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作品被有条件地利用为史料
文学艺术作品，有一个时期被严格地排除在史料之外，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不是真人真事，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只有极少数史家，敢于利用文学作品的材料研究历史，如陈寅恪，采取以诗证史的办法，写出《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等名著，这表明文艺作品的内在因素具有史学的史料价值。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很自然地令人们注意到文艺作品的这种价值，这是因为：第一，诗赋常常有序言，将它同诗赋本身结合观看，得以明了有关的史事；第二，诗集的编辑，通常是依写作年代进行的，时间与内容的结合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一些事情；第三，成功的文艺作品，寄托作者的情感、愿望，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助于人物行为、社会生活及传记的写作；第四，通常被人们蔑视的官方的一些赋诗活动及其纪录，能够反映缺乏史料的历史事实的某种侧面，故而也可以当作史料来运用；第五，文艺作品对事物的形象反映，可能会促进史家研究的形象思维，有助于理解历史。
具体地说，文艺作品可能提供的社会史资料，我想有以下几方面：史诗记录社会灾异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信仰中的无奈求助，如描写灾荒和瘟疫的流行，社首、地保、绅衿组织民众求神求雨禳灾消祸，为此而敛钱，往往不见效果，灾民更加痛苦，在张应昌编辑的《清诗铎》里收有很多首这一类的诗词。[19]
小说反映人们具体而生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节日生活、人生喜庆（生日、乔迁、升迁）活动，比如《红楼梦》描写各种人穿着服饰，标志人的社会身份，王夫人责骂奴婢晴雯：谁许你穿红着绿，打扮得妖精似的。可知衣着是等级身份的标志。《红楼梦》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的情节，建议家族建立族学和义田，即使抄家，义产也不没收，而族学可以培养子弟，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是那时家族活动的写真。《红楼梦》写探春出面组织海棠诗社，小姐、少奶奶吟诗作乐，如同社会上文人雅士结社吟诗的社交活动。《红楼梦》写刘姥姥的二进大观园，被人们善意的愚弄，她也知道自己充当的角色，但乐于承担，她几乎成为“清客相公”的形象。《红楼梦》写众人凑份子给凤姐做生日，是大户人家学小户人家过生日的法子。《红楼梦》写医家用药的药方，研究者认为作者真懂医学。《红楼梦》写薛宝钗论作画，研究者谓其作者深明画理。《红楼梦》写山子野建造大观园，研究者云其反映乾隆时代的建筑艺术。如此等等，《红楼梦》成了百科全书，成为反映清代前期社会生活的艺术性资料，可供史家选取。
文艺作品寄寓人们的某种理想和政治感情，如员外郎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写明清之际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妓女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藉以抨击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的腐败。此剧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京城演出，引起轰动，孔尚任也因此丢官，这本身就是生动的社会历史，而《桃花扇》的上演，正是人们欣赏表演艺术的文艺生活。文艺作品表现人们的感情生活，也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如皋冒辟疆写作《影梅庵忆语》，反映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有些诗赋看似无聊的游戏之作，其实也能反映社会上层生活的某种侧面，如朝廷举行《柏梁体》赋诗会，皇帝作首句，王公大臣赓和，每人一句，不过几个字，却能反映其人的人品及对此种游戏的态度。每年开春的皇帝亲耕耤田礼，过去我们以为这是皇帝走形式，做给百姓看的，没有意思。有的皇帝确系如此，有的则不然，亲耕以前要和大臣一起演习，郑重其事，连同祭天大礼，祭前皇帝要在斋所斋戒，离开大内，不得亲近女色，这些祭祀大典和亲耕礼，有时有颂赋的创作，过往我们视之为具文，其实从中亦可窥视皇帝的另一种生活、皇帝的情趣及身体状况。
（二）对笔记体著作的史料运用
