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野生亚洲象及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

长江流域（图5.3）野象分布，除了前述与野犀共存的浙江建德乌龟洞和余姚河姆渡外，还有一些具体地点有野象遗存发现。

桐乡罗家角遗址第三、四文化层发掘出亚洲象遗骨［21］，第四文化层14C测定为距今6 905年±155年，热释光法测定为距今7 170年±717年［22］。反映距今7 000年前后，当地天然林中栖息着野象。

湖州（曾称吴兴）一带邱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出土亚洲象遗齿，也证实了距今6 500～5 000多年前［22］，野象在这一带天然林中出没。

上海马桥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与嘉定方泰新石器后期或晚期地层发现的亚洲象遗存，证明距今5 000年前后［23，24］，这一带有野象。松江方塔地宫中亚亚洲象臼齿虽系宋代人放置，但标本的时代和产地都难明了［24］，有待研究。至于过去认为上海地区晚更新世的披毛犀，据近年古生物学者研究认为：“不是披毛犀，地层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晚更新世的。”［25］

吴江乌金漾和苏州地区另一地点，也有亚洲象遗存［26］，时代为全新世，不晚于商周时代。

上述这些野象遗存发现，表明距今7 000多年前到商周，长江下游及浙东一直有野象分布。

长江中游北缘的淅川下王岗遗址有猕猴、黑熊、大熊猫、豹、虎、苏门羚、孔雀属、鳖属、龟科及鹰、水鹿、和轴鹿等30多种动物遗存。尤其第九文化层（相当仰韶早期）有亚洲象遗存，第八、九文化层（相当仰韶早、中期）有苏门犀，说明当时这一带天然林中有野象、野犀等栖息［27］。

长江中游南岸澧县三元宫遗址也发掘出距今6 400～5 300年的亚洲象遗骸［28］。文献记载中多次出现澧县野象动态，说明这里是野象活动较频繁地点，野象在此地长久栖息。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河姆渡遗址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及醴陵出土商、越时代的青铜“象尊”“象纹铜铙”等文物，也可印证当时长江流域野象分布概况。

云梦游猎区当时有不少野象、野犀等动物，《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有所记载。

《山海经》记载我国古代象、犀分布在：鬲山、女床山、嚄阳山、众兽山、美山及岷山（长江下游）^[6]、崌山（四川邛崃山东）^[7]、蟠冢山（陕西留坝或宁强）^[8]、祷过山（广西）［20］、朱卷国（湖南岳阳）^[9]、狌狌西北（云南哀牢山）^[10]、苍梧之野（广西东北部，后文详述）等地。虽前5处地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已考证过的后7处，都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综合来看，公元前5世纪前，野象、野犀的分布北界已往南移了。

《尔雅·释地》称古代“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尔雅》约从战国开始汇集，西汉才告完成。“南方”指秦岭、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关于“梁山”今地的说法很多，较正确的有三说：即浙江绍兴一带^[11]、四川梁山（今梁平）高梁山一带［29］及福建漳浦梁山一带［30］。其实，《尔雅》是泛指当时秦岭、淮河以南许多山地、丘陵有野象、野犀等名产。这意味着春秋战国之际，野象、野犀分布北界已南移到秦岭、淮河一线了。

文物、考古证明了这种情况。如东汉壁画和石刻画像中都有象的图纹。始于东汉中期、盛于东汉后期至西晋，并延续到东晋的一种铜镜——夔凤镜（约2世纪前期至5世纪初期）上有大象生动的形象［31］。

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为主，包括贵州高原北部）一带，由于四川盆地地形较闭塞，野象和野犀活动以在盆地内为主，区际间迁徙较困难。

贵州西部偏北的黔西观音洞及水城（属六盘水）硝灰洞［32，33］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野象、野犀化石。贵州东部偏北的正安、凤冈、思南等地也有文献记载，可见贵州高原北部曾是野象、野犀的分布地。

四川盆地一带野象、野犀也久有栖息。筠连和铜梁有中更新世、晚更新世的象、犀化石［34］。前述《华阳国志》《国语》《三都赋》《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等都记载有野象。联系到雍熙后文献再未提及四川盆地一带的野象，看来，1050年左右，这里野象已趋灭绝了。

长江中游一带，除前文《墨子》《战国策》《楚辞》等记载有野象、野犀外，还有一些文献也有所记载。

《盐铁论·本论》：“荆、杨（扬）之皮、革、骨、象。”《荆州箴》有“象齿元龟”。表明东汉初前，野象在长江干流以北分布较广。

东汉末到南朝（2世纪末至6世纪），野象主要栖息地已迁到长江以南。《淮南子·地形训》：“长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长沙，郡名，治今市^[12]。湘南则包括今衡阳^[13]及零陵^[14]与郴州^[15]地区等大片地带。湖南常德^[16]郭家铺一东吴墓中随葬有象牙俑和象牙牌子［35］。

《宋书·符瑞志》记载：元嘉元年十二月（公元425年1月6日至2月3日），“象见零陵、洮阳（今广西全州北）。”六年（公元429年）三月乙亥，“白象见成安、安复（今江西安福）。”《南齐书·祥瑞志》：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白象九头见武昌（今湖北鄂州城区）。”可见野象当时在江南活动频繁，流动地区广。

7～11世纪中叶，野象在长江中游的分布北界从江北移到江南，但并不能截然分开，其中存在南北移动的反复过程。并且，这样的反复有多次。如《宋史·五行志》：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有象至黄陂县（今县北）^[17]，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州名，治今安陆）、复（州名，治今天门）、襄（今襄樊）^[18]、唐（州名，治今河南唐河）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乾德元年）十二月（公元964年1月18日至2月15日），于南阳县（今市）^[19]获之，献其齿、革。(www.xing528.com)

