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2 500～940年（即公元前510～公元1050年，持续约1 560年）是中国近8 000年来冷暖变迁总趋势的第二个时代——相对温暖时代。
本时代，野象和野犀等分布北界都已移出黄河流域，即它们已离开华北区，进入华中区（图8.2）[11]，但仍远在现在分布地之北。
图8.2 华北、华中、华南三区示意
（唐）苏鹗《杜阳杂编》与《旧唐书·代宗纪》都记载：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闰五月丁亥，皇室对待东南亚热带国家所送驯象，不是在长安饲养，而是将其送到长江中游的荆山以南放生。再有，唐建中初（约8世纪80年代）后，长安皇家动物园饲养的驯犀虽采取种种人工保护措施，仍屡次被冻死，或不得已押到长江流域一带放生。反映了气温较上个时代降低。
气温降低在具体气候上也有所反映：汉代黄河中下游就出现过多次低温记录（表8.3）。较显著的寒冷还有，咸康年间，约在公元335～336年冬及其后连续两个冬季，渤海结冰，冰区范围较广，可行车马；长庆年间的公元821～822年冬，淮河口外黄海结冰，冰区范围也较广［12］。光绪二年《江陵县志》、宣统二年《荆州府志拾遗》都记载天禧二年（1018年），“正月，江陵溪鱼皆冻死。”连地处长江中游江陵一带的溪鱼都曾被冻死，处于黄河流域的华北区显然已不再适宜野象、野犀等热带亚热带动物栖息了。
从植物如桄榔、柑橘、荔枝、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林等具体种类的分布北界看到，在本时代它们的位置也都远较现今偏北。
本时代野象、野犀在华中区与华南区都很活跃，扬子鳄、马来鳄、大熊猫、鹦鹉、孔雀、猕猴、长臂猿、野马、野驴、野骆驼、麋鹿等其他野生动物分布范围大于现今，种群数量也较今为多，特别是一些适宜在温暖环境中的种类，它们的分布北界当时都比较高。
表8.3 汉代黄河中下游的低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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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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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所列“低温”在现今看来属正常，但在“相对温暖时代”却属异常，史籍亦是以“异常”记载的。说明气候冷暖的起伏变化。
尽管汉代曾出现气温下降，但是我们可以从汉代华北西部的经济栽培竹林看当时气候。《史记》称：“渭川干亩竹。”《汉书》记载：今周至、户县、西安一带的“竹箭之饶”，并赞“鄂、杜竹林”可与“南山（指秦岭）檀柘”相媲美。《后汉书》也记载了当时商、洛、鄂、杜等地的竹林。当时的名士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人的诗文中多描绘今西安一带的“竹林之榛榛”“编町成篁”“竹林”等。尤其是汉代起在周至与户县一带设竹长丞，开辟官营竹园。当时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准格尔西北一带尚能生长竹子，现今竹子只能生长在长城以南。河南淇县西北的另一官营竹园——淇园，也是汉代始见记载，其规模大、面积广，产竹多。《史记》《汉书》《淮南子》《东观汉记》等称淇园竹子不仅用以制箭，而且在堵塞黄河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现今淇县一带的竹林已衰败，较大面积竹林已是在其西南博爱一带［13］。
再看前述（第三章）汉代柑、橘栽培北界虽然主要也在秦岭、淮河以南，但是仍比现今偏北，图3.2显示了这种差异。荔枝分布北界，由于汉代曾多次在今西安一带千方百计栽植，却难以成活，偶有一株栽成，却不能结实。柑、橘尚能耐-8℃以上低温，而热带亚热带果树的荔枝-4℃以下即受严重冻害。可以推断，汉代荔枝分布北界虽然低于柑、橘分布北界，但显然也是高于现今。桄榔等分布北界在汉代也都较现今高。
野象、野犀分布北界和最北地区，反映了当时它们所处地区温暖气候。从近8 000年动植物等变迁看来，历史时期存在着气候带移动过程。例如，气候带南移，表明气温下降，野象、野犀等适应温暖环境的生物被迫南徙或分布在较南地区；野象等北返，说明有相当一段气候回暖期，野象才能在以前难以立足的地方栖息，亦显示出气候带北移。从表8.1可以清楚看到，本时代至少出现3次野象所反映的气候带南北迁移。据此，我们推测历史时期亚热带位置有变化。在最温暖时，亚热带北界曾达到黄河下游以北，燕山南麓，桑干河流域的阳原盆地北缘一线；寒冷时，亚热带北界则南移至长江以南；20世纪，亚热带基本处于近8 000年以来平均位置的偏南，但比明清小冰期时位置偏北。也就是说，气候由暖转冷并非直线式地下降，而是有所起伏。这种波动的幅度与持续时间的长短并不一致，在各个时代中冷暖是相对的。
综上所述，可见本时代气温虽低于前一时代，但却较其后的2个时代都高些。从图1.5即可看出这种动态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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