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对野生犀牛分布与灭绝的影响

历史时期，野犀分布北界曾达到安阳（36.0°N）殷墟一带，从遗存考证，分布较北的主要是苏门犀，今野犀在我国境内已灭绝。但与我国毗连或接近的南亚及东南亚一带尚有苏门犀、印度犀及爪哇犀分布，其中苏门犀分布纬度较高在缅甸北部（27.0°N多），分布北界古今变迁达9°许，是热带亚热带野生动物中分布变迁较大的一种。

野犀是陆栖大型动物之一，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地及河湖沼泽环境栖息，由于它们食量大，身体笨重，反应迟钝，繁殖能力极低，孕期长达400～550天，每胎仅一仔，种群数量难以得到较快补充和恢复。

据北京动物园中尼泊尔所赠的印度犀观察，它初到北京时，冬季要求最低温度在20℃，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温度也需在15℃以上［9］。历史时期，野犀分布北界不断南移（其间曾有反复），反映了气候由暖转冷总趋势。

距今2 500年前的野犀遗存，以及文献记载、工艺品等证实，在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都有野犀分布。然而，到了唐代，同样是这一带，犀牛却不能生存。

建中（公元780～783年）初，只得将东南亚热带的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所送驯犀，完璧送还该国^[43]。这主要是因为气候转冷，使当年曾活跃在长安一带的犀牛难在此越冬了。贞元年间，热带国家所贡驯犀被安置在长安的皇家动物园饲养，虽勉强度过三四个冬季，但到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冬季更为寒冷，驯犀终于因冻而死^[44]。贞元末，长安皇家动物园内饲养的驯犀再次冻死^[45]。到唐宣宗（公元847～859年）时，只得将渠州所贡野犀，仍押还当地放生。充分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已不适宜野犀栖息，分布北界南迁到长江流域一带。

宋代，《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却称郁林州（治所在今广西玉林^[46]）的苏门犀“冬月，掘地藏身而出鼻”。表明当时连长江流域的气温都降低到野犀不能栖息，甚至岭南地区野犀还需“掘地藏身”才能越冬，气候又进一步转冷。

野犀最终在滇西南灭绝，与这一带的生态环境条件变化分不开。这一地区大致位于云南高原下降斜坡上，整个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峡谷与中山相间的破碎高原地貌，南部属于山地丘陵与河谷相间的地貌类型。由于其北有青藏、云贵高原等更高地形屏障，加以相当多中、小地形对冷空气的缓解作用，植被状况良好，尤其是南部纬度和海拔高度都较低，寒潮和冷空气都不能直接达到滇西南。这一带冬季更较同纬度地区温暖，夏季又迎受湿热西南或东南季风，降水较为丰沛；不过一些背风面峡谷因受焚风影响，气候以干热为特色。这一带北部南亚热带森林广布，南部热带森林、热带稀树干草原及竹阔混交林繁茂，森林附近的草地、湿润草地及河流沼泽等比比皆是［46］。因而，滇西南一直是野犀、野象等热带亚热带生物生存、栖息、繁衍的优良场所。野犀分布变迁既反映了气候冷暖变迁，又说明其他因素也影响野犀的生死存亡。