笔记体的著作，是作者随笔记录所见所闻及阅读图书、鉴赏文物心得，或者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在古代图书分类学中属于“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它的内容复杂，学者将它们区分为学术类的笔记、怪异（志怪）类的笔记、小说类的笔记，当然学术类的最有史料价值，向来为史家所珍视，社会史的研究更使它大放异彩。对于笔记体文献，不管是哪一类的，都有社会史史料的价值，这是因为它提供的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泛、之深入细致、之生动形象，为他种文献所难企及。笔记体著述，只要作者感兴趣的，什么事情都会记录（政治上的禁忌除外），所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的生活及其观念，举凡绅衿职官的逸闻趣事，结社吟诗，九老聚会，朝廷决策的某种细节，民众运动的发生与观念，男女关系及女子的异行，优伶的演出与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僧尼道士道姑，法事道场，民间秘密结社，秘密宗教，少数民族的社会风情，民族关系，半贱民、贱民社会，贱民与平民的关系，家庭家族生活与人际关系，三教九流，三姑六婆，人生喜庆，变性之人，风俗时尚，饮食、衣着好尚，物价与消费，天象灾异，风雷雨雹，赈灾救济，好善团体，等等。
说到细致，描述事情的细微末节，是生活本身的，没有各种官修图书的套语或语焉不详。如明末清初张岱著《陶庵梦忆》，记说书艺人柳敬亭讲述“景阳冈武松打虎”故事，说武松到店内沽酒，无人接待，恼怒得大吼一声，震动得空缸空瓮嗡嗡作响，听书人则是“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将演员的绝技及与听众交流的情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20]具体而又有心理活动的描写，自然将事情、人物写得生动，读起来有滋有味，常常会有会心微笑的乐趣。
志怪的内容，反对迷信的时期，视之为荒诞不经之谈。人们对一个时期的认识作出反思之后，知道迷信有之，但更多的是人类对人体自身、对自然界、对社会的某些现象缺乏认知，人体有没有特异功能，做梦是怎么回事，星座与人生有无关系，风水有没有道理，自然界的非常规现象与人间的异事有无因果关系，这等等问题都需要继续探讨，求得科学解答。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之后，人们懂得“人定胜天”的观念需要重新思考和解释了。自然科学解开酸雨之谜以后，历史文献中下红雨的记载，不能再斥之为妄说，那时虽无工业发展造成的酸雨，难道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吗？古文献记录天上掉下水牛，无知时谓为妄言，当有了龙卷风的知识，明白那是龙卷风造成的，古人不懂，以为是天意的某种表示，有迷信成分，但所反映的现象是真实的，基本上不能视之为迷信，如果我们斥之为迷信，那倒证明自家陷入了“反迷信”的迷信之中。所以对志怪小说的“怪”，不应简单斥之为迷信，而需要分析其是怎样的事情，古人对它的说明或不理解，正表明那时人们的观念、心态，正是社会史应当研究的内容。好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有待于人类去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无知下断语。有这种态度，可能会较好地认识和利用各种笔记小说的素材，令它能够说明社会生活史的每个侧面。(www.xing528.com)
（三）利用过往不登大雅之堂而流传于民间的文献材料
有些图书、文书在民间社会流传，文人雅士看不上，官方机构不收集，以致进入近代社会，公共图书馆仍不收藏。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术士的堪舆书，麻衣相士的算命书，江湖郎中的医术验方，居家生活的常用书——家庭生活手册，各种不同抄本、版本的《万宝全书》，等等。术数之士的书籍、秘密宗教的经卷，同“怪力乱神”有关，当然不能登大雅之堂。《万宝全书》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图书，也被学术界忽视。此外有许多类型的散篇文书，如地契、房契、税契、分家书、户由单、合婚书、卖身契、各种合约、过房文书，民人之间经济往来及人身关系的文书，官民之间的凭信而由民间保存的文书，皆系单篇零散之物，事主注意珍藏，因事关家事，自应秘不示人，不会在市面流传，而其所反映之事，皆很琐碎，亦不足以引发好事者的注意。但是时过境迁，即使那些文书已经失去法律上的效用，在古代也无人收集汇编，无从进入书林。20世纪，有公共图书馆认识到它的学术价值，予以收集，徽州文书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如今乃产生“徽学”。在此以前，敦煌文书的被发现，出现“敦煌学”这样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及其文书、徽学及其文书的引人瞩目，是人类学、民族学、史学、文学、宗教学各尽所能的综合成果，而社会史对这两种文书的利用，可以说得到了它们的实惠，将它们用作重要的材料库了。
