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中国气候的影响

气候变迁固然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人类活动对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诸要素所产生重要的、明显的影响则起于历史时期，故可以说它是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一个新因素。

早期农业生产，人们往往采取刀耕火种的简单形式，广种薄收。先民为了获得较少的收获，却要大量开垦土地，这就使得大片天然植被遭到破坏。且不论远的，西周中晚期，周人不断对冰后期以来气候回升形成的温暖时代中发展起来的原始森林、草原等植被进行毁灭性的开发，进而导致当地小气候变化。谭其骧研究了黄河中游一带土地合理利用与下游的水害关系，指出，战国后期黄河中游的农牧界线在泾河、黄土高原南缘山地、吕梁山及云中山一带，这一线以北、以西以从事牧业为主，以南、以东则以从事农业为主。当时黄河中游水土流失轻微，黄河下游决堤也较少［52］。这还与当时黄河下游天然植被较好，湖沼支流多，也有一定的关系。秦以后多次向这一地区移民屯垦，使农牧界线北移；北方游牧民族则多次南下，又使农牧界线随之南移。农牧界线的南北多次推移，破坏了这一带的原始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河水泛滥［53］。两汉时代，也是气温下降的一个阶段。

历史上，我国曾是一个多林的国家，森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从内蒙古［54］、宁夏［10］、青海［55］、新疆［56］、广东、广西、海南［57］等地的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都是古高今低（当然近年有所回升），这种现象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植被是地球表面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是对气候影响较大的生物。植被可以直接影响当地小气候温度与湿度，森林、灌丛、草地等植被影响气候的大小按林→灌→草的顺序逐步降低。同时，植被还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增加土壤有机质、释放氧气等其他功能，间接影响气候。

人类不仅直接破坏天然植被，而且还以对野生动物乱捕、滥猎等形式间接地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着气候。因为野生动物与植物是相互依存的双方，野生动物的兴衰将影响到植被的生长状况，进而影响气候变化。日本国土68%为森林所覆盖，计量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森林在一年内能涵养水分2 200亿t，可防止水土流失量57亿m3，栖息鸟类8 100万只，为人们提供氧气5 200万t［10］。一个地区，只有当森林覆盖率保持在30%以上，且分布合理，才能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减免自然灾害［58］。

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绿洲效应、湖泊效应、“热岛”效应、温室效应、“阳伞”效应、火炉效应、海洋沙漠化效应［45］等，都在影响着气候，而且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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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现为原州区（2017年注）。

[2]据文焕然、陈加良实际考查：泾源古木两端横断面都保留了一种巨大外力强折断的明显痕迹，绝非斧锯所致，可以断定是因强烈地震形成山崩地陷埋入地下的。据查泾源附近1785年前后最后一次较大地震是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黑城地震；又据古木表面腐朽仅2～3 cm，内部材质完全可供利用；再据古木出土地点低温高湿，古木完全浸在水中，推测古木入土时间既不会超过200多年，也不可能更近。

[3]现为卡若区（2017年注）。

[4]“空桑”在今山东曲阜，说明当时中原一带已成泽国。

[5]传说中认为“共工”代表一个古代部族，他们的故事与“水”常常有关，居住于东方的水边。由于全新世中期气候回暖，海面上升，紧逼着共工人向西，朝地势较高的中原一带迁徙，与原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华夏部族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华夏人认为：一方面，共工人西迁侵犯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认为洪水、海侵是共工人捣乱，引来之祸，必须逐出。于是便有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天倾地陷、洪水横流等多种说法。最后，共工人与华夏人逐渐融合，筑堤，建城，直到大禹治水。气候由最暖又逐渐下降，海面也由近10 000年来最高处回落，洪水、海侵的传说也逐渐停止了。

[6]即栎属（Quercus）的通称，落叶阔叶树。

[7]菩提树是常绿乔木，是温暖气候的标志。

[8]常春藤要求最冷月温度高于-0.5℃。另，“常春藤”的现拉丁学名用Hedera nepalensis（2017年注）。

[9]石南要求最冷月温度高于3℃。另，据原拉丁文Erica再核查，是“石南科”（2017年注）。

[10]此乃“欧洲山毛榉”，属壳斗科；山毛榉科（Fagaceae）山毛榉属（Fagus）的山毛榉，中文学名为“水青冈”的拉丁学名则是Fagus longipeti olata（2017年注）。

[11]现核查，铁树的拉丁学名是Cycas revoluta，属于裸子植物门苏铁科苏铁属；原译文的拉丁学名则是“鹅耳枥”，属于被子植物门（2017年注）。

[12]现核查，Alder有作“赤杨木”；“桤木”的拉丁学名为Alnus cremastogyne（2017年注）。

[13]现为西安市（俗称）（2017年注）。

[14]现为洛阳市（俗称）（2017年注）。

[15]（宋）苏轼《苏东坡集》第4册《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16]（宋）王安石《王荆文公诗》卷四十《红梅》；（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

[17]苏轼（1037—1101）与其弟苏辙（1039—1112）的诗中都提到他们家乡眉山的荔枝。

[18]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和范成大（1126—1193）《吴船录》都反映当时眉山已无荔枝。

[19]现看，含从原四川省划分出的重庆市（直辖市）（2017年注）。

[2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雍熙）四年正月十日，帝以万州所获犀皮及蹄角示近臣。先是有犀自黔南来忠、万之境，郡人捕杀之。诏曰：‘自今有犀，勿复杀。’”《文献通考》卷三一一《物异考·毛火之异》大意同；但作“雍熙四年五月，有犀自黔南入万州。”《宋史·五行志》大意同；但称：“雍熙四年，有犀自黔南入万州，民捕杀之，获其皮角。”
综上，可以肯定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川黔南（今彭水）、万州（今万县）有犀活动。有提到的“忠”（即今忠县）一似为犀由黔南至万州经过之处，故有文献记载略之；“勿复杀”，看来还有野犀在这一带。
另，原文称“四川东部”，现乃重庆市。原“万州”“万县”，现为“万州区”；“彭水”乃“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2017年注）。

[21]现为衡阳市（俗称）（2017年注）。

[22]现为邵阳市（俗称）（2017年注）。

[23]其时，广东虽有野犀，却不是很多（详见第五章）。

[24]现为黄陂区（2017年注）。

[25]现为襄阳市（俗称）（2017年注）。

[26]现为南阳市（俗称）（2017年注）。

[27]现为开封市（俗称）（2017年注）。

[28]《图经本草》：“象牙，旧不著所出州郡。《尔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今多出交趾、潮、循诸州，彼人捕得，争食其肉，云：肥，堪作炙……世传荆蛮山中亦有野象，盖《左氏传》所谓楚师燧象，以奔吴军，是其事也。”当时野象分布不止这几处（详见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