长江与黄河流域都是我国文明的发祥地，原始农业开始都很早，杭州湾沿岸和太湖周围新石器文化遗址是我国种植水稻和犁耕最早地区。但总的来说，黄河流域社会发展更快些，生产力水平提高和人口增加速度都比较迅速。这既促进了黄河流域相当广大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较早、较快，也使这一地区的森林和草地等天然植被遭受毁坏，较大面积的天然植被缩减较早、较迅速。所以，黄河流域的野犀、野象等在历史时期第一次全国性滥杀野犀、野象的高潮中处于濒危状态，并在气温显著降低后灭绝。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一带）铁器优先用于农业，牛耕推广，大批荒地垦成农田。生产力提高，促进生产发展，也使人口增加，又加速了荒地开垦。中原地区封建制实行较早，井田制崩溃之后，土地逐步变成了私田，这又为土地的开发利用、改善土地肥力提供了条件。《禹贡》曾列举下天（即中国）九州的土地，并将它们分了等：黄河流域的雍州属上上，徐州上中，青州上下，豫州中上，冀州中中，兖州中下，土地的肥熟都属中等偏上，这些地区正是野犀与野象灭绝较早之处。当时扬州一带的田是下下等，荆州一带下中等，是所谓黏湿的“涂泥”。长江流域纬度低于黄河流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相当大地区还没有很好开发，为野犀、野象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历秦到西汉，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一带，据《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等记载，一般还是“地广人希（稀）”，处于“水耕火耨”“以山伐渔猎为业”的生产落后状态。即使是较先进的杭州湾和太湖一带，先秦时于（於）越部族的总人口也不过30万［47］，仍然是人稀地旷。长江流域的野犀虽经春秋战国时全国性大肆捕杀，剥皮制甲，尚能保持生态平衡，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地区开发，以及气候、植被等都有利于野犀、野象的生息。

再经东汉、三国、西晋，长江流域人口逐渐增加。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纷争，北人南迁颇多，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黄河流域一带长期处于你争我夺的动荡局面。迄南朝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前后150多年，北人多次南徙，有如潮水。北人南迁后侨寓地区以长江下游为主，特别是江南的南徐州（今江苏镇江）移民最多［48］。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从春秋末以来，尤其是南朝时纷纷出山。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加之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使得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和浙东山地丘陵的河谷及平原地带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又使许多森林辟为耕地，生熟荒地再行垦殖，湖沼成为良田［49］。东晋至南朝近300年间，江南及浙东山地丘陵北部的平原及河谷成为“良田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缣”［33］。野犀、野象的栖息地被进一步挤占，加以人们捕杀野犀、野象的活动更甚，打破了这一带的生态平衡，使当地野犀较早灭绝，野象也逐渐濒危，进而灭绝。

唐代，陆羽《茶经》称越州（治今浙江绍兴^[47]）和明州（治今浙江宁波^[48]南）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会稽、四明山地等地大片森林为新辟茶园所代替。五代到北宋，浙东山地丘陵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这一带的林地等天然植被又相继被辟为农耕地区，更使野象栖息地进一步缩小；加以气温的进一步下降，致使这一带的野象也逐渐灭绝。

长江中上游地区虽也存在地区开发，北人南迁，农耕和制盐、冶铁场所挤占天然植被等现象，但在程度和速度上与长江下游一带有所区别。如《蜀都赋》显示四川盆地内山地，特别是偏远山区还是森林广布的游猎区。至东晋，湘江下游河口附近，水色依旧“至清”。唐代，长江中游森林、竹林分布仍然较广［50］。当时，长江中上游，尤其是中游一带还盛产野犀、野象。

北宋以后，人类进行的地区开发活动，滥捕乱杀野犀、野象等进一步加剧，气候也进一步转冷，使得野犀最终灭绝于我国云南。

早期，人类捕杀野犀还仅是取其肉充饥；继而，再谋其皮革制甲胄防身，以其角制作工艺品；后又以犀胯、犀腰带为显贵，以犀角做药。《梦粱录》记述宋代临安（今杭州^[49]）城内大街及著名铺店中就有“戚家犀皮铺”等。野犀应变能力有限，在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对野犀的间接损害，直接捕杀则最终造成野犀在我国的灭绝。可见野犀灭绝主要是自身因素以及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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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华北区”一般系指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脉、豫中山地丘陵以东，秦岭、淮河以北，海拔200 m以下的平原地带。

