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时代大致距今8 000～2 500年（持续约5 500年），是我国历史时期气温最高阶段，这可以从多种自然现象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以及实地考察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证明。
对古土壤研究表明，全新世气候呈现干凉→暖湿→寒冷→温凉稍湿润→寒冷的波动变化过程，在大约距今8 000年（即全新世中期）以来的气候则是先出现较长的温暖阶段。具体到盐碱土的分布范围扩大与缩小、土壤中盐碱含量的变浓与淡化，也显示了早期气候温暖。
对海岸研究表明，暖湿气候，使冰雪消融，降水大于蒸发，或二者比率相当，造成海侵，逼使海岸向内后退，陆地范围缩小；随着温度和湿度下降，形成海退，海岸向外推进，加以河流挟带泥沙等淤积，更使海滨扩展。从中国东部沿海整个海岸变迁看，近8 000年来呈现大陆面积增大趋势。
历史时期，海平面高度也有显著的变化。根据辽宁南部海岸附近保留的近10 000年来各种遗迹，如海相贝壳堤、沙砾堤、海洋沉积物、海蚀阶地、海蚀岸等，将它们与天津、上海以及日本、欧洲等地海岸变迁和海平面升降资料比较，绘制的辽宁南部10 000年来海平面高度变化曲线（图8.1）［1］，也表明了本时代是历史时期海面最高阶段，反映了当时气候最为温暖湿润。
图8.1 辽宁省南部1万年来海平面高度变化
适宜在热暖海洋环境中生长的古生物在全新世中期分布地区较今偏北，反映了当时气候比当今温暖。
陆地上生长的植物也显示出古今迥异现象。我国森林覆盖率在2 500年前曾超过50%，其后逐步降低，处于较低水平。从植物种类中由适宜暖湿环境组合向适宜干凉环境组合变化较为显著，适应热、暖环境的环纹藻、竹类、柑橘、荔枝、梅、楠木、桄榔、椰子、槟榔等变迁情况看，呈现分布北界纬度下降趋势；就是冷杉、桤木、中华水韭、杨梅、柞栎、榆等也明显的北界南移，这些也表明本时代的温暖。
从较系统的珍稀野生动物——扬子鳄、马来鳄、孔雀、鹦鹉、长臂猿、猕猴、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麋鹿、亚洲象、犀牛等的研究来看，都反映出历史时期气候由暖转冷的变迁。
野生亚洲象和野生犀牛的分布可以反映当地热带亚热带气候，从它们分布北界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在本时代达到历史时期最北地区（表8.1），证明了这一时代最温暖。
表8.1 历史时期中国野生亚洲象、犀牛的分布与气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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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本表内一些政区现为：安阳市（俗称）、西安市（俗称）、韶关市（俗称）、玉林市（俗称）、景东彝族自治县（2017年注）。
从野犀、野象本时代（距今8 000～2 500年）的分布北部地区（详见第五章和第六章）来看，在长江流域北部，黄河流域，甚至燕山南麓一带，距今7 000～6 000年前在河南淅川下王岗有野象与野犀分布，距今6 790～5 590年前在陕西南郑龙岗寺、西乡何家湾[1]、西安半坡等遗址一带有野犀与野象（似有）分布，距今4 000～3 000年前的河北阳原一带有野象分布，距今3 000年前河南安阳殷墟一带有野象、野犀分布，距今2 500年前陕西岐山、渭水一带、西安[2]、户县及山东曲阜等地有野犀、野象等分布。
山东一带环境考古成果也对本时代气候有所反映。这一地区扬子鳄遗存近年发现较多，分布较广，年代也具连续性（表8.2）。
表8.2 历史时期山东扬子鳄遗存分布概况
注：①纬度仅按市县驻地所定。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胡秉华1992年12月5日提供考古资料。
③一些政区后的注释，是2017年所加。
从表8.2的山东扬子鳄遗存系统研究，反映当地历史时期曾为亚热带气候。此外，在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7 000～6 000年间）鲁中南地区（以汶、泗流域为中心）有与今长江流域洞庭湖一带相同的生态环境，才可发掘出野生水牛（已灭绝）及今洞庭湖一带的长吻鲵、圆吻鳙、南方大口鲶、丽蚌、楔蚌、尖嵴等。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6 000～5 000年）鲁北莱州湾一带及以南大片地区也有扭蚌、楔蚌、背瘤丽蚌等，表明当时气候与今南方省区的气候相似［3］。龙山文化期间（距今5 000～4 000年）至距今3 000年前的商代鲁中南地区仍然温暖。
然而，在温暖时代，气温并非一直偏高，或者是恒定在某种程度上。例如北京地区植物孢粉组合分析表明，在距今5 600年左右，植被是以云杉、冷杉为主的暗针叶林，反映曾出现一个时间不长的冷期；在距今3 500～3 200年，曾分布着以松为主的针叶林，反映气候曾出现凉而偏干，并非寒冷潮湿［9］。青岛胶州湾一带在距今8 500～5 000年植被面貌曾相当于今淮河平原地区，反映当时年平均温度为13～15℃，年平均降水量800 mm左右，比现在同一地区气温高0.5～2.5℃，降水量也多；在距今5 070年前后，出现以针叶树为主的针叶阔叶林，反映气温曾有所下降［10］。杭州湾一带距今5 600～5 400年间，气温和湿度都有较显著降低，随后气温又有所回升，在距今5 000～4 000年间又出现气温大幅度降低，其后又回暖［11］。
古文献中对周代长江中游冬季结冰的寒冷气候也有记录。例如，同治五年《郧县志》《襄阳县志》、光绪十一年《襄阳府志》、光绪十年《光化县志》、同治五年《宜城县志》等称今郧县[3]、襄阳[4]、光化[5]、宜城[6]等地：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冬，大雨雹。江汉冰。”民国九年《夏口县志》、同治五年《郧县志》、同治六年《竹溪县志》《襄阳县志》、宣统三年《湖北通志》、民国二十三年《湖北通志》、光绪十一年《襄阳府志》、光绪十年《光化县志》、同治五年《宜城县志》、同治七年《汉阳县志》、同治八年《江夏县志》等称今汉口[7]、郧县[8]、竹溪、襄阳[9]、光化（老河口）、宜城[10]、汉阳、武昌等地：周孝王十三年（公元前897年），“大雨雹。江汉冰。”
可见即使在温暖时代，也有一些年份或某些地区一度曾出现寒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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