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拟从学者的具体研究及个人研究中的感受来说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笔者从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中，感到他们有传统史料新解读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以与生态环境观念相联系的研究为例。研究宗族史的赵华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去安徽黟县南屏村叶氏家族居地调查家族活动，对往日封山育林的族规及习俗大加赞扬，撰文云：“叶氏家族在老虎山有数十亩山场，古木参天，粗大合抱。山场立有界碑和禁牌，支丁只准拾枯枝、扫落叶烧火，严禁乱砍滥伐，违者罚以锡箔将砍伐树木烧化。由于对乱砍滥伐者严惩不贷，所以，山场保护良好，一片郁郁葱葱。武水横流，绕南屏村东去。西干桥和万松桥立‘养生溪’三字石碑，水中游鱼只准垂钓，不准网打，如违，罚以锡箔将鱼烧化，所以游鱼安乐，柔游水中，沿溪可见，大者一二十斤重。”[32]看他如此富有感情地颂扬家族保护生态环境，无疑是先自身有了这种环保意识。孙达人研究农民史，著作《中国农民变迁论》，讲中国第一代农民，即三代宗法农民，是在良好的大自然环境下建设社会，第二代战国秦汉“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精耕细作进行农业生产。他的研究，体现出重视自然环境、生产力、交通等因素的特点。[33]冯天瑜等撰著《中华文化史》，以大量的篇幅叙述生态环境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此书于1992年梓行，可知其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率先将环保意识贯彻于学术研究之中，[34]从而搜集、使用相关的史料。
笔者在二十几年前研究皖南棚民的经营方式史时，发现外省进入皖南山区的棚民与土著有冲突，官方支持土著，他们的理由，一是棚民开山种地，破坏了居民的祖坟风水；二是山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减少农田生产；三是河流因之堵塞，影响通航。那时笔者知道这是事实，有些道理，但在1977年写作《试论清代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一文时，[35]并没有写进这个内容，因为当时阶级论的影响很大，觉得棚民多数是穷苦劳动者，若写他们的破坏性，岂不是“诬蔑劳动人民”，害怕这顶帽子，故而回避了这种历史事实。及至有了生态环境史的概念，将棚民无序开山的事实同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起来，对事情的认识进入另一个境界。与此相类似的是，过去阅读族谱，看到一些家族的族规中，对族人到祖坟山上砍伐树竹、折取树枝，给予严厉的处罚，甚至连拣枯树枝、割茅草也严格限定日期，不许乱来，那时将家族视作是族权的组织，对这些规定以为是族长的小题大做，用以钳制族人。当有了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之后，就将那些族规条例同保护生态环境联系思考，读出一些道理。当90年代中期去江西进行家族史的田野调查，发现村民自觉保护水土，封山育林，认识到民众的自觉性同历史传统的关系，说明当初的有关族规是有其理由的，只是那时的族尊不会讲保护生态环境的道理，只知订立族规制约族人。生态环境史的概念，令笔者重新理解早期阅读过的史书，认识有所提高。
妇女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的概念和研究方向的提出，使笔者在女性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所改变。“正史”中的《列女传》，被前辈痛斥为奴役妇女的罪恶纪录，不去认真阅读，读了也是从妇女受压迫的角度去采择一些材料，当有了两性关系史的概念，笔者研究娼妓史予以运用，从男女两方面来观察娼妓出现及某些妓女受到某种尊重的原因，写出《古代著名沦落女子为何受褒扬》[36]；阅读《清史稿》的《列女传》，写作《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37]，希望深入女子的精神世界，去认识她们的守节行为，对《列女传》作出另一种解读。身体史概念的获得，也令我在重新理解史料方面受益。80年代前期笔者研究雍正皇帝的历史，对他处理方士贾士芳一事颇为疑惑不解，因为他刚刚说贾士芳是异人，能治愈朕躬之病，不几天又宣布其为左道妖人而予斩首，贾士芳的治病，用史料记载的雍正帝的话说是：“口颂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笔者在《雍正传》书中叙述了这些史料，对贾士芳究竟如何治疗雍正帝疾病，未能作出任何说明，及至有了社会医疗史的概念，从引导术、安眠术、按摩术、人体特异功能的学术探讨中获取知识，猜测贾士芳试图用这些方法给雍正帝治病，并要求患者的配合，可是皇帝哪能被人诱导，心理上承受不了，加之贾士芳可能功力有限，不能在短期内使雍正帝痊愈，因而遭到杀身之祸，遂将这种看法写在一篇文章中[38]。笔者自知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总算有了一种说法，比以前茫然不解要心安一点。(www.xing528.com)
笔者观察当前学术研究动向，加之个人的体会，深知因为运用者的新视角，不仅会发现新的史料领域，同时会对原先的史料产生新的领悟，进入新的意境，会凸显史料内涵的另一个侧面，做到较全面地理解，能够用以解读历史现象，这同样是挖掘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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