[2]现为石嘴山市（俗称）（2017年注）。

[3]现为石嘴山市（俗称）（2017年注）。

[4]现为安阳市（俗称）（2017年注）。

[5]现为西安市（俗称）（2017年注）。

[6]现为安阳市（俗称）（2017年注）。

[7]“■”指辨识不清的文字。

[8]现为安阳市（俗称）（2017年注）。

[9]古时用以指野犀或野牛。此处“兕”应为前者。

[10]浙东地处长江下游以南，但地域毗连，为叙述之便，将其划入长江下游地区。

[11]《尔雅·释兽》同郭璞注，但无“三”字。

[12]所提“犀、兕”即野犀。《战国策·宋策》大意同。

[13]这两件文物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称为“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和“错金银犀牛铜带钩”。

[14]“铜梁”现为铜梁区，属重庆市（2017年注）。

[15]现为万州区，属重庆市（2017年注）。

[16]现属重庆市（2017年注）。

[17]县皆在重庆市（2017年注）。

[18]现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与黔江区，皆属重庆市（2017年注）。

[19]据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2017年注）善本组藏明抄本。但《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犀兕部纪事》引《东观奏记》（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无“月”字，却多“命三”二字，似较妥当。

[20]现为万州区，属重庆市（2017年注）。

[21]现为俗称（2017年注）。

[22]辖今重庆市綦江、南川区部分地区（2017年注）。

[23]现为綦江区（2017年注）。

[24]《太平御览》引范子计然同。

[25]（宋）邢邴《尔雅·释兽·疏》引。

[26]湖南省博物馆袁家荣1984年6月提供资料。

[27]广西博物馆赵仲如1984年7月提供资料。

[28]《全唐诗》卷八四二。

[29]现为俗称（2017年注）。

[30]现为俗称（2017年注）。

[31]现为右江区（2017年注）。

[32]现为俗称（2017年注）。

[33]民国三年（1914年）《灵山县志》卷二一上《生计志·动物·鸟兽·兽之属》未提犀、象。另外，方光汉《分省地志·广西》（1939年）：广西兽有犀。

[34]现为隆阳区（2017年注）。

[35]《重修政相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兽部·犀角》引。

[36]《后汉书》卷八六《哀牢》，哀牢国出“孔雀”“犀、象”。

[37]其中保山、临沧现为“市”，其余仍为“自治州”（2017年注）。

[38]现为麒麟区（2017年注）。

[39]《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

[40]现为腾冲市（2017年注）。

[41]现为芒市（2017年注）。

[42]民国十一年（1922年）《元江志稿·食货志·物产》称当时元江县（今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特产有“犀牛”，“产南乡山箐中，大如牛，鼻端有小角”，似为今动物学上的小独角犀。
据李拂一《车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载：1924年车里宣慰司（治所在九龙江外流沙河汇入九龙江处东南三里许）刀承恩命其子率各地土司晋昆明观光，进犀角、象牙等物。同书第四章《物产》称：到1930年，西双版纳物产中兽有“象、犀”。另外，“象之牙”“犀之角”仍有输入内地者。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西昌县志·物产·动物》中有“虎、豹、旄牛、犀、鹿、麝、熊、罴、貘”。是否当时仍有犀？因仅为孤征，尚待查证。

[43]《白氏长庆集·驯犀》：“君不见建中初，驯犀生还放林邑。”

[44]《白氏长庆集》卷三《讽谕·新乐府·驯犀》：“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驯犀生处南方热，秋天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冻伤鳞甲缩。”
同书卷四自注引李传云：“贞元丙子岁（十二年，公元796年），南海来贡（驯犀），至十三年（公元797年）冬，苦寒，死于苑中。”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十一月已末，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驯犀，甚珍爱之，是冬亦死。”《唐会要》卷四四，《文献通考》卷三〇五，大意同。

[45]《白氏长庆集》：“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

[46]现为俗称（2017年注）。

[47]现为俗称（2017年注）。

[48]现为俗称（2017年注）。

[49]现为俗称（2017年注）。