文字叙述是怎样配合的。关键是要能表明作者为什么用这个图，用得是否恰到好处。
第三是出处。图书、论文的注释早已形成规范，包含作者（编者、译者）、书名、出版机构、版本、年代等要素，以及需要特别指明的版本、转引、前人使用状况等。图片来源的注释，除了这类内容外，还要复杂一些，因为它常常不是出在某部书中，比如，应有收藏一项。如果是未被图书、文章利用的单幅照片，是依据考古发掘或传世文物拍摄的，就需要注明发掘者（单位）、摄制者、保存者（单位、个人）。
第四是考证。对照片本身而言，有的需要作出考察，如同史料考证一样。像拍摄年代，有的记录得很好，没有记载的就需要考订出来。图片内容的真伪，有时也需要考校一番。我们都知道，“文革”时期“换头术”的故事（将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中的某一领导人换为另一个人）；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图，在“文革”期间对画中的刘少奇像作了模糊性的技术处理，令人看不出刘少奇来。古代名家的书画作伪甚多，用作史料常常需要考证，否则容易上当。此类事例甚多，不胜枚举，故而辨别真伪实乃要务。
第五是尊重知识产权。在当今剽窃屡屡出现且不以为怪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的意识与道德必须明确和确立。图片的知识产权比起书籍来，应该说要复杂得多。它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多样化，发现者、收藏者、摄影者、编辑者、出版者均可能是产权拥有者，以致加工的人也可能与产权有关。比如，古代壁画的临摹人依据实物画出线条图，有无知识产权，怎样界定，图片资料已经成为公共财富的与尚属私人的如何利用，实在是大学问。有了知识产权意识，在利用图片、说明出处时才会处理得好一些。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www.xing528.com)
【注释】
[1]版本甚多，并有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节选版，有语体文释文。
[2]勾吴飞云馆主光绪十四年（1888）序本，卷首画像插图二幅，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出版。
[3]参加写作的有刘泽华、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等教授，此书由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4]对此问题，我在《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二章第一节、第六节有所涉及，或可参考，有些内容亦吸收到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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