尤为可喜的是，有学者对这类文书进行学术研究，加以评介，以便学者对它们的利用。李世瑜对民间宗教经卷的搜集与研究，写出专著《宝卷综录》，介绍七百七十四种宝卷。[21]最早将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王尔敏，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22]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论文，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数据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23]王尔敏还撰文介绍民间日用类书《酬世锦囊》——《〈酬世锦囊〉之内涵及其适用之人际网络》。[24]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25]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26]那些未能进入学者视野的文书，被发现了，被利用了，是史料学研究的发展。杨念群著文，将那些史料称为“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27]这类文书不妨名之为“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文书”。
（四）近现代的散篇文书成为社会史史料
上面说的是前近代处于边缘状态的史料文书，那么近代以来的同类或类似性质的文书，也有类似的命运，即被学者发现和利用。据说美国学者贺萧研究近代上海妓女史，从导游手册、街头小报、侦讯纪录诸种文书中，获得传统资料所忽视的史料。导游手册，应当是旅游景点、旅馆、饭店、娱乐场所（文明的电影院、剧院、博物馆，狎邪的色情场所）、交通图，铁路、公路、航空运行时刻表等方面的零散资料。街头小报，包括各种商业广告、传单、传播社会新闻的存世短暂的小报及杂志。这类资讯性的文书，具有极强的实效性，市民及旅游者看过或使用过之后就会将它们丢弃，很难有人保存这种失去效用的烂纸碎片，学者也不把那些东西当作正经书刊报纸，向不措加以收藏，故而难得有人了解、承认它们的学术史料价值。如今社会史的研究者有了“向下看”的视角，寻觅资料，将目光扫向这种文书角落，令它们成为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真是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了。
（五）视觉材料成为社会史史料
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与视觉材料关系密切，观看电视，几乎成了每天必有的活动，到各种博物馆、展览馆去欣赏科技、天文、绘画、摄影、雕塑、某种商品（如汽车）等专题内容的展出，到影剧院观赏电影、戏剧的放映或演出，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反映、记录现代人生活的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就进入了社会史史家的视野，把它们捕捉为研究素材，这样产生所谓“视觉材料”的史料，就是将电影、电视片、戏剧表演、图像、绘画、相片、留声机、唱片、雕塑品、建筑物、生产工具等等艺术品和实物，即文学性、艺术性、实用性的作品、物品，经过某种史料学的处理用作社会史研究的材料。文学家张爱玲利用收藏家庭及个人照片，于1993年写成《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反映其祖父张佩纶以来的家族史及其个人的经历，还涉及到乃祖堂侄清朝总督张人骏的家史，统观也是一个大家族史的片段。[28]她是文学家，写作《对照记》未必有人文学者将老照片当作史料来解读的兴趣，而近来似乎有了人文学者运用视觉材料进行历史研究的预兆。洪惠冠总编的《竹堑思想起老照片说故事》第一、二辑用老照片说明新竹移民史，讲到村舍、人物、居民、街道、卫生、聘金、妇人会、医疗、工厂、学校、旅行、七仙女故事、地方名士踏春，甚至还有“老婆请警察管老公”的照片与解说。[29]《台北市老街道》《台北市老车站》等书，也是利用老照片制作的。台北艺术大学的“台湾老照片数字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来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圆台湾：地理信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30]可见老照片运用之广泛。近几年，大陆学者对20世纪的老照片分出年代，编写不同时期的历史，出版社竞相出版。如《老苏州·百年历程（1895—2000）》，以约一千帧照片，反映1895—2000年苏州城市及居民生活的变化历史。[31]老照片是形象的、艺术的、直观的读物，它成了宝贵的史料。
史料，传统的来源是历史文献，近代发展出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口述史学的访问材料，田野调查的各种材料。社会史研究的出现，以新的概念与新的研究方向、领域，进一步扩大史料来源，将史学的边缘史料和新的视觉材料收入史料库，而对文学艺术作品、笔记小说用作历史资料，采取了大胆的态度，这都使社会史的史料来源得到大大的扩充，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素材。我们不妨将这些文艺的、视觉的材料，暂且名曰“另类”史料，说“另类”没有任何贬义，姑名而已。如若嫌其不雅，或可谓为“非传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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