可见长江中游北部野象曾沿汉水干支流河谷经不少地方，到达秦岭东西段间的南阳盆地（或称南襄隘道）。

野象能进行这样长距离移动，《宋会要辑稿·食货》谈到其中原因：治平（1064～1067年）以前，今河南南阳h、唐河到湖北襄樊g一带，“地多山林，人少耕植”。足见象经过的这一带沿途人迹罕见，农田较少，森林密布，有利于野象沿途觅食、活动及栖息；当然，也与沿途地形较为平坦有关。但从野象在黄陂f“食民苗稼”，并在一些地方“践民田”，以致惊动了当局“遣使捕之”。看来，又由于黄陂f等地人口迅速上升，农田扩大，使得野象栖息地大为缩小，天然植被不够野象食料，转而食用栽培植被等，意味着这一带野象已处于濒危阶段。

唐代，《朝野签载》称：

（高宗）上元（公元674～676年）中，华容（今湖南华容）有象入庄稼中庭卧。

《宋史·五行志》记载：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五月，有象至澧阳（今湖南澧县）、安乡（今县）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阛阓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北城。

前文提到过澧县有五六千年前亚洲象遗存出土，可见这一带的野象栖居由来已久，直至唐宋仍有活动。此时江南一些地方野象移动也是比较复杂的。野象涉江、过州县都畅通无阻；但进庄稼地、入城镇却并非它们所喜好，通常是人类危及它们栖息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这正是野象濒危现象。

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以后，古籍中未再见有记载长江中游野象情况，看来自那以后到公元1050年前后，这一带野象渐趋灭绝。

长江下游一带，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和淮南平原，皖、浙、苏交界的山地丘陵（以皖南山地丘陵为主）。浙东山地丘陵与长江下游一带地域上相连，在此一并论述。

这一地带7 000年前的野象遗存就有所发现。更有时间较近的野象遗存为人们所见识：

建于北宋熙宁、元祐年间（1068～1093年）的上海松江方塔地宫发现的2件佛牙，经鉴定为亚洲象齿［36］，虽产地和年代不详，但附近马桥、嘉定等地有距今5 000年前后的野象遗存［23，24］；还有浙西吴兴（湖州）菱湖的野象遗存等年代较迟的在千年前。此外，浙江萧山、绍兴、诸暨等地也出土有野象遗存，年代虽未测定，但萧山的野象标本还非常新鲜，在仅距池塘底1 m深的淤泥中发现，时代较晚。都说明这一地带野象分布时间较长。

舟山本岛的定海白泉遗址近年发现牛鼻式罐耳，多角沿釜，猪鼻形、象鼻形支座等器物。据考证，它们的年代与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年代（即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4 750～前3 700年）相当［37］，表明当时这一带有牛、猪、象等动物，它们的形象通过先民工艺品反映出来。

《竹书纪年》《史记》《尔雅》《盐铁论》等都指出长江下游一带有野象分布。

《南齐书·五行志》称：永明十至十一年（公元492～493年），“有象至广陵（今江苏扬州^[20]）。”《文献通考》卷三一一，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三月，“有象入建邺（即建业，今南京^[21]）”。值得注意的是，《南史·梁本纪》所载：

南朝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十二月，“淮南［郡名，东晋咸和初侨置淮南郡于丹阳郡于湖县（今安徽当涂、芜湖^[22]、繁昌、南陵、铜陵^[23]一带）］有象数百”，它们在“淮南”到处寻找食物，“坏人室庐”^[2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本时代，长江下游一带的野象主要栖息于皖南和浙东山地丘陵一带。

（2）南朝梁承圣元年，既然离开“淮南”栖息地的野象就有“数百”，那滞留的野象当然还有不少，可见当时皖南山地丘陵一带野象很可观。

（3）承圣元年，大批野象离开皖南山地丘陵，到处寻找食料，“坏人室庐”；甚至窜入当时的重要城市、南朝国都。野象出走，多是由于当时农耕区不断扩大，使得它们的栖息地相应逐渐缩小，形成人与野象争占土地过程中的种种异常现象，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野象当时已渐处濒危状态。

（4）承圣元年后，古籍中没有再见到提及长江下游地区的野象活动情况，看来此后这一带野象又逐渐趋于灭绝了。

本阶段，长江下游野象虽以栖居当地为主，但它们的迁移与长江中游一样，也是复杂的，频繁的。一种是野象由皖南山地丘陵或更南地区迁徙到长江干流附近，例如上述野象入建业和广陵等；另一种是野象可能从长江附近向北迁徙到淮南，又由淮南移至淮北，例如天平四年八月（公元537年8月22日至9月19日）有巨象到达南兖州（治今安徽亳县^[25]）砀郡（治今安徽砀山），元象元年正月丁卯（公元538年2月23日）以前被送至邺（今安阳^[26]境内）^[27]。但这与上阶段野象在黄河下游长期栖息毕竟大不相同，它不仅无法过冬，而且一到淮北就被当地人们捕获。有必要提到的是：北魏在淮北捕获野象的时候，淮河下游正处于南北朝接壤地带，战争频繁，人们流离失所，人口稀少，因而荒地较多，有不少灌丛、草地等次生植被分布，这些也都有利于野象迁徙。

浙东山地丘陵一带的野象，《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称：“宝正六年（公元431年）秋七月，有象入信安（似今浙江衢州^[28]）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吴越春秋》卷四：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东阳（今县）有大象自南方来。”约从7世纪30年代起，野象的北界就主要限于钱塘江以南，距今千年前北窜到吴兴（湖州）菱湖的野象只是个别情况而已。从古籍记载与考古发掘结合起来看，浙东山地丘陵的野象约在11世纪渐趋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